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者的悖论

© Christopher Anderson

利维坦按：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普遍相信，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宗教时代”。然而，G.K.切斯特顿却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判断：现代世界并非摆脱了基督教，而是仍然生活在它的影响之中。那些被视为普世价值的自由、平等、宽容、人权、博爱与对弱者的怜悯，并非凭空产生，它们原本都属于基督教共同的伦理结构。当信仰衰落之后，这些价值并没有一同消失，它们仍然闪耀，却失去了原有的整体秩序，也因此更容易彼此碰撞、彼此否定。正如本文作者所重新强调的，今日许多无神论者并非站在基督教之外，而是在不自觉中继承了它的道德语言，却遗忘了这种语言最初赖以成立的世界图景。

宗教艺术正诞生于那个价值仍然完整的时代。无论是圣徒的受难、旷野中的隐修者，还是风暴、群山与寂静的教堂，它们所呈现的都不仅仅是宗教故事，而是一个相信世界具有终极意义、自然蕴含秩序、人类能够借由超越者理解自身的位置的文明。当我们今天重新凝视这些作品时，真正面对的或许并不是一种已经逝去的信仰，而是一个仍在深刻塑造现代世界，却早已不再被大多数人意识到的精神传统。

不久前，我观看了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基督最后的诱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我错过了它在1988年的首映，但我记得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它在某些虔诚的信徒群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影片虚构了基督在十字架临终前的梦境：放弃使命，娶抹大拉的玛利亚为妻并与之交合，最终享尽天年。今天再看，这部电影从好坏两个层面来看都带着浓厚的上世纪80年代印记。

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并非结尾的场景，而是斯科塞斯以如此生动的笔触所传达出的一种感受：基督传道的横空出世，何其令人震撼。这恐怕正是基督教的核心所在：世界以某种方式存在了数千年（科学如今说是数十亿年），然后一个男人降生了，他以自身体现了这样一个信息：一切从此不同了。

《基督最后的诱惑》剧照。© 豆瓣电影

巧合的是，在我看这部电影的那一周，还有另一则关于基督教徒内部争议的新闻。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英格兰教会计划任命女主教的打算。教会中的一些成员对这一决定大为光火，甚至计划脱离教会。由于那些感到不满的人，没有一个能被说服去公开说出“但女性不如男性！”这样的话，他们的愤慨说到底，不过是在抱怨“这不符合我们的习惯！”凡是说某件事“违背了传统”，归根到底，都意味着对它的一种贬低——也就是说：它只是“不符合我们的习惯”而已。我内心的一部分觉得，这倒也无可厚非：延续性与传统，是帮助人类主体性沿着其曲折道路跋涉的重要支撑。

然而，那些反对女性担任圣职的人，往往让我有一种冲动，想拉住他们的衣角问一句：朋友，你真的读过《新约》吗？这部文本当然可以有多种诠释，但其中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一切从此不同了。这是一本在整体上、也在无数具体篇章中传递着同一信息的书：放下你对旧有方式的执着吧，无论它们曾带给你多少慰藉。这是一本宣告“一切皆新”的书。遵循福音书的逻辑去生活，想必就是——尽你所能地——活出那“一切皆不同”的无限丰富性（everythingness）、差异性（difference），以及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焕然一新的“当下性”（nowness）。

G·K·切斯特顿（1874-1936）。© Britannica

话虽如此，我又凭什么去拉住任何人发表高论呢？我毫不怀疑，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传统、延续性与熟悉感，构成了他们信仰的全部高度、长度与广度。但我更钟情于在基督教护教学的巨擘G·K·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笔下所见的那个基督：

当世界摇撼、太阳从天际消失，那不是在受难之时，而是在十字架上那声呼喊之际——那声承认上帝被上帝所弃绝的呼号。如今，就让革命者们从世上所有的信条中挑选一种信条，从世上所有的神明中选择一位神明，细细权衡那些关乎不可避免之循环与不可更改之权能的神明吧。他们不会再找到另一位曾亲身置身于反叛之中的神。不……就让无神论者们自己来选择一位神吧。他们只会发现一位曾经道出他们孤绝的神性；只有一种宗教，其中的上帝似乎在某一瞬间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

