视点 | 文学数据库成为新的文学研究方法

提到文学研究中的数据库，很多人往往将其视为资料保存系统，是把文学作品、作家生平、研究文献、书刊目录、译本信息、手稿图片等文学研究相关资料集中在一个平台上。但理想的文学数据库并不是简单的电子资料仓库，而是新的文学研究方法。

原文 ：《文学数据库成为新的文学研究方法》

作者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 陈广兴

图片 |网络

改变文学研究的对象边界

文学数据库作为研究方法，首先在于改变了文学研究的对象。传统文学研究大多聚焦作家作品，以单个作家、某一时期、某一文类的作品为基本对象。这样的研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毕竟文学意义需要落实在具体文本和具体历史语境之中。但文学现象并不只存在于单个或数个文本之内，而是一个由制度、媒介、文本、作者、读者、阐释和技术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文学数据库把文学研究的对象从孤立文献转变为关系结构，体现出独特的方法论价值。

在文学数据库里，一篇小说不仅是文本，也是发表事件、出版节点、评论对象、译介起点，还是一个连接诸多地点的空间想象系统和无数人参与其中的人物关系网络，甚至是一系列可计算、可比较的语言材料。一个作家也不仅是姓名、籍贯、生平年谱，而是与流派、阶层、社团、刊物、通讯、编辑、读者、译者、地点和时代主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节点。精心建构的数据库能够把这些关系显性化，从而改变文学研究的对象边界。

弗兰克·莫莱蒂2013年提出的著名“远读”理论，既是对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革新，又是对文学研究对象的改变。他强调距离本身是“知识的条件”，使研究者能够关注比单个文本更小或更大的单位，例如母题、文类和系统。文学数据库通过把文学资料转化为可分析的结构，可以成为实现莫莱蒂远读法的装置。

文学数据库的内容和字段决定了哪些现象能够被看见，哪些问题能够被提出，从而成为研究方法。如果文学数据库不只是收录名家名作，还同时收录与作家作品相关的报刊、广告、翻译、书评、奖项、大学课程、社交媒体、读者来信、出版机构、社团活动，就具备了文学传播研究的条件。同样，如果数据库的字段增加了发表城市、译者身份、文本题材、人物关系、情感极性、文本体裁、引用来源、版本状态等内容，该数据库本身就具备了全方位展开文学创作过程研究的条件。博伊西州立大学的杰夫·韦斯特欧弗在其《玛丽安·摩尔与档案：从物质文化到数字人文》（2024）中提出，数字化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将美国现代主义诗人玛丽安·摩尔的手稿、剪报、通信、笔记、阅读材料，甚至房间陈设纳入数据库，能够展示出摩尔的诗歌如何在物质文化和档案实践中生成。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亚历克斯·克里斯蒂在其《现代手稿与数字人文的前史：纸张处理器》（2024）中，将普鲁斯特等人通过剪切、拼贴、重排、粘贴、编号等工作加以数字化，从而把文学本来的过程性和关系性显现出来。

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论证方式

文学数据库作为新的研究方法，还在于它改变了文学研究的论证方式。传统文学研究往往通过若干具体的例证来支撑判断，例如选择一部作品、一段引文、一个人物、一个意象，然后进行细读分析，凭借研究者的审美经验得出结论。这种文学研究今天依然重要，未来也不可或缺，因为文学阐释必须与研究者的情感体验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文学数据库并非否定传统研究，而是将建立在研究者感悟之上的个体判断上升为人人可见的显性结构，从而形成可复核的论证过程。

在传统文学史写作中，研究者常说某位作家“影响很大”、某一刊物“地位重要”、某种题材“兴起于某一时期”、某一译介路径“改变了接受格局”。这些判断在经验层面可以成立，但若要进入数据库，就必须转化为可记录、可查询、可比较的结构：影响体现为引用、转载、评论、同人关系和机构关系等；刊物地位由发行量、作者阵容、转载率、持续时间和跨地域传播来衡量；题材兴起是作品数量增加、关键词增多、叙事模式聚集，以及读者评价发生变化。数据库能够把模糊判断转化为可追问的问题和可复核的数据。

