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大先生尊鉴：
今日午后，翻检出几封旧信，纸张已经脆了，边角也卷起来，像一片秋天的梧桐叶子。信是几年前一位朋友写来的，说读了我的文章，觉得颇有些“鲁迅风”的意思，问我是不是有意学了先生的笔法。我看了，便想起先生当年说过的话：“只要能培育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这话我记了很多年。
算起来，今年是先生诞辰一百四十五周年，也是先生逝世九十周年了。九十年——这个数字是不小的。然而先生的文字还在，先生的骨头也还在。前些日子重读《坟》的题记，读到先生说自己“很愧”于那些“明知道要有结果的”青年，心里便有些发紧。先生一生，为青年看稿、改稿、写信、作序，主编《莽原》，创办木刻讲习会——这些事情，先生自己是不大愿意说的，只说是在“打杂”。可就是这“打杂”，打出了萧红、萧军，打出了柔石、殷夫。先生给萧军、萧红写过五十多封信——五十多封。现在的人，微信发过五十多条可能只是刚套上近乎，可那五十多封信，每一封都是先生深夜灯下写的，每一封都有先生的体温。
我想起先生给青年回信时，常先纠正称呼，说“中国的许多话，要推敲起来，不能用的多得很”。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连称呼这样的“小事”也不肯含糊过去。但先生又绝不是那种板着脸说教的人——先生在信尾写“即颂著祺”“即请撰安”，也写“此颂曼福”，写得很认真，又似乎带着一点笑意。这种认真里的温和，是先生独有的。
先生一生主张“文艺大众化”。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的时候，先生就在《大众文艺》上写了文章，说文艺“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又说要多做“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先生这些话，放在今天，还是对的。现在的文学，有一部分已经变得太高了，高到只有三五个人才看得懂；也有一部分变得太低了，低到只剩下热闹。先生当年既反对“谁也不懂”的“绝作”，也反对“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这条路，一百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走着。
我时常想，先生若活到今天，看到现在的青年还在读他的书，会怎样说呢？大约还是会皱一皱眉，说一句“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之类的话吧。先生是不肯轻易夸人的。但先生也一定不会失望。因为先生知道，青年“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先生信得过那些“要前进的”青年——正如当年信得过萧红和柔石一样。
先生说过：“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话先生说了近一百年了，可每次读，都觉得像是刚刚写下的。大约真正有力的文字，是不怕时间的。
信写到这里，窗外起了风。想起先生写过：“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窗外没有枣树，只有几棵梧桐，叶子已经黄了，风一吹，便簌簌地落下来。我忽然觉得，先生就像那枣树——在夜里站着，不声不响，却把枝干伸向天空。
就此搁笔。即颂
撰安。
一位后学
二零二六年七月一日
原标题：《给大先生的一封信 赵一鉴：我们，不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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