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弋飏｜一个人的华语电影史：纪念汤尼·雷恩

汤尼·雷恩（1948-2026）

2016年9月末，我开始着手翻译英国影评家、电影人汤尼·雷恩（Tony Rayns）的《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这本书属于英国电影协会策划出版的“BFI电影经典”系列，也是该系列中为数不多以华语电影为主题的专著之一。此前，同样收入这一系列、由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白睿文教授（Michael Berry）撰写的《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已于2010年引进中国并出版。汤尼·雷恩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华语电影评论家之一，想到能够将他的著作首次介绍给中国读者，我没有丝毫犹豫便接下了翻译工作。开始翻译《花样年华》时，我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电影学硕士。等到今年年初这本书在国内出版时，我已在香港岭南大学任教。从策划、翻译到最终问世，一本书横跨十年，折射出互联网时代出版行业的种种不易。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裴开瑞教授（Chris Berry）的引荐下，我今年4月曾邀请雷恩来香港高校做讲座，可惜未能成行。那时他刚刚结束韩国和北京的旅行，在北京还与许多相识多年的电影界老朋友重聚。我和他原本约定今年底在平遥国际电影展见面，继续未竟的访谈计划。谁承想，仅仅数月之后汤尼·雷恩在英国辞世，年初的约定终究没有机会兑现，《花样年华》也成为他目前唯一一部在中国出版的专著。

《花样年华》，[英]汤尼·雷恩著，侯弋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 灵韵，2026年3月出版，157页，65.00元

汤尼·雷恩1948年出生于英国。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中学时期创办电影社团，大学期间又先后组织过三个电影社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开始为英国电影协会旗下的重要刊物《视与听》（Sight and Sound）撰稿，由此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电影生涯。然而，仅以“影评人”来概括雷恩未免过于狭隘。除了影评写作外，他还是纪录片制作人、作家和字幕翻译，也曾偶尔参与电影创作与表演——如客串出演关锦鹏1998年的《愈快乐愈堕落》，以及担任杜可风1999年导演作品《三条人》（Away with Words）的编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雷恩逐渐成为东亚电影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而这其中，又以他对华语电影国际传播的影响最为深远。从第五代导演到第六代导演，再到新世纪以来不断涌现的年轻创作者，几代华语电影人与他建立起数十年的交流与合作。自7月8日有关他离世的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地的导演、影评人、策展人、学者和影迷纷纷发文悼念，希冀共同勾勒出这位影坛传奇的一生。

我们该如何理解汤尼·雷恩留给世界电影的庞大遗产？对于学者而言，遗产是他的著述；对于导演而言，是他的电影；对于画家而言，是他的绘画。但对于汤尼·雷恩这样一位兼具影评人、纪录片创作者、字幕翻译多重身份的电影人来说，他留下的遗产显然无法用某一部作品或某一项成就来定义。雷恩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他的文字大多散落于各种电影杂志、电影节场刊以及各类采访和现场对谈中，仅有的几部专著分别聚焦了德国新浪潮、第五代电影、王家卫、当代韩国电影等不同主题。翻开汤尼·雷恩丰富而多元的一生，我试图截取他在人生不同阶段留下的几段文字，希望借由这些历史瞬间去重新追寻他的思想轨迹，也重新理解他如何参与，并塑造了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的历程。

汤尼·雷恩编《法斯宾德文集》

最早深入中国电影行业的西方影评人之一

市面上不乏号称讲述世界电影史的著作，其中却鲜少提及中国电影。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归咎于所谓电影学者的无知与怠惰，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直到近些年，中国才开始着力向海外推广其电影作品。如今，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不仅拥有极其丰富的电影底蕴，更拥有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依然能吸引大量观众的电影产业。——纪录片《电影在中国》（Cinema in China），1983

