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美记者实拍光复后的桂林：满目疮痍、断壁残垣

1945年8月，桂林。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威尔克斯站在独秀峰顶，举起相机。

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喀斯特峰林在夏末的日光里依然秀美——但山下的桂林城，已是一大片焦黑的废墟。

五万两千五百五十七间房屋，只剩四百八十七间。

一个曾经人口近五十万的繁华都市，在镜头里像被一只巨手碾过，青砖黛瓦碎成瓦砾，木梁横陈如枯骨。

威尔克斯摁下快门。

这座城市的光复日，是1945年7月28日。

而它变成废墟的过程，要从一年前说起。

1944年，日本陆军发动了整个抗战中规模最大的“一号作战”。

中国方面称之为“豫湘桂战役”。

日军的战略目标很明确——打通大陆交通线，把在东南亚掠夺的物资经由铁路穿过中国大陆运到东北，再送往日本本土。

桂林是湘桂铁路上的重镇，也是中美空军基地的所在地。

日军非拿下不可。

他们调集了近七个师团、十五万兵力，三百多辆坦克、三十多架飞机、五百余门重炮，直逼桂林。

而桂林守军，只有桂军第一三一师一万二千余人，加上从各地自发进入城内的广西地方民团，总兵力不到两万人。

没有坦克，没有飞机，只有二十二门火炮。

大部分广西民团士兵手里拿的，还是四十多年前就已淘汰的火枪。

装备悬殊如此，但桂林守军抱着必死决心。

他们把所有的房子修成碉堡，在所有路口建起防御工事，在所有水井里下了毒。

广西地方民团组成了数千人的敢死队——队员身上绑着手榴弹或炸药，用身体去炸日军的坦克和登陆艇。

然而，城还没开始守，城已经先毁了。

早在1944年6月日军进攻长沙时，桂林就已组织第一次大规模疏散。

到8月上旬衡阳沦陷后，城内人心惶惶，火车站、汽车站、码头挤满了逃难的人们。

9月日军占领全州后，桂林防守司令部下达紧急疏散命令——原计划每户留壮丁一人在家协助守城，但疏散时，市长苏新民、警察局长谢丰年向白崇禧请求一同离城，获批。

市政府、警察局、留户壮丁——全跑光了。

城内守备部队纪律废弛，到处进入民宅翻箱倒柜搜寻财物。

为了扫清阵地前方的“射界”，守军又拆掉、烧毁了大批民房。

最后，桂林城内除丽泽门附近留下十余间完整的房屋外，其余建筑全部被毁。

日军还没到城下，桂林已经成了一片焦土。

1944年10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桂林。

守军在外围的屏风山、猫儿山等据点抵抗到11月4日。

日军从漓江迂回进攻，地方民团敢死队绑着手榴弹划竹排去炸日军登陆艇。

日军仅漓江一战就阵亡七千余人。

城区巷战白热化，日军曾二十七次冲入市中心，都因陷入巷战泥潭损失惨重而撤出。

日军第58师团师团长在后来的战报中写道：“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一名日军下级军官记录：“自小听说桂林景色宜人，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都在肉搏，我大队900余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余人，且多为伤兵……”

11月7日，日军见强攻伤亡巨大，使用了大量毒气弹。

七星岩内八百名桂军官兵（多为伤兵）抵抗数日，日军在损失近千人后向岩内施放毒气。

八百人全部壮烈牺牲。

1944年11月10日，桂林城陷落。

守军一万九千余人中，约一万二千人战死，其中一半被毒气毒死。

另有七千余人因中毒昏迷被俘。

日军后来向大本营递交的战报中说：“漓江之水为敌我两军之血染之为赤，此役是我一生中所经历到的最惨烈的战役，并非在于规模，而在于敌军之勇猛。”