（en.wikisource.org/wiki/Orthodoxy/Chapter_8?utm_source=chatgpt.com）

那就让我们姑且照切斯特顿的话去做吧。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我要选择一位神。自然而然地，我会被这样一位神所吸引：那位曾经——哪怕只有短短一瞬——仿佛也是一位无神论者的神。不过，关于这一宗教，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论点。因为在我看来，“新”（newness）是基督教一个极其关键却被严重忽视的特质。因此，请将此文视为一位无神论者为基督教所作的辩护。

我最好先说明本文不是什么。它不是一次“激进无神论”的演练，也不是旨在摧毁任何读者对上帝信仰的檄文。向他人传播无神论观点，在我看来是无神论者所能做的最无趣的事，我在此绝不企图这样做。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也并非试图以某种抽象或思维实验的方式去“切入”信徒的心态。

这也不是一次对失去信仰的怀旧，或是对（譬如）英格兰教会迷人的建筑和仪式所怀有的温情回望。事实上，我对那个机构既不怀旧，也没有特别的情感。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圣公会牧师，但我母亲自幼便是无神论者，我父亲则在青少年时期失去了他的福音派信仰。我是在不教条、却实实在在的不信仰氛围中长大的，这使我（就我个人而言）没有任何可以怀念的东西，也与圣公会没有特别的情感连结。

这篇文章也不是试图建立一种所谓“世俗灵性”（atheist spirituality）的替代方案。我可以就此稍作展开，因为最近出版了许多恰恰试图做到这一点的书籍。其中有两本尤为引人注目。出生于瑞士的流行哲学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在《无神论者的宗教：非信徒的宗教价值指南》（Religion for Atheists: A Non-Believer’s Guide to the Uses of Religion，2012）一书中，将上帝的不存在视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同时探讨了德波顿所说的“基于宗教的”概念（如群体感与关怀），认为这些概念可以“有益地”丰富世俗生活。更有说服力的是法国思想家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André Comte-Sponville）的《无神论的精神》（L’esprit de l’athéisme，2006）一书，从概念上试图将传统宗教与“世俗精神生活”解绑。

但我的目的与这两者截然不同。事实上，我试图论证的几乎与他们恰恰相反。德波顿和孔特-斯蓬维尔都将“无神论”视为理性人类心智的默认立场，然后转向“宗教”，看看在不牺牲他们那令人愉快的、对上帝的理性不信仰的前提下，能从中打捞出什么。对此我并不感兴趣。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宗教是大多数人类的归宿。像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属于少数派，在统计学上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异数。而这恰恰赋予了我们一个极其有趣的视角。

在拉丁语中，“Apologia”意为“辩护”或“辩白”，但“apologo”却代表“拒绝”甚至“唾弃”。这种“带有拒绝意味的辩护”或“带有唾弃意味的辩白”，旨在专门探究基督教，而非笼统地探讨“宗教”或“对上帝的信仰”。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恰好是我生命中最具文化意义的宗教，更在于其作为一种信仰所独有的特殊逻辑。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1988）探讨了伊斯兰教如何从一个少数群体的信仰发展为拥有十亿信徒的全球性宗教。该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一个边陲小群体的信仰变成了数十亿人的信仰，并与国家机器融为一体时，会发生什么？

我在此无意探讨伊斯兰教，但拉什迪的问题却影响深远。我们可以用基督教的语境重新阐述这一问题：当基督教不再是一个被罗马帝国排斥和迫害的边缘派别，而在字面意义上成为了罗马帝国本身时，会发生什么？《古兰经》中描述的伊斯兰教，是一种与社会权力结构相适应的宗教。其核心观念在于：顺从律法（因为律法来自真主）对于良好的社会秩序与精神健康而言，是同等必要的。

基督教则有所不同。部分原因在于其圣经的二元结构：它在《旧约》中确立了一套社会规范、禁忌与律法，随后又在《新约》中明确地推翻了它们。摩西带来了十诫；而耶稣将它们替换为两条——爱上帝，以及爱邻人如同爱自己。这两条诫命并非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述。《新约》中有部分内容试图推演这一新信条在社会与法律层面上的后果，但大部分内容放弃了这种努力，反而慷慨激情地发声，宣告在即将来临的末日面前，社会与法律是多么微不足道。

