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刺猬，也是狐狸，一个学者的精神肖像

人们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几乎史无前例地降到了冰点。

如今学术圈的“塌房”已经不是偶发新闻，而像一场没有散去的阴雨，旧的风波还没有调查清楚，新的举报又登上热搜。

教授、专家、学者，这些过去自带知识光环的称谓，如今有时反而成了需要先被怀疑、再被审视的符号。当“知识分子”从社会的精神资源变成舆论场上的争议标签，我们真正失去的，可能不只是几个学者的名誉，而是一个社会相信知识、尊重专业、依靠理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在信任断裂、举报成风、流量不断放大道德审判的今天，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知识分子的处境？知识分子是否仍有资格谈公共良心？学术共同体怎样才能重新获得大众信任？带着这些问题，我邀请许纪霖先生走进直播间。

许纪霖与本文作者赵健

研究中国知识分子四十余年，他既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者，也是公共知识生活的长期参与者，如果今天一定要找一个人，带我们穿过关于知识分子的荣耀、困境、软弱与责任，许纪霖或许是再合适不过的对谈者。

去年，许纪霖推出《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书名很有意思，狐狸与刺猬，本是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格言：“狐狸知道许多事情，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后来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借此区分两类思想气质：狐狸型的人，看到世界的复杂、多元和矛盾；刺猬型的人，则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信念展开自己的生命。

《狐狸与刺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许纪霖 著

狐狸还是刺猬

许纪霖，恰恰像是站在狐狸与刺猬之间的人。他既有狐狸的敏锐、开放与复杂，也有刺猬的坚守、底线与信念。他既是学院派里研究现代思想史的泰斗，又是极少数愿意主动“放下身段”、深耕播客、对话青年的“弄潮儿”。

他既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也研究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既关心民国与八十年代，也关心全球化、民族主义、城市精神、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处境，他似乎永远对新世界保持着饥饿感。

我有幸见过很多学者，有的锋芒外露，有的旁征博引，有的习惯用密集概念压住听众。但许老师很特别，他的锋利藏在温和里，他不急着说服你，也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慢慢把一个问题背后的历史脉络、思想分岔和现实困境铺陈出来。

许纪霖

读这本书，我猛然惊觉，今天的中国，似乎人人都成了一只刺猬。我们各自抱住一个坚硬的立场，竖起一身尖刺，确信自己手里攥着唯一正确的答案。

屏幕上一个热搜刚刚冒头，证据还没有坐稳，判决已经冲到前面，甚至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来得及说话，几万条评论已经替他写好了悔过书。

过去人们说“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今天是网友不出门，便能审天下人。

当举报也成了一种时代景观，作家、教授、论文、学位、作品等等，轮番置于放大镜之下。

有些举报用扎实的证据撬开了长期失灵的学术监督，逼着大学、期刊和学术委员会重新面对自己的职责，也有一些举报从动机揣测出发，先贴标签、再找材料，把批评变成定罪，把公共监督变成了流量围猎。

我问许先生，举报文化是不是一种极端的刺猬文化？

他说，这个比喻可以成立，但要加一个限定。真正的刺猬不是偏执，而是专业。一个合格的学术举报者必须在事实层面成为刺猬：逐页核对、给出来源、允许复查、不靠猜测补齐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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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判断一个人的整体命运时，又必须有狐狸的眼光：看语境、看程度、看责任边界、看制度是否失守，也看惩罚是否相称。

我问许老师，为什么要用《狐狸与刺猬》来重新谈中国知识分子？他笑着说，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种单一面孔。

有人像刺猬，一生只追问一个根本问题，有强烈的价值信念；有人像狐狸，在不同知识、不同传统、不同现实之间穿梭，善于理解复杂性。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恰恰是在这两种气质之间展开的。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几乎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他们不是躲在书斋里安静写文章的人，而是被时代风暴推到前台的人。

晚清以来，古老帝国轰然松动，传统秩序不断瓦解，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中国人第一次如此剧烈地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该怎样成为现代中国人？

《觉醒年代》剧照

我问许老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谈知识分子？很多年轻人可能会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遥远，甚至有些过时。他说，恰恰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信息太多、判断太快、情绪太强，所以更需要知识分子精神。

许纪霖先生给公共知识分子列过三个特征：面向公众说话，讨论公共问题，从公共利益出发思考。这里最难的不是“说话”，而是“从公共利益出发”。

今天每个人都能发言，但发言不等于公共性，每个人都能表达愤怒，但愤怒不等于正义，每个人都能拉起一支队伍，但粉丝数量也不等于真理票数。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不是身份，而是一种能力：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公共表达，能够在多数人追逐即时利益时，仍然追问价值、意义和方向。

追问精神秩序

许老师在文章中说，知识分子常怀痛苦，但“再痛苦，也要往前走，像鲁迅笔下的‘过客’那样”。往前走，首先要再回首，从已经逝去的历史中汲取知性的智慧、获得精神的支撑，比如他特别描写了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

我问他，八十年代为什么会在今天不断被人怀念？许老师说，那不只是一个年代，而是一种精神状态。那时的人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对世界充满好奇，对知识充满饥渴，对未来充满想象。

