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例患儿死亡，我们该如何审视医生的责任？——从韩杰案看医疗事故罪的边界

2024年2月17日凌晨3点，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夜，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

儿科医生韩杰正值夜班，一名2岁患儿因持续呕吐被家属送来急诊。韩杰接诊后，对患儿进行了检查、诊断和治疗，完成了病历书写。早上8点，在完成规范交接班后，他结束了长达24小时的夜班，正常离岗。

这是一位医生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常。但之后发生的事情，让这个凌晨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患儿在后续治疗中病情持续加重，家属自行驾车转院，转运途中患儿昏迷，最终于次日抢救无效离世。

经鉴定，该事件被定性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赔偿患儿家属146万元，韩杰被暂停执业6个月。但这并非终点——韩杰因涉嫌医疗事故罪被立案侦查、刑事拘留。2026年7月，一审法院认定韩杰构成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判决之后，韩杰公开发文质疑判决结果，案件由此进入公众视野，引发医疗界与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看到，这个案件的核心争议，并非简单的事实认定，而是围绕着一个根本性问题：一个医生的“过失”，在什么情况下应当从职业惩戒升级为刑事追责？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韩杰个人，更关乎每一位医生和每一位潜在患者的切身利益。

要理解这个争议，我们需要先回到医疗事故罪的条文本身。

一、医疗事故罪：一条“高门槛”的罪名

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疗事故罪是指“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拆解这条法律条文，我们可以看到三个缺一不可的构成要件：主体是医务人员；结果是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健康；主观方面是“严重不负责任”。

其中，“严重不负责任”是此罪区别于普通医疗过失的关键。不是所有的医疗过失都构成犯罪，只有达到“严重”程度的才可能入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严重不负责任”作出了细化列举，包括：擅离职守的；无正当理由拒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要医疗救治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治疗的；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的；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等等。

对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看出韩杰案的关键争议点——

争议一：韩杰的行为是否达到“严重不负责任”？

韩杰方主张，其按照医疗规范对患儿进行了检查、诊断和治疗，及时书写病历、完成交接班后才下班，诊疗行为不存在过失。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韩杰并未擅离职守、未拒绝救治、未违规操作，其行为模式与“严重不负责任”的法定列举存在明显差距。

争议二：患儿的死亡结果与韩杰的诊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一审法院认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构成了定罪的核心依据。但韩杰方指出，患儿在韩杰离岗后仍在医院接受其他医护人员的治疗，病情加重后是家属自行驾车转院——这些环节是否影响了最终结果？死亡后果应由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需要严谨医学鉴定和法律推理才能回答的问题。

争议三：鉴定结论是否足以作为定罪的唯一证据？

据报道，韩杰方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提出了质疑，认为鉴定过程和依据存在问题。在刑事案件中，鉴定意见是重要证据，但并非不可质疑的“铁证”。如何审查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客观性，是二审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二、“漏诊”的背后：医学不确定性与法律确定性的冲突

据报道，韩杰被指控的核心问题是“漏诊嵌顿疝”。嵌顿疝是一种需要紧急处理的外科急症，如果被漏诊，确实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但我想指出的是，在临床实践中，“漏诊”并不必然等于“严重不负责任”。

医学诊断是一个不断“假设-验证-修正”的过程。疾病的早期表现可能不典型，多种疾病的症状可能重叠。一个呕吐的患儿，可能与胃肠道感染有关，可能与饮食不当有关，也可能与嵌顿疝有关——这正是临床诊断的复杂之处。

法律追求的是一套确定的因果关系链条，而医学面对的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真实人体。当这两套逻辑在医疗事故罪案件中相遇时，我们需要格外审慎地认定“过失”的性质和程度。

如果将一般的误诊、漏诊轻易纳入刑事追责的范围，产生的影响将远超个案本身——医生可能因畏惧刑事风险而倾向于“防御性医疗”：多做检查以求自保，回避高风险患者以降低风险。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走过的弯路。

三、理性看待：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应保障

需要明确的是，这个案件的讨论，不应该被简化为“替医生开脱”还是“替患者声讨”的二元对立。

患儿家属失去孩子的痛苦，是任何人都不应轻视的真实伤痛。通过合法途径寻求赔偿和追责，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医院已赔偿146万元，这是民事责任的承担。韩杰被暂停执业6个月，这是行政责任的追究。

真正的问题在于：刑事责任，应该是最后一环还是第一反应？

我看到，医疗纠纷的解决，存在着多层次的路径：民事赔偿解决损失弥补问题，行政处罚解决执业规范问题，而刑事追责应当仅限于那些真正达到“严重不负责任”标准、具有明显主观恶性的行为。

对于普通患者而言，了解这些路径同样重要。如果遇到医疗纠纷，可以循以下途径维权：一是向医院医务科或医调委投诉，申请调解；二是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明确责任性质；三是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损害赔偿；四是在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报案，启动刑事程序。但需要知道，刑事追责的证明标准远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在刑事领域不适用，必须有确实、充分的证据。

对于医务人员而言，这个案件也是一个警示：规范执业、完整记录、合规交接，不仅是职业要求，也是自我保护。

四、写在最后

韩杰案目前正在二审程序中。二审法院将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重新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无论结果如何，这个案件都将成为中国医疗事故罪适用中的一个重要参照。

我看到，韩杰公开发文后，医疗界的广泛共鸣并非偶然。它折射出的，是一个群体对职业风险边界的集体焦虑，也是对“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这一法律标准期待更清晰回答的呼声。

法律的温度，在于它能体察人性；法律的刚性，在于它能守住底线。在医疗事故罪的适用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智慧：既不让真正严重失职的人逃脱惩罚，也不让兢兢业业的医生背负不应有的刑事重负。

这个边界，可能是一个个案的判决来划定，但它的影响，将渗透到千千万万间诊室之中，影响每一位医生的执业选择，也最终影响每一位患者的就医安全。

这正是我们关注韩杰案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