《摩西打破律法石碑》，伦勃朗·凡·莱因，1659年。© wikipedia

《旧约》从宏观上看，是关于一座圣殿的建造；而在《新约》中，圣殿被重新定义为基督的肉身，而这个肉身被建造出来，恰恰是为了被拆毁、被折磨至死以及被彻底重塑。那些要求放弃所有财产、离开家庭与工作、不结婚（尽管圣保罗承认结婚总比情欲焚身要好）、像鸟儿和花朵一样率性而活的教导——所有这一切，都在反复表达着一种强烈的观念：旧有的秩序已被颠覆。

当然，随着一代又一代人逝去，而世界依然顽固地没有走向毁灭，基督教徒们不得不寻找与现实妥协、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早期教会重新确立了修饰过的旧律法与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不再是一个受人鄙视和阶层卑微的派别，而是成为了主流。在它于美国演化出的形态中，它甚至统治了世界。20世纪见证了美国摆脱“上帝已死”的观念，崛起为一种基督教帝国。随着它变得越来越基督教化，它的帝国色彩也越来越浓厚。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不是在主张这导致了“基督教伦理核心的丧失”或诸如此类的论调。然而，我之所以不这样主张，是因为在我对《新约》（至少是其中非保罗书信的部分）的解读中，我发现这篇文本在形式上和神学上都对“核心性”（coreness）这一概念天然“过敏”。基督教关注的并非上帝本身，而是上帝的附庸（基督——在信仰的奥秘中，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上帝本身）。它关注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应该放弃什么；不是权力，而是那些失去权力的人——这正是“山上宝训”的全部精髓所在。

事实上，这也是整部《福音书》的要义所在。重新阅读这些基督教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你会再次意识到，《福音书》是何等深切地关注那些被排斥者、非选民、社会底层、无赖与流民。从这一认识出发，我构建了自己论证中的一个重要支柱：如今，基督教已从一个不起眼的教派发展成为地球上的主导宗教，“被排斥者”这一关键类别，恰恰已变成了不信者（无信仰者）。

事实上，我想进一步提出一种更强烈的论点：基督教几乎能够容纳各种罪恶、异端和教义上的差异，唯独不能容纳无神论。换言之，我想论证的是：既然基督教既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信仰，又在重要意义上是社会与精神上被抛弃者的宗教，那么这里的关键类别便成为：那些被排除在信徒共同体之外的人。

当然，我并不是在假装无神论者在世俗意义上都是卑微、痛苦且心理上无家可归的个体。我也并非在暗示他们因为缺乏信仰而正遭受残酷的迫害或屠杀。从经验事实来看并非如此。但我要说的是，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信仰的根基恰恰是那些未被纳入信仰的人。表述这一点的一种挑衅性方式，或许是以恰当的悖论语气说出：“只有无神论者才能真正成为基督徒。”这或许听起来只是油嘴滑舌。我希望不是。这其中包含着非常关键的意涵。

库尔特·冯古内特（1922-2007）。© The New Yorker

这正是基督教作为一种世界性信仰的迷人之处之一：基督是个无名小卒；是个平民；是个木匠，甚至为了过圣洁的浪迹生活而放弃了那份卑微的职业。用伟大的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的话来说，他就是个无业游民。冯内古特的短篇小说《第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1969）中包含了一段对另一部宗教作品的叙述。在其虚构的《来自外太空的福音》（The Gospel from Outer Space）中，一个外星生物研究基督教，试图弄明白（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基督教徒觉得残忍是件如此轻而易举的事”。这位访客初始的前提是：基督教的宗旨是教导人们去怜悯，哪怕是对社会最底层的成员。但他逐渐意识到，《福音书》实际教导的却是：“在杀掉某人之前，务必确信他没有什么过硬的人脉关系。”

这位来自外太空的访客说，基督故事的缺陷在于，基督看起来虽然不起眼，但他实际上是全宇宙至高无上者的儿子。读者们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读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想……：

哎呀——他们这次真是挑错动用私刑的对象了！

这个念头还有一个孪生兄弟：“有些人是可以用私刑处死的。”谁？没有后台的人。如此这般。

基督看起来只是个无名之辈、一个流浪汉、一个贫穷的木匠；而事实上，他是天国的王子，是最尊贵的皇族。这位外太空来客赠送了一部新福音书，里面不存在这种落差：他的耶稣真真切切是底层中的底层；上帝自己也反复强调他是多么微不足道。于是，当人们决定以将他钉上十字架来取乐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不会有任何后果：

就在这个无名小卒临死前的一刻，天空裂开了，电闪雷鸣。上帝的声音轰然降临。他告诉众人，他收这个流浪汉为义子，赐予他作为宇宙创造者之子的全部权柄与特权，直至永恒。上帝说道：