虽然那一代人也有局限，有浪漫化，有简单化，但他们至少还相信，人可以通过思想让自己变得更自由、更清醒、更有尊严。

这让我想到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资讯，却未必拥有前所未有的精神自由。我们看见了更大的世界，却也承受着更大的焦虑，我们随时可以打开手机获得答案，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的年轻人最缺的也许不是信息，而是精神秩序。

《何时是读书天》剧照

随着聊天的深入，我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当下的青年生态。许老师的播客和文章在全网传播量极广，他常年与年轻人打交道，对“佛系”“内卷”等青年词汇如数家珍。

我向他提问，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谈“认命”，在命运还没完全展开的时候，就选择了一种温和的“佛系”生活，甚至对老一辈的宏大叙事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反叛。作为一辈子都在研究“青年精神”和“五四运动”的学者，如何看待这种代际之间的撕裂？

许老师斩钉截铁地说道：“两代人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年轻一代永远有‘弑父情结’，儿子一代只有通过反驳和‘杀死’父亲，才能完成自己的成人礼。这不可怕。”

但话锋一转，他也流露出长者的关切：“传统的理想主义回潮或许很难，但在日常生活之中，理想主义应该以一种温和的、世俗的方式出现。你总要先积极地奋斗过，再去谈认命。如果一开始就屈从于命运，人生的体验未免太单薄了。哪怕你是把电竞游戏当成愿意不惜成本投入的志业，那也是一种理想主义。”

《无名》剧照

《狐狸与刺猬》这本书真正打动我的地方，就在这种对精神秩序的追问，对于知识分子身上的悲剧性的描写。

很多知识分子，他们想推动历史，最后却常常被历史裹挟；他们想启蒙大众，最后发现自己也在时代迷雾中摸索；他们想建立信念，却不断遭遇信念的破碎。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值得被理解。

许老师特别强调，不要把历史人物简单地道德化，也不要把思想人物变成标签。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往往是矛盾的、复杂的，甚至是自我冲突的。

理解他们，不是为了崇拜他们，而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真正进入一个人，必须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困境、选择和局限。

许纪霖写知识分子，最动人的是他不轻易审判。他像一个在历史深处行走的人，手里提着一盏灯，不是为了把谁照成圣人，也不是为了把谁打成罪人，而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在时代深处如何挣扎，如何选择，如何失败，又如何保留尊严。这种尊严不仅关乎知识分子，也关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人活着不能只有生存，还要有精神生活。

“共情式启蒙”

许纪霖先生在《狐狸与刺猬》中提出了一个我最关心的问题：网红时代，知识分子怎么办？二十年前，知识分子还多少相信自己站在公共舞台中央。今天舞台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人。

报刊时代奖励完整论证，微博时代奖励立场，短视频时代奖励情绪与人设。知识分子过去最擅长的那套慢慢讲道理，在算法眼里往往不够刺激，反倒是“震惊”“内幕”“彻底完了”更有传播力。

我说，既然严谨天然吃亏，知识分子是不是只能退回书斋？他说，退回书斋当然是一种选择，而且社会需要最专业的刺猬，把一件事研究到底。

但如果所有有知识的人都退出公共空间，空出来的位置不会保持真空，只会被更善于表演确定性的人占领。知识分子不能一边拒绝学习新媒介，一边抱怨公众只听网红。

胡适、鲁迅、巴金、叶圣陶那一代人，也都曾主动进入当时的“新媒体”，办报纸、做杂志、搞出版。他们不是站在旧语言里责备大众，而是努力创造能够和大众沟通的新语言。

《觉醒年代》剧照

但这种转身也有危险。知识分子一旦过度迎合平台，容易从公共表达者变成人设经营者。他开始计算什么观点涨粉，什么情绪变现，什么冲突适合切片，以至于最后不是知识借助平台传播，而是知识被平台重新加工成刺激。

狐狸失去刺猬的核心，便会变成四处追热点的“知道分子”。

我问许先生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进入短视频和直播间，怎样避免自己也成为流量动物？许先生说，记住三条。第一，你说的话有没有专业依据。第二，你是否愿意在证据变化时修正自己。第三，你有没有把听众当作可以讲道理的人，而不是可以操纵情绪的流量。真正的公共表达不是把自己包装成永远正确的导师，而是邀请公众一起思考。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这几年越来越强调“靠近”年轻人，而不是“俯瞰”年轻人。

今天的年轻人抗拒爹味说教，渴望被理解，不愿再接受一个知识精英站在高处替他们安排意义。知识分子若还用“我照亮你”的姿态出现，只会换来本能的防御。

许先生所说的“共情式启蒙”，并非取消判断，而是先进入对方的经验，知道他为何愤怒、为何不信任、为何迷恋确定性，然后再把知识与价值放进对话。

《狐狸与刺猬》这本书，是许纪霖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百年命运的一场深情回望，那些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奔走、争论、写作、受挫又继续前行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像狐狸一样敏锐地回应现实的痛点，还是像刺猬一样死守内心的良知与风骨，真正的知识人，从来不会在喧嚣的闹市中迷失自我。

而我们今天重新阅读他们，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在未来来临之前，先把自己的内心照亮。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16期

作者 |赵健

编辑 | 何承波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