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很多人都听过“延安五老”这个说法，但能完整说出五个人名字的真不多，更别说清楚谁的贡献更大了。在延安，叫人“老”不只是看年纪，是认资历也认担当，他们干的都是革命离不开却少有人高调宣传的活儿。今天就跟大家捋清楚这件事。
后来被大家公认的延安五老，就是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五个人。他们五个人出身不同，干的活儿也不一样，但都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扎了根。缺了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正常运转都要出大问题。
徐特立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就投身教育，后来才加入革命队伍。他的重心一直放在基层文化启蒙上，当年苏区群众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别说干部能顺畅读文件，就连不少普通群众都认不出自己的名字。他牵头办起列宁小学，不光教孩子识字，还给根据地攒起了最早的文化秩序，把革命的道理揉进了日常教学里。后来他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工作，也改不了教育家的本色，总能把革命主张说得让老百姓听得懂、愿意听。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很早就接触新思想参与革命活动，1925年入党后就一直抓教育工作。和徐特立不一样，他的重点是培养合格干部。当年红军和根据地越发展壮大，越需要能挑担子的合格干部，不能一直靠经验带兵办事。他牵头搞干部教育机构，教干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这工作看起来不像前线打仗那样立竿见影，可培养出来的干部去到各个岗位，整个队伍的执行力直接就提上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这不是给个荣誉头衔，新政权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人民大学就是给各个岗位输送骨干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打仗就是打后勤，后勤的核心就是财政，当年干这个核心活儿的就是林伯渠。林伯渠是湖南临澧人，1921年就入了党，一辈子大半时间都在管财政经济。当年苏区被敌人严密封锁，物资少得可怜，大到军饷筹措，小到纸张粮食分配，都要他来协调平衡。他不是只盯着账本筹款，还想着怎么搞生产稳民生，毕竟要是把群众逼得太紧，根据地根本站不住脚。他管的财政，一头牵着军队吃饭打仗，一头牵着群众日常过日子，还连着根据地政权的稳定，作用真的没人能替代。新中国成立后他也一直参与国家政权运行，当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早年靠写文章办报出名，1925年入党后干过宣传，后来扎进了司法领域。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现代司法体系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没有现成的规矩可以照搬。谢觉哉当过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不光审案子，还要搭架子定规矩，大到司法机构怎么设置，小到基层干部怎么理解法律条文，都是他一点点从实践里摸出来的。很多人觉得司法就是审案子，其实不是，一整套司法制度能顺畅运转起来，全靠当初这批人一点点铺好了路子。他后来当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给新中国司法建设打下了最初的坚实底子。
聊到谁成就最大，其实真不好用单一标准排高低。说教育贡献，徐特立吴玉章谁都替代不了，说财政和政权组织，林伯渠的功劳没人能抹，说司法建设，谢觉哉打下的基础至今还在发挥作用。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地位、参与核心决策的程度还有综合影响来看，大家普遍觉得董必武是五老里最突出的。
董必武是湖北红安人，不仅参加过辛亥革命，还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亲自出席了中共一大，从建党一开始就在党的核心层。抗战的时候他在国统区开展工作，那地方环境复杂，稍有不慎就出问题，他拿捏分寸做得特别好，完成了很多重要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在华北搞后方建设，接收城市恢复生产，给新政权管理地方攒了不少成熟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宪法制定，还当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从建党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他的政治生涯从头到尾完整连续，这在五老里是独一份的。他还把早年革命经验、根据地建设经验和国家法制建设串在了一起，给新中国政权建设立下了大功劳。所以说他成就最高，是从这个维度来说的，不代表其他四位的贡献就逊色。
说白了延安五老，就是给革命撑起来一整套完整的后方支撑体系。有人管基层启蒙教育，有人管干部能力培养，有人管钱粮财政运转，有人管司法制度搭建，董必武把这些经验整合起来用到了整个国家的政权建设上。他们干的都是不显眼却离不了的活儿，革命不是只靠前线冲锋，这些基础工作打牢了，才能一步步走到最后。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铭记“延安五老”的初心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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