从这一刻起，凡是欺凌没有背景之游民的人，必遭严惩！

这个精彩的“米德拉什”（midrash，犹太教对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编者注）的要旨在于：如果基督实际上是那种“本来就不该被私刑处死的人”——例如一位国王，或上帝之子——那么《福音书》的信息就会失去它的力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建立起一种分类：“哪些人是不可以被私刑处死的”，从而也就意味着“哪些人是可以被私刑处死的”。只要稍微翻阅一下《福音书》中基督所说的话，就足以让我们明白，他明确否定了任何这样的观念。

（作者借用冯内古特虚构的“外太空福音”旨在说明：如果耶稣之所以“不应该被钉十字架”，只是因为他其实身份尊贵——是上帝之子、天国的君王——那么故事传达的信息就会变成：“有些高贵的人不能杀，但普通人还是可以杀。”

而作者认为，《福音书》真正要表达的恰恰相反：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贫穷、卑微、没有背景而遭受暴力或私刑。耶稣的话本身否定了“有些人可以被牺牲、有些人不可以”的观念，因此《福音书》的伦理对象是所有最卑微、最没有权势的人，而不仅仅是身份特殊的耶稣。编者注）

在其著作《重负与神恩》（Gravity and Grace，1952）中，已故的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将“道成肉身”（divine incarnation）称为“征服者阵营里的逃兵”。借此，她指出了这一事件中超越其偶然性的更深层意义。当她谈到“基督以一种悖论的方式认同苦难者的处境”时，这种悖论大概就在于：基督作为上帝，在某种意义上本应是“苦难”这一状态的对立面。然而，也许恰恰是这种苦难处境，最准确地表达了一个“逃亡者式”的道成肉身。

西蒙哪·薇依（1909-1943）。© The Marginalian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一点：把“道成肉身”看作是上帝将自己放逐的一种形式。想象一下，上帝被流放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并且有一段时间甚至相信自己真的被遗弃在那里（“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认为，上帝对基督的这种“放逐”，同样意味着：他降生于贫穷而非富裕之家，成为一个木匠而不是王子，成为一个生活在帝国边缘的犹太人，而不是罗马元老院中的一位元老——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这种“放逐”之中。

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在社会、种族和经济层面遭到边缘化，也许意味着一种更加深刻的流放。然而，从上帝的视角（姑且这么说）来看，超验的神圣丰盈与人类存在之间的鸿沟已然如此巨大，以至于计较某一具体的人类拥有多一点或少一点的金钱与地位，恐怕实在是无关宏旨的。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

设想基督不是道成肉身为一个贫穷的犹太木匠，而是一位富有的罗马元老。他会穿着更华丽的衣服，吃着更丰盛的食物，住在更舒适的房子里。我们不妨把这个思想实验再推进一步，设想他后来成为罗马皇帝，受到臣民如同神明一般的崇拜。那么，这些身份和待遇上的改善，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缩小凡人的存在与神圣圆满之间的鸿沟呢？这样一个人物，相比真实历史中的基督，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那种超验意义上的“被放逐感”呢？答案显然是：微乎其微。永生且无所不能的上帝与任何凡人之间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这个具体的凡人究竟是贫是富，显得根本无关紧要。

然而，想到这里，我却不得不停下来。这样的结论恐怕并不正确——因为基督整个传道工作的一个核心，恰恰就是关注富人与穷人之间那道深刻的鸿沟。那么，从“永恒的视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来看，这种鸿沟又意味着什么呢？

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从那个视角来看，贫富之间的差别显得微不足道，那么也许真正需要被放弃的，正是那个视角本身。基督使命的重点，在于关注人类短暂、有限、相对的现实处境；他的使命正是要消解一种观念——即，我们应当总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理解和评价世间的一切。

我来解释一下我的意思。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当我已经在来世生活了一千万年，再回过头来看自己那如蜉蝣般短暂的凡人生涯时，无论我当年每小时挣6.19英镑，还是年收入100万英镑，似乎都不会有什么重要区别。从更宏大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差异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的确，如果我们站在永恒的立场上——例如，以“不朽的灵魂”这一概念为前提，并尝试从它的视角来看待事物——那么，一个贫穷的人生与一个富裕的人生，看起来几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 Cheryl Ravelo/Reuters

