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儒这个人，以及他的关系网，以及他对菏泽文脉的贡献

徐继儒这个人，以及他的关系网，以及他对菏泽文脉的贡献

图片来自曹县文史学者孔智敏老师

一、先说说这个人

徐继儒，有时候写作徐继孺，一字之差，其实是一个人。这种事在晚清很常见，写字的人不拘小节，考证的人绞尽脑汁。他字又稚，号悔斋，晚年自号苏门山人——山这个东西，在文人那里很重要，动不动就“号XX山人”，好像不跟山沾点边就不算文化人。他是山东曹县徐楼村人，生于咸丰八年（1858年），卒于民国六年（1917年）。

这个人有个特点：早慧。六岁能辨四声，搁现在就是六岁能分辨普通话的四声调值，很多成年人一辈子都分不清二声和三声。十一岁中秀才，搁现在就是小学五年级就考上了公务员编制——虽然是古代版的。十五岁选拔贡，拔贡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省范围内选拔的优秀人才，是要进京朝考的。十五岁，搁现在刚上高中，人家已经拿到省级荣誉了。

然后他去了济南的泺源书院游学。同窗中他年纪最小，但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书院的主讲匡鹤泉先生对他赞不绝口。匡鹤泉是谁？晚清山东有名的学者，能入他法眼的学生不多。徐继儒小小年纪就让老先生刮目相看，说明这孩子确实有两下子。

但这孩子还有个特点：不满足。当了黄县训导之后，公事之余“遍访胶东名士，孜孜学问，以求教益”。什么叫“遍访”？就是逮着谁问谁，不挑人，只要是文化人就去请教。这种学习态度搁今天，就是那种参加完学术会议还要拉着专家合影加微信问个不停的研究生。

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中二甲第四名进士。二甲第四名是什么水平？一甲只有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第四名就是全国第七——殿试排名全国第七。那一年他三十二岁。三十二岁，全国高考第七名，然后进了翰林院。

进了翰林院还不算完。庶吉士三年，散馆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相当于翰林院的实习生，三年实习期满考核优秀才能转正。他转正了，而且直接授编修——这是翰林院的中级职称，相当于现在中国社科院的副研究员。

这个人三十出头就达到了绝大多数读书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但你如果觉得这就是他人生的全部，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后面的事，比考进士精彩得多。

二、再说说他的关系网

研究一个晚清文人的关系网，不能只看他认识谁，要看他跟谁一起喝过酒、一起写过诗、一起办过事。徐继儒的关系网，从鲁西南一直延伸到京城，从官场一直延伸到诗社。

（一）老师和同窗——知识生产的起点

徐继儒的第一个重要关系是泺源书院的匡鹤泉。匡鹤泉是当时山东学界的大佬，能被他夸赞“探本溯源”的学生，在山东的学术圈就有了通行证。这就好比现在你在北大中文系被某位资深教授当众表扬，整个学界都知道你了。

在泺源书院，徐继儒“常与泉城文人谈经论史，切磋学问”。泉城就是济南，这些“泉城文人”具体是谁，史料没有一一列举，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通过这个圈子建立了山东学界的初级人脉。后来他以拔贡朝考选为黄县训导，在黄县又“遍访胶东名士”——胶东是山东的另一个文化重镇，那里的名士跟济南的不是一拨人。这样一来，他的关系网就从鲁西扩展到了胶东。

这种广交名士的习惯，贯穿了他的一生。一个人如果只跟同乡来往，格局就小了；如果只跟同科来往，圈子就窄了。徐继儒的特点是：不拘地域，不拘身份，只要是文化人，他就愿意结交。

（二）同科和同僚——官场的生存之道

光绪十六年（1890年）这一科，是晚清科举史上比较重要的一科。二甲第四名这个成绩，让徐继儒在同科进士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同科进士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做“同年”。在晚清官场，“同年”是一种比亲戚还硬的关系——亲戚是你没得选的，同年是你一起考过试的，有共同经历，有同窗之谊。