中国每年的电影观影人次超过二百一十亿，尽管几年前这一数字曾达到三百亿。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具国际化色彩的城市，也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电影制作中心。当地的制片厂不愿在探索电影或艺术电影上冒险，而是致力于取悦观众并赢得海外市场。——纪录片《现代中国电影》（New Chinese Cinema），1989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汤尼·雷恩至少三度造访中国。1980年，他赴北京电影资料馆集中观摩中国电影，为即将在英国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做准备。其后的1983年和1989年，雷恩又回到中国，先后完成电视纪录片《电影在中国》和《现代中国电影》——这两部作品也成为他这一时期有关中国电影最重要的论述成果。英国电影协会资助下拍摄的《电影在中国》于1983年在英国第四频道播出。作为策划人与主持人，雷恩带领拍摄团队走访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华电影公司旧址、大光明电影院等重要地标，并采访了孙瑜、沈浮、孙道临、张瑞芳、谢晋、达式常、龚雪等一代电影人。六年后，担任《现代中国电影》的导演、文案和主持人时的汤尼·雷恩拥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他也将目光转向正在崛起的第五代导演。在这部纪录片中，他完全隐去自己的出场，仅在关键处以简洁的旁白串联起对陈凯歌、吴子牛、胡玫、田壮壮、吴天明、黄建新等导演的访谈，将镜头真正交还给年轻一代中国电影人。

纪录片《电影在中国》剧照

本段开头引述的两段文字分别出自汤尼·雷恩于1983和1989年完成的两部纪录片，并由他本人在片中亲自朗读。1983年的《电影在中国》着眼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史的发展脉络，其目的是向陌生的欧美观众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电影是什么”？而1989年的《现代中国电影》则敏锐地将目光转向第五代导演，进一步追问——“中国电影正在走向哪里”。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英文原名中的“New Chinese Cinema”并未被译作更浅显的“新中国电影”，而是“现代中国电影”。“现代”一词并非直观的语言转换，更像是一种基于第五代美学风格与表达诉求的概念判定。雷恩敏锐地发现第五代电影人的历史定位不仅在于“新”，更在于他们致力于重塑中国电影的现代性。这其中既包括对新题材、新人物的挖掘，也体现在对电影叙事、影像语言乃至创作模式的全面改造。尽管早在1979年张暖忻和李陀便已发表专文讨论中国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但中国电影现代性的真正显现，仍要等到几年后第五代导演登上国际影坛。从这个视角来看，这两部相隔六年完成的纪录片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互文关系，折射出汤尼·雷恩在中国电影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时期对其过去与未来的思考。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制片厂重新获得了较大的创作自由，此前长期禁映的影片也在这一时期集中上映。此外，社会对电影商业性的强调则促使电影人在艺术探索与经济效益之间努力寻找新的平衡。这一系列现代化转变激发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电影的浓厚兴趣，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汤尼·雷恩成为为数不多最早深入中国电影行业的西方影评人与纪录片创作者之一。

纪录片《现代中国电影》片头

“在现场”的汤尼·雷恩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且出乎各方意料，中国年轻一代电影人成功地重塑并振兴了本国电影。他们的佳作不仅超越了过去三十年间的中国电影，而且与国际市场上的大多数影片相比，也更为丰富、情感更为深沉，且更具想象力。

观影体验令在场观众处于一片欢欣鼓舞之中，映后讨论也远超规定时长。这场放映之所以格外令人难忘，还因为观众主要都是说粤语的香港人士……众所周知，香港人并不擅长说普通话，但当晚的许多提问者为了能够与陈凯歌和张艺谋直接交流，宁愿放下语言上的局促与尴尬，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双方共同的语言。全场最热烈的一次掌声，并不是献给某个精彩的提问，而是献给一位接过麦克风的年轻人，他结结巴巴地向两位电影人告白：“我多年来对祖国抱有疑问”，他说，“但如果国内可以创作出这样的作品，那我们都应该满怀希望”。——《孩子王与现代中国电影》（King of the Children & The New Chinese Cinema），1989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在现场”成为汤尼·雷恩向海外观众介绍和分享华语电影的重要方式。他对电影的关注不再局限于纪录片拍摄和影评写作，而是进一步延伸为一种更为积极的国际推广实践，其中包括电影节策展、选片、映后主持等多个层面。这一转变与他此时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工作密不可分。1989年开始，汤尼·雷恩担任温哥华电影节亚洲电影策展人和选片人，并在随后几年创立了“亚洲电影龙虎单元”，借助这一重要国际平台持续推动华语电影——尤其是第五代电影与台湾新电影——走向世界。侯孝贤、许鞍华、贾樟柯、李珞等华语导演，以及来自韩国的洪尚秀、李沧东，日本的是枝裕和、三池崇史等电影人都经由汤尼·雷恩介绍深度参与到温哥华电影节的影片展映或评审工作。本段开头引述的两段文字即诞生于这样的文化交流背景之下。1985年4月12日，《黄土地》于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雷恩亲临现场，并在随后写下这篇文章。