然而，《福音书》所表达的，却强有力地否定了这种看法。《福音书》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困难（“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马太福音》19:24）。它说，富人应当舍弃自己所有的财富，将其分给穷人。它祝福那些物质匮乏的人；它认为，寡妇献上的那两个小钱，比百万富翁为了博取赞誉而公开捐出的巨额财富更有价值。它在贫穷者的苦难中看见恩典与美，也把财富视为一种积极阻碍人获得救赎的因素。

当然（这一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从人们真实生活的经验来看，贫穷的人生与富足安逸的人生，感受上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别。这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匮乏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公正与不公正、身体与心理健康，以及整个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正是真实生活经验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使人无法再从“永生”或“永恒”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真谛。《福音书》在成百上千处细节中都在不断强化这一观念。

文章开头，我引用了“悖论大师”G.K.切斯特顿的话；现在，在即将结束时，我也想再次回到切斯特顿。 在我读过的所有宗教信徒作家中，切斯特顿是最能清楚阐明这样一个观点的人：悖论（基督徒或许更愿意称之为“神圣的奥秘”）并不是信仰中偶尔出现或无足轻重的特征，而是信仰不可或缺的核心。更进一步说，阅读切斯特顿会让人明白，悖论并不是一团“未知之云”，也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搁置、不去理会的“神秘”难题。 恰恰相反，在切斯特顿看来，宗教中的悖论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性的信仰特征，它的触须会延伸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渗透到基督徒存在的每一部分。切斯特顿如今已不在人世，这实在令人遗憾。如果他今天仍然活着，也许他会写下类似下面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很容易倾向于将无神论者先生、英国国教徒先生和清教徒先生这三位朋友，按照宗教信仰强度的递增来排序。但这完全搞反了。祈祷、冥想和按时去教堂固然是敬拜的一种方式，但与其他的敬拜方式相比，它们就像教堂与整个世界相比一样微小。诚然（正如牧师们喜欢说的那样），清教徒的敬拜最为狭隘，因为他试图缩小上帝，把上帝囚禁在一个由诫命、规则、义务和压抑交织而成的狭窄心灵之中。圣公会信徒虽然虔诚而守礼，也勤于参加教会礼拜，但他的敬拜规模也只是稍大一些而已。因为，尽管他试图容纳上帝的“盒子”比清教徒那狭隘的头脑更大，却依然只是一个由红砖砌成、带着尖塔和彩色玻璃窗的盒子——也就是一座教堂。三者之中，真正拥有最广大敬拜方式的，其实反而是无神论者，尽管他自己很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只有他本能地明白：上帝无法被装进任何一个盒子里，甚至连那个名为“信仰”的宽大容器也不行（因为我们把信仰赋予了世间万物）。无神论者像孩童或动物那样，以一种神圣而天真的方式敬拜上帝——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只是作为上帝的造物生活着，行走于上帝创造的世界之中，让自己的内心装满上帝所喜爱的一切人类情感。在这三个人当中，唯有无神论者先生没有在某种意义上自视高于其创造者的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恰恰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上帝。然而，另外两个人，无论他们如何否认（也无论这些否认多么真诚），都无法做出这样的夸口：因为他们敬拜的是一个被盒装起来的上帝，这与向木头和石头祷告无异……

上帝既是创造的源泉，也是约束的法则；祂既在七天内创造了天地，也制定了“十诫”。但前者的浩瀚使得后者显得如此渺小，神圣的“你可以”在数量上远远压倒了禁止性的“你不可以”，若将自己的敬拜仅仅集中于后者，纯属一种偏执。而无神论者本能地懂得这一点。基督接过了摩西的十诫，并将其替换为两条——爱上帝与爱彼此。无神论者则更为大胆：他将这全部十二条诫命替换为一条：

“汝不可试图将上帝装入汝之凡人心智。”

借此，他也就把一切创造性的可能，从束缚之中释放了出来。

我不得不承认，上面那个“伪切斯特顿”，比起我前面引用的“真正的切斯特顿”，确实走得更远了一些。（前面那段原话是：“就让无神论者们自己来选择一位神吧。他们只会发现一位曾经道出他们孤绝的神性；只有一种宗教，其中的上帝似乎在某一瞬间成为了一位无神论者。”）不过，我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我笔下的“伪切斯特顿”，不过是在替真正的切斯特顿补上一个乍看矛盾、实则将整个世界颠倒过来的精彩转折——而这种修辞，原本就是切斯特顿最擅长、最具代表性的风格。“让无神论者去选择一位神”这是一种修辞性的断言。但对于真正的基督徒来说，更耐人寻味、也更切中要害的，是它的倒转：“让虔诚的信徒去选择无神论。”对基督教徒来说，产生信仰并非难事，甚至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保持信仰也非难事。真正困难的是：获得信仰，是为了将其放弃。再没有比这更为彻底的牺牲了。