当文学研究的尺度远超具体作家作品的范围时，数据库的论证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当研究对象扩大到成千上万部小说、数十年报刊资料、复杂的跨语种译介过程、海量网络文学作品时，传统文学研究的主观情感体验和审美经验就很难承担起总体判断的重任。这时候采用传统研究就容易陷入典型例证的局限。文学数据库能够在大规模材料中发现聚集和规律、断裂和异常，从而为远读、宏观分析、主题模型、网络分析和文学地图提供客观的、可追溯的证据链，提出和回答新的问题。奥斯卡·斯图勒于2024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论文《小说创作中的性别能动性差距（1850—2010）》，以1850—2010年间87,531部小说为对象，使用基于句法分析的方法抽取人物互动网络，分析跨性别互动中不同性别的能动性。该研究发现，女性人物在跨性别关系中比男性人物更常处于被动位置；这种“性别能动性差距”自19世纪以来有所缩小，但到21世纪仍然存在；同时，男性作者尤其倾向于赋予女性人物较低的能动性。由此，传统文学批评中关于“男性行动、女性被动”的判断，被转化为可以在大规模小说数据库中检验的问题。

人机协同的阐释主体

一个高质量数据库的形成往往需要文学研究者确定问题和概念，需要图书馆、档案馆和数据库工程人员提供文献整理与平台支持，需要标注人员执行统一标准，也需要同行学者不断校正和补充。因此，数据库不是个人学者独自完成的材料汇编，而是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有组织、可协作、可积累的知识生产方式。

文学数据库作为研究方法，还在于它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阐释主体。它在充分发挥个体学术判断力、主体性和责任性的基础上，使文学研究越来越依赖协作机制。

文学数据库也使算法和工具进入文学阐释过程，成为研究主体的一部分。在传统细读中，研究者主要依靠个人阅读经验发现主题、意象、人物关系和叙事结构；而在数据库研究中，文本检索、词频统计、主题模型、情感计算、人物网络、地理信息系统、知识图谱和大语言模型等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个人阅读难以察觉的结构性模式。例如，某一人物是否处于叙事网络中心，某一情感曲线是否贯穿作品，某一文类是否在特定时期集中出现，某一作家的接受是否与地域、刊物或翻译网络相关，这些问题都需要借助计算工具进行初步识别。这些计算工具的发现为文学研究者提供新的思考入口，从而实现在人机协同中进行研究。

以DraCor（Drama Corpora Project）欧洲戏剧数据库为例可以发现，文学数据库时代的阐释主体已不再是孤立的个人学者。一个戏剧人物网络的生成，至少依赖文本整理者对版本和文本边界的判断、TEI编码者对人物和场景的结构化标注、平台开发者对API和数据接口的设计、算法对人物共现关系的提取，以及文学研究者对网络结构的历史解释。发表于《计算戏剧分析》（2024）的《数千部戏剧语料库中的“小世界”结构探测》一文基于该数据库，研究者将近3000部戏剧转化为人物网络，并以“小世界”概念探索戏剧形式的跨国类型学。这充分表明了数据库并不是保存戏剧文本的仓库，而是组织人机协同阐释的研究平台。

四川大学王兆鹏团队建设的中国文学知识图谱共享平台——“唐宋文学编年地图”，聚焦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典籍数字化领域，集成了1000多万字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数据库和600多万字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研究丛书》，是当前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有力工具。该平台是团队协作和人机协作的成果，百余人借助数字地图、数据库检索、时空可视化与统计，历时多年完成。该数据库表明，文学数据库时代的阐释主体不再只是个体学者，而是由文献考证者、数据录入者、地理标注者、平台开发者、统计工具和古典文学研究者共同组成的协作系统。

综上，文学数据库不是资料仓库，而是新的研究方法：第一，数据库改变研究对象，使文学从孤立文本变为关系结构；第二，数据库改变论证方式，使判断从经验例证走向可复核证据链；第三，数据库改变阐释主体，使文学研究从个人细读扩展为人机协同和共同体研究。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1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社会科学报》2026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