汤尼·雷恩编著的《孩子王与现代中国电影》

这两段围绕放映现场写成的文字皆收录于汤尼·雷恩1989年编著的《孩子王与现代中国电影》一书。这本围绕陈凯歌《孩子王》及第五代电影人展开讨论的专著，是《花样年华》之外，雷恩另一部正式出版的华语电影研究著作。相较于他对第五代导演毫不吝惜的赞美之词，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两段文字中呈现出的另一种特质，即雷恩始终关注电影如何在不同观众之间建立情感联结。他在映后讨论时留意到香港观众主动由粤语转向普通话交流，并将这一细节记录下来。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恰恰反映出他对电影接受语境的敏锐洞察力。在他大量影评和电影节报道中，雷恩总会有意识地向海外读者补充华语电影的历史脉络和创作环境，使他们不仅理解电影讲述了什么，更能理解这些电影为何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特定的文化场域中诞生，并何以触动来自不同背景的观众。“在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非只是对汤尼·雷恩长期活跃于国际电影节、首映礼和放映现场的客观描述，也构成了他理解华语电影的一种方法论——即真正有效的电影批评无法抽离于影片传播时的具体语境，而是要立足于电影与观众相遇的现场（无论是映后交流还是见诸报刊杂志或是电影评论音轨），并通过精准且不晦涩的表达将这些原本陌生的生命体验传递给来自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文化的观众。在随后的二十一世纪，这种带有强烈“现场”意识的国际推广实践体现得愈发鲜明，集中反映在他参与第六代导演及港台电影的字幕翻译工作。

2018年，汤尼·雷恩策划并主持了意大利博洛尼亚电影节（Il Cinema Ritrovato）“中国电影的重生（1941-1951）”专题展映。

几代亚洲电影人的同行者

开诚布公地说，我为贾樟柯的新电影《海上传奇》制作了英文字幕，并且可能会因此获得报酬。我没有去戛纳参加国际首映，但与我相熟的一位杂志编辑告诉我，在那里看了这部电影的“一些自以为是的人”认为这只是一部别人花钱雇用贾樟柯拍摄的任务之作。当然，我的编辑朋友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是为了激起我的斗志，让我诉诸文字，与这些人的盲目和无知作斗争。我很乐意效劳。——汤尼·雷恩，2010年9月21日

正如我们所见，这部影片是以刘以鬯作品中的文字来开头和结尾的（表现形式犹如默片的幕间字幕），而在其两个1966年尾声之间还插入了第三段语录，使得往日岁月成为一个闭合的章节。我认为，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是想让整部影片显得更具文学气质。我还记得，在那个长期拖延的，为影片配写字幕的过程之初，王家卫交给我许多他挑选出来的刘以鬯作品的语录，以备影片字幕的不时之需，这也是他为自己在以后的选择中留有余地的惯常做法。——《花样年华》（In the Mood for Love），2015

本段开头引述的两段文字分别出自汤尼·雷恩2010年发表的一篇杂志短文和2015年出版的《花样年华》专著。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汤尼·雷恩已成为世界知名影评人和电影节策展人，随之而来的是他与亚洲电影的关系也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雷恩主要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的发现者和记录者，那么伴随第六代导演及港台电影人的声名鹊起，他开始更加深入地介入电影创作本身，与导演建立起长期而紧密的合作关系。2010年的这篇文章正是向英语世界介绍贾樟柯为上海世博会拍摄的纪录片《海上传奇》而作，旨在阐释影片的创作背景、历史脉络与艺术构思。文章中，雷恩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参与影片字幕翻译的工作：此时他所承担的已不再只是评论家阐释电影的责任，而是要通过字幕翻译，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尽可能完整地保存影片内涵的连续性与表达的准确性。第二段来自《花样年华》一书中的文字同样反映了这种深度介入。与王家卫合作《花样年华》时，雷恩担任字幕顾问，而王家卫高度开放、不断调整的创作方式也使这一合作关系呈现出更多协商与磨合的过程。正因如此，两段文字不仅记录了两次具体的合作经验，更清楚地显示出雷恩职业角色的一次转型：他不再只是评论家或策展人，而是开始长期以字幕翻译的身份广泛地参与制作，成为电影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汤尼·雷恩《花样年华》英文版