放弃什么？许多思想家和哲学家都曾观察到，譬如说，我相信自己“此刻正坐在桌前用电脑打字”，这本身并不是一种意志的作用。我当然不会不相信自己正坐在桌前打字，尤其是当这（在当下）恰好是事实时。但我也不必去强行施加意志来维系这种信念。我知道这一点；或者说，只要我停下来想一想，我就会意识到这一点。我知道我爱我的孩子们，也相信他们爱我，但后一种信念并非来自意志的强求，它只是自然存在着。如果我必须去强加意志、去硬性逼迫自己相信其中任何一种信念，那反而意味着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真诚的信念面前，意志是一种污染。在这一点上，孩子和动物拥有着一种未经审视的智慧，而成年人却往往在其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1967）中有一位睿智的神父，他每天下午沉思《圣经》，思考得如此深奥，以至于实际上已经睡着了。我们或许会本能地觉得，这样一种敬拜方式并不值得赞同。然而，不妨认真想一想：它究竟有什么不对呢？睡眠（区别于梦境，后者大概有着另一套不同的宗教涵义）不正是一种最彻底的被动状态、一种最彻底的无害状态，甚至可以说，是基督徒生活方式最典型的体现吗？如果我们顺着耶稣所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马太福音》18:3）这一思想继续思考，那么，它或许也意味着：像孩子一样，比成年人睡得更多。

在这篇文章中，我一直试图尽量避免个人自传式的叙述。约翰·班扬（John Bunyan）关于其个人皈依的回忆录《罪魁丰盛的恩典》（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1666），尽管整本书构成了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但其中涉及个人生平的事迹却极其零散。既然我实际上是在写“基督教徒之首的丰盛无神论”，我也许应当如法炮制。不过我还是想透露关于我自己的一件事：我是一名科幻小说作家。虽然我也是一名大学学者，但我往往发现，以故事的方式思考，比按照枯燥的认知推理准则思考更为容易。无论如何，我打算用一个科幻故事来结束本文。并且，极其契合本文主题的是，它将采用该类型中最不讨喜的模式之一——亚当与夏娃的寓言。

当整个世界还是一座伊甸园时，男人和女人便已经满足了；他们的满足，正与那座乐园相称。他们敬拜上帝，就像动物敬拜那样——天真而质朴，顺应本性，而非出于意志。上帝对此十分喜悦，因为信仰在他们身上是一种无意识地维系着他们的存在：信仰并不是他们刻意去做的一件事，而是他们本来就是如此。

然而撒旦（其名字意为“傲慢”）却从天国的乐园中堕落了——在那个乐园里，所有人在上帝的爱中一律平等。撒旦渴望等级、地位，以及通过贬低他人来界定自己的优越性——而这一切，在那位爱一切众生的上帝眼中，都是极其可憎的。他无法说服天使，因为天使们知道，放弃自己与上帝之间平等的关系，而坠入等级秩序之中，只会是损失而毫无收益。

但撒旦敏锐地察觉到了人类灵魂中的弱点，于是来到花园拜访他们。他没有诉诸他们的自我利益，因为他们会拒绝这种诉求。相反，他说：“你们光着身子到处走，怎么能如此傲慢？难道你们不知道创造你们的上帝远比你们伟大得多吗？难道你们不明白，与祂相比，你们是多么令人厌恶、处于鄙视链的最底层吗？你们应当用斗篷和面纱遮盖你们卑微的躯体，双膝跪地，去敬拜至高无上的主！”

听到这里，男人深受震撼，双膝跪倒在地；因为他感到，一个真实的音符正从他灵魂的琴弦上被拨弄出来。但女人并没有被说服。“这怎么可能呢？”她质问撒旦，“如果我们的本质是卑微的，那么他的本质也是如此；如果他是崇高的，我们也是——乐园的逻辑中不可能存在垂直的维度。”撒旦看出自己无法说服女人，便将注意力重新转向男人。“你听见她说的话了吗？正如上帝高于你，你也高于她，当她违背你的意志时，你的责任就是训诫她。”