徐继儒的同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吕海寰。吕海寰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外交部尚书，是晚清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徐继儒的《曹南文献录》刻本和吕海寰的奏稿曾经被合刊在一起——这说明两人关系不一般，否则不会把自己的著作跟别人的东西放在一起刻印。

还有一个人叫姚舒密。姚舒密是巨野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进士，比徐继儒晚一科。但这个人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徐继儒做翰林院编修时回乡探亲，姚舒密专程从巨野跑到曹县来请教。徐继儒读了他的文章之后大为折服，说了一句：“此子不在我之下也！”

这句话很有水平。首先，它承认了姚舒密的才华；其次，它暗示了自己有判断别人才华的能力——我能看出你不在我之下，说明我站得比你高。这种话只有站得足够高的人说出来才不让人觉得狂妄。姚舒密后来也成了翰林院编修，两人的关系从“请教者与被请教者”变成了“同僚”。再后来，姚舒密辞官后专门跑到曹县定居——为什么跑曹县？因为徐继儒在那里。两人的关系深厚到什么程度？姚舒密在曹县“购置房子100多间，在安庄一带购置沃土几千亩”——这是要把家安在朋友身边，而且安得很彻底。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李经野。李经野是菏泽人，光绪九年（1883年）的三甲九十一名进士。三甲九十一名，排名不算靠前，但这人有个特点：有组织能力。李经野跟徐继儒是表兄弟——亲戚加同年，这关系够硬了。两人后来一起创办了曹南诗社，李经野是发起人，徐继儒是骨干。

（三）地方精英——扎根故土的底气

徐继儒的关系网不只在官场和学界，在地方上他也有深厚的人脉。

曹县当地有一个叫陈丰的人，他的次子陈雨山“与当地名流徐继儒、李经野、陈继渔、刘依仁等交往颇深”。现存有徐继儒为陈雨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洞天一品元章石，明月三人太白杯”。这副对联写得很有水平——上联用米芾（元章）爱石的典故，下联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意，既显示了自己的文化修养，又表达了对主人的赞赏。给地方人士题对联这种事，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维系地方关系的重要方式。你给人家题了对联，人家挂在客厅里，每天看着，逢人就说是徐翰林题的——这比发一百张名片都管用。

徐继儒还曾经给《杨氏家谱》写过序。给人家写家谱序言，这在传统社会是一件很郑重的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写的，必须是德高望重、有文化地位的人才配写。徐继儒在序中说：“惟古者睦族之道以谱联之”——这句话既表达了对修谱这件事的认可，也暗示了自己对“睦族之道”的理解。写序的人替人家立了言，人家自然要记你的情。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人情往来：我帮你提升家族的文化品位，你帮我巩固地方的社会声望。

（四）曹南诗社——关系网的终极形态

宣统三年（1911年）春，李经野定居曹县南城。他跟徐继儒是表兄弟，两人关系本来就密切。李经野对徐继儒说了一句话：“自科举废，古学衰，淑兴陶情莫善于诗，盍于吾曹结诗社乎？”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科举没了，古文衰了，陶冶情操最好的办法是写诗，咱哥几个组个诗社吧？

徐继儒“一拍即合”。同年年底，曹南诗社在曹县成立。

诗社的名字有讲究。曹县属地左城东二十里有南山，《春秋》记载：“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后来人们就把曹州府辖地统称为“曹南”。取这个名字，既有历史渊源，又有地域认同——不是随便什么诗社都能叫“曹南”的，得有文化底气。

曹南诗社前后共有成员64人。其中5人是山东其他州府的，11人是河南和江苏的。剩下的48人全是菏泽籍的。这个构成很有意思：主体是本地人，但向外辐射到了周边省份。这说明曹南诗社不是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而是一个有开放性的文化组织。

诗社的成员构成也很有特点：“这些闲居在家的前清士人家境殷实，不为衣食所忧，他们大多已处在人生的暮年，因为拥有前朝的功名，作为遗臣不愿再出仕，便借诗歌消遣时光。”

这段话写得特别好。翻译一下：一群有钱有闲的前朝老干部，不愿意给民国政府干活，闲着也是闲着，就凑在一起写诗喝酒。春日赏花，夏天观荷，秋夜望月，冬来踏雪——一年四季都有由头聚会。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退休老干部活动中心吗？只不过人家玩的是高雅版本。

