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你拧开水龙头，水就来了。这事太寻常，寻常到没人会觉得它了不起。可你要是真回到一千年前的长安、汴京，会发现一个难题：百万人口挤在城里，吃水从哪来？总不能人人天天跑城外挑河水解渴。古人没钢管、没水泵，却也把“自来水”这件事琢磨出了门道。
长安的三条水渠，先紧着皇宫
隋朝建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唐长安，设计师宇文恺在开皇二年动土时，顺手解决了一件大事：供水。他盯着地形，从城南引潏水修清明渠，引洨水修永安渠，城东引浐水修龙首渠，三条水渠穿坊入市。唐代又补了黄渠、漕渠。这些渠不是随便挖的，渠首都垒堰坝抬高水位，借着城南高、城北低的坡度，让水自己往北流。最妙的是规矩：水进了宫苑，剩下的才轮到王公百官。《唐律疏议》和《水部式》里都写着，私引渠水是要治罪的。普通百姓？老老实实打井去。一座城的水，先紧着皇权，这逻辑透着冷冰冰的实在。
李泌的六口井，把西湖水搬进了城
杭州的故事更有人情味。中唐的李泌来当刺史，一看傻了眼：杭州本是江海故地，地下水的滋味又咸又苦，百姓宁可绕远去西湖取水，也不愿在城里住。李泌想了个法子，在涌金门到钱塘门一带开了入水口，埋下空心竹管当暗渠，把西湖水引到城里的六口井里。六井不井下泉，专接湖水，百姓就近一打就是甜水。后来白居易来疏通过，苏轼元祐五年当太守，又把朽烂的竹管换成瓦筒、外圈石槽，顺手把西湖也挖通了。他在奏折里写：“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一句话，道尽了一座城靠水活命的道理。
汴京的金水河，一条有“阶级”的河
北宋的东京汴京，玩得更精细。城里四条河穿城过，其中金水河是专门给皇宫供水的特供水源。太祖建隆二年，命陈承昭凿渠，引水过中牟，一路百来里到都城。到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把金水河引到天波门一带，“间作方井，宫寺民舍皆得汲用”，意思是河边修了公用水井，官民都能打。汴河浑、蔡河脏，都指望不上喝，金水河清，才配进嘴。一条河的等级，古人分得明明白白。
普通百姓用不上专供渠，怎么办？北宋的城市里，早就有人干起了卖水的营生。《东京梦华录》记汴京“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巷坊”，相当于今天的送水师傅划片承包；《梦粱录》说临安“供人家食用水者，各有主顾供之”。一担水几文钱，挑水的、赶车的，把水当正经买卖做。
苏轼在岭南，给广州装了套“自来水”
最绝的还数苏轼。他贬到惠州时，听说广州人喝咸苦水，春夏疫病死不少人，只有官家和有钱人喝得到山井水。他提笔给广州知州王敏仲写信：在蒲涧山岩下做大石槽，用五根大竹接起来，缠麻涂漆，顺着地势把泉水引进城，再分小石槽方便大家打水。这法子，跟今天的自来水管网已经差不太远。他还细心到叮嘱：每根竹竿钻个绿豆大的小眼，拿竹针堵上，哪段堵了拔针一试就知道。王敏仲真照办了。一千年前的岭南，愣是通上了“自来水”。
回看这些，倒觉得“自来水”这个词没那么新。长安的渠、杭州的井、汴京的方井、广州的竹管，一根线串下来，全是在跟“怎么让人喝上干净水”较劲。我们总以为城市供水是洋玩意儿，其实老祖宗在坊巷里、城墙下，早把这门功课做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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