“是这样吗？”男人回应道，感到等级制带来的沉醉感正在他的血管中蔓延，他猛地跳了起来。“女人，”男人说，“闭嘴！因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不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因此上帝更伟大。”

“但女人孕育了男人，”女人反驳道，“男人可没有孕育女人！”

撒旦大怒，说道：“你这是错误的类比，正说明你智力低下！男人！你的职责是：建立一座神殿来敬拜至高无上的上帝——并且惩戒你的妻子，教导她等级的法则！万物皆有其位，有的高，有的低，而上帝至高无上！”

这则萧伯纳式的寓言提出了一个简单明了的道德寓意：如果说，人类的堕落，恰恰就是堕入了“敬拜”本身，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想进一步延伸这个故事，撒旦与男人的共同狂喜必须处于中心舞台：们越是观察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秩序，就越能从中找到机会，把等级价值强加进去——于是，他们开始以年龄高于年轻、白皮肤高于棕色皮肤、富人高于穷人等等标准来区分人与人。

这个小故事的尾声，将是上帝差遣自己的儿子（实际上也就是祂自己）来到世界，试图纠正这一切由此造成的祸害。然而，当祂以人的形象来到世间时，人类的心灵早已被“等级意识”所滋生的骄傲浸透，以至于连祂自己也无法完全摆脱它的影响。因此，祂并没有直接宣讲上帝之爱的普遍平等，而只是把已经存在的等级秩序倒转过来（例如“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之类的话）。然而，重新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其实意味着逆着这场堕落的方向前行。它意味着：变得不再那样执着于“刻意相信”；意味着努力趋近于孩童和动物那种自然、未经反思的生命状态。

比你更卑微：就真正的信仰而言，动物拥有一种未经审视的智慧。© National Geographic

假设上帝存在，然后追问：祂为什么需要祂的造物去相信祂？我想，如果这样提出问题，看起来就像是我在要求你去切入神明的心智，这是一项艰难的思维训练。但我的意思要简单得多。上帝对于祂的其他造物无需主动信仰祂就能安度一生感到满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假设，鲸鱼的跃起与戏水、乌鸦的飞翔、或是白蚁的筑穴，从上帝的视角来看都是敬拜；而鲸鱼、乌鸦和白蚁在展现这种敬拜时，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意识）。

在这种前提下，实在很难看出祂能从人类对祂的信仰中获得什么——从人类将祂降格至人类的尺寸、人类为了自己的计划和争斗而对祂的据为己有、人类对祂的臆测和曲解之中，祂又能得到什么？

当然，即便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经是在以人类的方式去占有并误解上帝了。克尔凯郭尔一如既往地在这方面走在了我的前面：1849年，他向他的读者告诫道：“首先要寻求上帝的国。”“也就是说，变得像百合花和飞鸟一样，变得彻底安静——然后其余的一切都将加赐给你们。”他没有明确指出的是，那“其余的一切”，或许正是完美的“无信仰”。

克尔凯郭尔（1813-1855）。© Wikipedia

如果信徒发现，自己的信仰反而妨碍了自己与上帝建立真正的联系，那么，他们该怎么办？他们是否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信念”呢？对真正的信徒而言，上帝始终是一种神秘的“增补”（supplement）：祂存在于生命之中，却永远无法被彻底认识；祂的本质总是在人的理智所能把握的边界之外。然而，对于真正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一点反而体现得更加彻底：无神论者比信徒更加彻底地拥抱了上帝那神秘而不可化约的“他者性”（Otherness）。甚至可以说，他们把上帝彻底“他者化”（Othering）到了存在本身之外。

长久以来，基督教一直执着于对三位一体作一种毫无反讽、完全字面的信仰。它已经失去了与自身那种“包罗万有”的性质、那种绝对的异质性，以及那种最初的新鲜感之间的联系。而“不信”，恰恰重新激活了这一切。

关于作者

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1965年-）是英国著名科幻小说家与文学学者，现任皇家霍洛威大学英国文学教授。他是当代英国科幻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创作与学术研究并驾齐驱，横跨虚构写作与批评理论两个领域。

文/Adam Roberts

译/树上的男爵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faith-rebounds-an-atheist-s-apology-for-christianity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树上的男爵在利维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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