桂林沦陷了。

日军占领了二百六十二天。

1945年7月28日，中国军队光复桂林。

威尔克斯赶到时，他的镜头里只有废墟。

横跨漓江的中正桥——1939年动工、1941年建成通车，是桂林第一条跨漓江公路桥——此时已彻底断裂。

1944年10月日军压境时，守军炸毁了第二、三孔桥面。

1945年7月日军溃败时，又炸断了第二、三号钢梁。

威尔克斯拍下的画面里，石砌桥墩裸露在江水中，桥面木构荡然无存，几个工人在江面上清理残木。

江水缓缓流过断裂的钢梁，像这座城市在缓慢流血。

漓江码头早已荒废。

江面上漂浮着战争留下的杂物——炸碎的木板、烧焦的布片、半沉的竹筏。

日军战报里“漓江之水为赤”的那条江，如今水清了，岸边却空无一人。

正阳门——靖江王城的南门——只剩残墙。

威尔克斯的镜头里，城门被焚烧后的灰烬覆盖，城墙早已失了原貌。

最刺眼的是日军占领时期在残墙上绘制的宣传画——“中日合作”几个大字下面，是成堆的砖石和烧焦的木梁。

西华门外的城墙被炸塌，掉落的石砖压死过一对兄妹。

如今石砖还在，人没了。

十字街曾是桂林最繁华的商业街，商贾云集。

威尔克斯拍到的只有夷为平地的瓦砾场。

瓦砾中混杂着未爆的弹药和弹壳——那是巷战留下的痕迹。

二十七次冲入市中心的日军，和抱着炸药冲上去的民团敢死队，曾在这条街上反复绞杀。

交通银行曾是桂林最高的建筑。

威尔克斯的照片里，一名女性挑着竹筐从银行废墟前走过——只剩门楣框架和一堵写着“交通银行”四个字的墙。

墙面剥落，瓦砾堆满街道。

美南浸信会教堂——1912年建于十字街广场中山中路——已是一片断壁。

威尔克斯拍下残墙上用英文写的一句话：“God be with us”。

一个男子蹲在墙下，背景是裸露的立柱与坍塌的拱顶。

上帝与你们同在——但教堂不在了。

从独秀峰俯瞰，整座桂林城没有一处完整的屋顶。

仅存的几处房屋，据说是日军用作指挥司令部的地方，撤退时没来得及破坏。

喀斯特峰林依旧秀美，山水之间的人间已成焦土。

威尔克斯的镜头从建筑转向了人。

一个年轻女子蹲在废墟上。

她的面前是烧焦的房梁和碎瓦，身后是坍塌的墙壁。

威尔克斯在图片说明中写道：“这个中国女子最近发现了她丈夫的遗体和烧毁的家，她在努力寻找化为灰烬的个人财产。”

她的眼睛里面满是伤心和绝望。

她找到了丈夫的尸体，但家已经没有了——连一件完整的遗物都找不到。

这是许许多多回到桂林的百姓的境况的一个缩影——虽已回家，但家已不在。

返乡的民众挑着行李，从被炸得面目全非的银行门口经过。

他们是在日军占领前逃出去的——1944年6月到9月，桂林三次发布疏散令，近六十万人口在三个月间几乎疏散一空。

如今他们回来了，但家园只剩断壁残垣。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愁容——不是悲伤，是那种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茫然。

逃难者走在瓦砾堆里，不知道今晚住哪里，不知道明天吃什么。

战前桂林五万余栋房屋，光复后只剩四百余间。

百分之九十九的建筑被焚毁或炸毁。

一座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如今连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找不到。

但镜头里也有别的东西。

1945年8月，衣衫褴褛的国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

他们身后是毁坏的广西银行总行残楼。

在残存的立柱上，有人用毛笔写下一行字——“欢迎最先光复桂林的二九军一六九师突击大队”。

字迹歪歪扭扭，墨迹被雨水洇过，但每个字都清晰可辨。

这些士兵大多穿着草鞋。

他们是广西籍的军人——收复自己家乡的部队。

威尔克斯拍到他们坐在路边休息，有的在抽烟，有的在喝水。

他们脸上有疲惫，但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东西——也许就是“回家了”三个字。

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国军的一名马夫——正在给骡子调整背上的担子。

他个头还没有骡子高，穿着明显过大的军装，脚上是一双草鞋。

他低着头，很认真地系着绳子。

旁边还有更小的——一个年仅十岁的小号兵，穿着草鞋坐在路边休息，连日的作战令他疲惫不堪，神情木然地望着威尔克斯的镜头。

威尔克斯还拍到一名国军士兵坐在废墟边自己动手编织草鞋。

他的脚下是碎瓦，膝盖上是一只编了一半的草鞋。

草鞋是消耗品——行军、作战、穿越废墟，一双草鞋走不了多远就得换。

他低着头，手指翻飞，草茎在指间穿梭。

这个动作太日常了——日常到让人觉得战争好像已经结束了。

但在遍地瓦砾的背景下，这双正在编织的草鞋又像在说：日子还得过下去。

穿草鞋的广西军人开始重整家园。

他们清理街道上的瓦砾，在废墟中寻找还能用的木料。

城市缓慢地、艰难地开始了恢复。

没有锣鼓喧天的庆祝，只有草鞋踩在碎瓦上的沙沙声。

威尔克斯的底片沉睡了近八十年。

当我们今天凝视那些泛黄的影像——赤脚奔跑的孩童、废墟上佝偻的背影、士兵草鞋边的碎瓦——仿佛能听见历史沉重的呼吸。

1945年7月28日，桂林光复。

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了二百六十二天。

在这二百六十二天里，五万多栋房屋化为灰烬。

近万人被杀害，四万余人受伤，一万六千余人病亡，两千七百余人失踪。

桂林成为抗日战争中破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也是唯一在日本投降前由中国军队主动收复的省会城市。

今天，漓江上那座断裂的中正桥早已重建，更名为解放桥。

十字街重新繁华，教堂重新立起，交通银行的原址上盖起了新楼。

“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景依然如故。

但如果你在独秀峰上俯瞰这座城——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条水——你会想起八十年前的夏天，一个美国记者站在你现在站的地方，举起相机。

他拍下的不是风景，是战争留给一座城市的伤疤。

那些伤疤已经愈合了。

但愈合不等于忘记。

1945年8月，桂林。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杰克·威尔克斯站在独秀峰顶，举起相机。

山下的废墟里，一个十来岁的少年马夫正在给骡子调整背上的担子。

一名士兵坐在碎瓦上编草鞋。

一个女子蹲在丈夫的遗体旁，在灰烬中翻找着什么。

威尔克斯摁下快门。

镜头里的桂林城是一片焦黑的废墟。

但镜头外——草鞋还在编，骡子还在走，人还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