徐继儒在诗社中的角色很关键：“徐继孺不辞辛苦，寄书给同乡友人，为诗社招徕成员。”李经野是创始人，但真正拉人入伙的是徐继儒。这说明徐继儒在地方上的人脉广、号召力强——你让我拉人，我分分钟给你拉来几十个。

1914年春，贾鸿宾的忆园牡丹盛开，专门写信邀请李经野和徐继儒来赏花。同年秋，李经野又和徐继儒、姚舒密等人赴单县贾鸿宾的忆园观菊。李经野写了诗，题目叫《喜悔斋、释筠、夔侣至并赴看菊之约》——“悔斋”是徐继儒的号，“释筠”是姚舒密的字。三个老朋友，秋天一起去看菊花，看完了还要写诗记录。这种生活，搁现在就是发朋友圈：“今日与诸友赏菊于忆园，甚欢。”

曹南诗社的唱和集录有诗1696首。一千六百多首诗，都是这帮退休老干部你来我往写的。你说有多大文学价值？可能未必。但你说有没有文化意义？绝对有。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一个从帝国到民国的剧烈转型期，一群人用诗歌维系着一种文化传统，用唱和保持着一种生活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抵抗，或者说，一种文化坚持。

三、再说说他的官场生涯

徐继儒的官场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升期、巅峰期、逃亡期。

（一）上升期：从翰林到学政

翰林院编修是个什么官？听起来很厉害，实际上就是个中级文官，级别不高，但位置重要——因为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离权力中心近。徐继儒在翰林院干了三年，然后出任陕西省副主考。副主考是乡试的二把手，主考是一把手。一个山东人去陕西当副主考，这是跨省调配，说明朝廷信任他——不信任的人不会让你去外省主持考试，万一你串通舞弊怎么办？

光绪二十年（1894年），徐继儒出任河南学政。学政是省级教育长官，主管一省的教育和科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那一年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日本打得落花流水。但徐继儒在河南干的是另一件事：选拔人才。国家在打仗，他在搞教育。看起来有点不合时宜，但仔细想想，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就在教育上吗？

（二）巅峰期：清理库银，名震一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徐继儒被委任为山西省清源局总办，专司清理库银。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央行山西省分行行长，但任务更艰巨——不是正常运营，而是清理烂账。

山西藩库“历年积弊甚多”。什么叫“历年积弊”？就是前任们留下的烂摊子，一笔糊涂账，没人说得清钱去哪了。徐继儒上任半年，“就将全省款项整理的井然有序，致使'奸吏咋舌，莫敢支吾'”。

“奸吏咋舌”这四个字特别传神——那些平时耍奸使滑的官吏，看到徐继儒的手段，舌头都伸不出来了，不敢狡辩。“莫敢支吾”——没人敢糊弄他。半年时间，把一省烂账理清楚，这人不光有学问，还有行政能力。而且，清理库银这种事最容易得罪人——你查出来的每一笔烂账背后都有人。徐继儒敢干，而且干成了，说明他有胆量、有手段。

（三）逃亡期：捕杀传教士，被迫出走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冬，徐继儒调任潞安州知府。

潞安在山西，徐继儒到任不久就遇到了一件事：某天主教神甫扩建教堂，强占民宅。徐继儒刚接到状子，神甫就来找他施压。徐继儒联想到之前发生的四起教士欺压百姓的案件，满腔义愤。他和通判王某、知县常某商量怎么处理。王、常二人认为洋人势力太大，皇上都怕，地方官更无能为力。

徐继儒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洋人目无法纪，嚣张至极，欺压百姓，当杀无赦。既为知府，怎能不为百姓伸张正义？当备文请示巡抚，即行办理。”

当天夜里，他接到巡抚手谕：“今有太原府德国神甫畏罪潜逃，饬该府派干员截杀，切切勿误！”徐继儒连声说：“好！好！”立即布置，当夜捕杀德国传教士7人。

这件事的结果是：山西人心大快，但朝廷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要严惩徐继儒。巡抚得到消息，密令徐继儒尽快潜逃。徐继儒把印绶交给常县令，仓促出逃，隐居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自号“苏门山人”。