这一时期，汤尼·雷恩所面对的是几代亚洲电影共同交汇的历史性时刻。首先，杨德昌、谢晋等一批与他相识多年的电影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次，以贾樟柯、王小帅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在国际电影节赢得话语权与荣誉，并积极尝试拓展国际合作，吸引跨国资本；最后，泰国导演阿彼察邦等新一代东南亚电影人也迅速登上世界舞台，他们成为亚洲电影的新生代力量。直面这一不断演变的当代电影格局，汤尼·雷恩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一是为“标准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录制经典亚洲电影的评论音轨，其中就包括修复版《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也是继《一一》之后，雷恩再次参与录制杨德昌电影的评论音轨。对于许多欧美观众而言，雷恩的导赏构成了理解杨德昌电影的起始点，也使这位过早离开我们的台湾导演得以被持续置于世界电影史的讨论之中。与此同时，参与贾樟柯电影的海外推广，逐渐成为雷恩这一时期工作的另一条主线，其中就包括《三峡好人》《海上传奇》《天注定》《山河故人》等影片的字幕翻译和宣传文案撰写。必须要说明的是，尽管早在1982年汤尼·雷恩就已经参与了许鞍华《投奔怒海》的英文字幕翻译（目前尚无法确定是否为其首次参与相关工作），但真正使字幕翻译成为他电影实践重要组成部分的，还是与贾樟柯长达二十余年的合作。这期间，汤尼·雷恩的名字几乎伴随贾樟柯每一部重要作品的海外传播而出现，他所撰写的评论文章成为欧美电影杂志接受和阐释贾樟柯电影的重要文本。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近年贾樟柯创办的平遥国际影展，影展于2024年向雷恩颁发了“中国电影海外荣誉贡献”奖。最后，对亚洲年轻导演的推介与扶持也是汤尼·雷恩这一时期的工作重心。他积极参与相关电影海外发行的宣传工作，接受媒体专访，并慷慨地就剧本修改、字幕翻译等提出建议。一如阿彼察邦所言：“你是推动我们许多人不断前行的动力”——这句话是对卸任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选片人后汤尼·雷恩在事业上最好的概括。此时他已不再只是电影的观察者与评论者，而成为了几代亚洲电影人的同行者与工作拍档。

2024年，汤尼·雷恩收获平遥国际影展“中国电影海外荣誉贡献”奖。

结语

在1919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T. S. 艾略特指出：“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具有他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他和以往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在艾略特看来，一位艺术家的意义无法被孤立评价，而是需要“把他放在前人之间来对照，来比较”。在艺术史中，美学观念、审美趣味乃至思想倾向的延续、发展、革新与演变，共同构成了一条绵延不断、专属于这个民族和这个文化的生长谱系。但，汤尼·雷恩的一生似乎又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艾略特口中美学批评原则的另一种启发：对于电影这样一种需要不断传播、阐释与重新理解的全球艺术形式而言，汤尼·雷恩留下的遗产或许并不仅仅是几本专著、几篇影评或几部纪录片，而是一种跨越文化的理解能力，一种连接电影、观众与世界的实践。如果说电影导演在银幕上创造生命，那么汤尼·雷恩则利用自己的文字、访谈与主持带领这些生命去到了更广阔的地方。文章写至这里，我想以雷恩多年来的合作伙伴王家卫发布的一段悼念文字来作结尾，我认为它富有感情地总结了汤尼·雷恩作为亚洲电影伯乐的一生：“一个电影界的自由灵魂，他引领了各类影展，也引导着观众，并守护了那些可能转瞬即逝的事物：细腻的意蕴、机巧的深意以及言语间的静默。他让异乡之作变得亲切，却又从未剥离这些电影的灵魂。”

岭南大学数码艺术及创意产业系助理教授 侯弋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