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席凡君的新书《大厂病：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部由一位拥有十余年大厂经历的内部观察者所书写的“大厂观察实录”，获得戴锦华、项飙、严飞、袁长庚等学者的联袂推荐。
席凡君在大厂工作十余年，有过顺风顺水的高光时刻，也经历过位置边缘化、汇报关系被剥离、被架构遗忘的阶段。离开大厂以后，他开始在公众号上写作自己的经历，结果发现评论区里全是“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声音。于是，他从“记录经验”转向“结构分析”——从个人情绪中抽离出来，把碎片拼成结构，把情绪背后的机制找出来，把一个个局部的困惑放进一个更大的组织逻辑里。
正如他在书中所援引的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示——我们所认为的个人困境，其实常常是公共议题的缩影。席凡君跳出个体视角指出，“这不是谁的问题，而是结构本身的问题。而结构不会说话，它只能通过个体的崩溃、沉默、耗尽和离开来显现”。
《大厂病》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是“液态人”。作者借用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液态现代性”框架。在传统社会的“固态结构”中，职业是稳定的、路径是线性的；而大厂正是“液态现代性”的极致组织形态——它把人拆成模块，变成随时可替换的“人力接口”。“身处大厂的人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在做什么，有没有成长……”
《大厂病》出版之际，也恰逢AI技术加速进入工作现场。席凡君在书中指出，AI并不是突然制造了“可替代性”——在很多组织中，人早已被训练成可汇报、可评价、可替换的变量。大厂的结构设计，本质上是在消灭“人的变量”：岗位被去技能化、去人化、标准化。
所以，不是AI太强，而是结构早已铺好了路。当你的工作早已被拆解成流程、话术、模板、指标和可汇报的成果，AI完成的就是结构早已启动的工作。
不过，席凡君没有把这本书写成绝望的判词。他认为大厂是现代性的过客，这套中心化、流程化的结构，早晚会被更灵活、更分布式的新组织替代。“我们可以在系统里做事，但不必把自己活成系统的一部分；可以用AI提效，但要把判断、责任和面对具体人的温度，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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