一个三十二岁中进士、三十多岁当厅级干部的人，因为替老百姓出头，杀了七个欺压百姓的外国人，然后被迫逃亡。三年后潜归故里，伪报死亡，深居简出。

“伪报死亡”这四个字特别有意思——一个人活得好好的，却要假装自己死了。为什么？因为朝廷还在追捕他。他必须死，才能活。这是一个黑色幽默：一个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官员，最后要靠“装死”来保全性命。

四、再说说他的学术成就

徐继儒“一生著作繁富，有十三种二百余卷，约三百万言”。三百万字是什么概念？《红楼梦》约73万字，三百万字相当于四部多《红楼梦》。一个人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语音输入、全靠手写的年代，写了三百万字，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他的著作包括：《曹南文献录》82卷、附录6卷，《曹县艺文志》10卷，《师友赠言录》8卷，《悔斋鉴往录》8卷，《悔斋日记》18卷，《悔斋文集》4卷、续集4卷，《梓里见闻录》，《新学辨惑》等等。

其中最著名的，是《曹南文献录》。

（一）《曹南文献录》：一个人的十五年

《曹南文献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它汇集了从西周至清末三千余年间曹州府及其下辖十一个州县的名人传记、诗词和文章。十一个州县包括：菏泽、曹县、定陶、巨野、郓城、单县、成武、濮州、范县、观城、朝城。全书82卷，附录6卷，近200万字。

徐继儒花了十五年编这部书。十五年，一个人最好的年华，全部投入到了一件事上。

这部书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名人列传，30卷，收录648人。从周代的左丘明、孙膑开始，一直写到清末。第二部分是诗文，收录了曹州府籍人士以及在此为官、游寓者的诗文作品。第三部分是考建置、山水、古迹等。第四部分是附录，包括著作、科第等。

648个人，近200万字，跨度三千年——这不是编书，这是给一个地区修史。而且是一个人修的。

1917年（民国五年），《曹南文献录》刻本面世。那一年徐继儒去世。这部书是他用生命换来的。

（二）这部书的价值

2020年12月，曹县启动了《曹南文献录》的重校出版工作。一百多年后，这本书还在被重新整理、重新出版。这说明什么？说明它的价值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曹南文献录》的价值在哪里？第一，它保存了大量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史料。很多人物、很多诗文，正史不载，别的书不收，只有在《曹南文献录》里才能找到。第二，它提供了一个地区的文化全景。从周代到清末，三千年间曹州府的文化发展脉络，在这部书里看得清清楚楚。第三，它是一个人的学术良心——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在个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一个人用十五年时间做了一件对得起历史的事。

徐继儒还受定陶、东明等县知事之邀，审定过十几个县的县志。一个人审定十几个县的县志，这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人给十几个县做文化顾问——不是挂名的那种，是真正干活的那种。

（三）他的学术特点

徐继儒的学术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视野开阔。他不只研究经史，还研究地方文献；不只研究古代，还关注当代。他的《新学辨惑》就是针对晚清新学兴起而写的，说明他对时代变化有敏锐的感知。

第二是注重实证。《曹南文献录》不是随便抄抄编编，而是“积15年而书成”。十五年时间，大量考据、核实、筛选，这是严谨的学术态度。

第三是扎根地方。他一生走南闯北，但最终把学术重心放在了故乡。一个曹县人，为曹州府修了一部史——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很多人功成名就之后就忘了自己从哪里来，徐继儒没有。

五、再再说说他对菏泽文脉的贡献

菏泽这个地方，在山东不算文化大市。比起济南、曲阜、青州这些历史文化名城，菏泽的文化积淀相对薄弱。但正因为薄弱，徐继儒的贡献才显得格外重要。

（一）保存了菏泽的文化记忆

没有徐继儒，《曹南文献录》就不会存在；没有《曹南文献录》，曹州府三千年间的大量文化信息就可能湮没无闻。648个人物，近200万字的文献——这是菏泽地区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文化档案。研究鲁西南地方史志，绕不开这部书。

而且这部书的影响不只局限于学术圈。2020年启动重校出版，说明它在当代仍有生命力。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自身历史的了解。徐继儒给了菏泽人了解自己历史的工具。

（二）凝聚了菏泽的文化人才

曹南诗社64个成员，48个是菏泽籍。这些人因为诗社聚在一起，互相唱和，互相激励，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在清末民初那个大变动的时代，在科举废除、传统秩序瓦解的背景下，曹南诗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坚守。

诗社的活动内容听起来很“闲”：春日赏花，夏天观荷，秋夜望月，冬来踏雪。但正是这些看似闲散的活动，维系了一种文化生活方式。一个人写诗是孤独的，一群人写诗是温暖的。曹南诗社给了菏泽文人一个精神家园。

徐继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很关键：他是拉人入伙的那个。没有他的号召力，诗社可能聚不起那么多人。这说明他不光自己能写，还能团结人——这在文人圈子里是一种稀缺品质。文人相轻是常态，文人相重才是本事。

（三）延续了菏泽的文脉

徐继儒之后，菏泽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物？可能还有，但能达到他这种高度的，不多。他是曹县“最后的一代大儒”——这个“最后”二字，既有敬意，也有惋惜。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类型的人物也结束了。

但文脉这种东西，不是一个人死了就断了的。徐继儒留下的著作、他创办的诗社、他培养和团结的人才——这些都构成了菏泽文脉的一部分。后来的人，只要还在读《曹南文献录》，只要还在研究曹南诗社的诗作，徐继儒的精神就还在。

2021年，徐继儒故居修缮保护工程竣工。故居被定为菏泽市文物保护单位。曹县要把故居打造成“县域重要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3A级名人故居旅游景点”“山东省一流的教育研学基地”。

一个一百多年前的读书人，死后还能被这样对待，说明他的价值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当然，这种认可带着一点实用主义的色彩——教育基地、旅游景点、研学基地，都是可以用来赚钱或者提升政绩的。但不管怎么说，有人愿意修他的房子，有人愿意把他的故事讲给后人听，总比没人记得强。

六、最后说说这个人

徐继儒这个人，一辈子干了几件事：

十一岁中秀才，十五岁选拔贡，三十二岁中进士——这是读书。

当了翰林编修，当了陕西副主考，当了河南学政，当了山西清源局总办，当了潞安知府——这是做官。

因为捕杀欺压百姓的外国传教士，被迫逃亡，伪报死亡——这是做人的底线。

隐居十五年，编了一部二百万字的《曹南文献录》——这是做学问。

晚年创办曹南诗社，团结了六十四位诗人——这是做文化。

他的一生，有高光时刻，有至暗时刻，有逃亡，有伪装，有坚持，有成就。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但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一个有骨气的人，一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

晚清的官场，腐败透顶。但徐继儒“刚直不阿、清正廉明”。清理库银时，“奸吏咋舌，莫敢支吾”——这说明他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官员。捕杀传教士时，同僚劝他不要管，他说“既为知府，怎能不为百姓伸张正义”——这说明他不是那种明哲保身的官员。逃亡之后，他没有消沉，而是用十五年时间编了一部大书——这说明他不是那种一蹶不振的人。

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山东人的执拗：认准了的事，就干到底。不管是清理库银，还是捕杀传教士，还是编《曹南文献录》，都是认准了就干，不计后果。

他死于1917年五月二十二日夜。当时地方骚乱，曹县知事请他出来主持团务。他已经六十岁了，本来可以不管。但他“德高望重”，被人请出来，结果遭伏击身亡。一个写了一辈子书、办了一辈子教育的人，最后死于乱世。

这让人想起他晚年自号的“苏门山人”——苏门山在河南辉县，是他逃亡时隐居的地方。他给自己取这个号，说明那段逃亡岁月对他影响很深。一个人在最落魄的时候给自己取的名字，往往最能反映他的内心。

苏门山，不是名山，但对他来说，那是避难所，是写作的地方，是重新找到自己的地方。

一个人，一座山，一部书。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