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史实：南宋京山县治曾南迁汉滨多宝湾一年

□ 作者 王国君/君言闲语

笔者在上一篇《鲜为人知的史实：岳飞抗金，京山曾是南宋前线主战场》中提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后，双方维持了百余年的南北对峙，京山北部长期作为南宋抵御金国的前沿地带。但这不代表此后京山一直安稳太平。宋金和议只是划定了大致边界，边境摩擦和小的冲突始终未断。等金国灭亡（1234年），蒙古大军接踵南下，战火又一次烧遍整个江汉地区。经过数十年战争消耗，到咸淳十年（1274年），元将伯颜率大军发起灭宋总攻，江汉防线全面瓦解，这才有了京山县治迁往汉滨多宝湾这段往事。

今天的京山城区，千百年来城址基本稳定。但很少有人知道，南宋快要灭亡时，为躲避战乱，京山县衙曾放弃城池向南迁到汉水边的多宝湾，前后共一年时间。

这段历史，正史和本地旧志都有记载，却很少被人提及。它记录了宋元交替之际江汉地区战火纷飞的动荡岁月，也反映出当年京山官民在危局之下辗转求生的真实处境。

本文依据光绪、康熙《京山县志》、《安陆县志》，结合市档案馆编《京山古代史·宋代·徙治汉滨》以及《金史》《元史》等史料，还原这次徙治的背景、缘由、落脚地点、存续时间及相关实物线索。

一、乱世降临：金元更迭，江汉沦为战场

南宋末年，王朝大势已去。北方蒙古势力异军突起，忽必烈建立元朝后挥师南下，延续百年的宋金对峙局面彻底终结，一场横扫江南的灭宋战争就此展开。

早在金朝后期，德安府周边便屡遭兵祸。德安府治安陆，西接郢州（郢城钟祥）京山，南近复州（今天门），三地通道相连，是荆襄东南要道。清道光《安陆县志》征引《金史·章宗纪》记载：金泰和六年（1206年），金将完颜匡率军南下围攻德安府，相继攻克安陆、应城、云梦、孝感、汉川、京山等地。（按：《金史》原文记作“荆山”，后世本地志书结合地理形势考证，认为即京山地域。）战火所及，城乡残破，百姓流离失所。金兵的烧杀抢掠，给京山一带的农业生产和乡村秩序造成了严重破坏，不少村落沦为废墟，民众或死或逃，元气大伤。

元朝兴起后，荆襄一带的伐宋战事更为酷烈。《元史·世祖纪》记载：宋咸淳五年，即元至元六年（1269年），正值襄樊之战相持阶段，元军主帅阿术派兵深入宋境，巡略复州（今天门）、德安府、京山一带，掳获民众万余人北迁。（原文:咸淳五年至元六年。春正月戊午，阿术军入宋境，至复州、德安府、京山等处，俘万人而还。）此番军事行动意在扫荡襄樊外围乡野，切断南宋对襄阳的人力、物资支援，同时也是一种战略威慑——元军要在正式大举南下之前，先把江汉平原外围的南宋地方力量逐一削弱。区域百姓再度遭受战乱浩劫，许多家庭被迫离散，耕田抛荒，集市凋敝。

光绪《京山县志·沿革》

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咸淳八年（1272年），荆湖地区曾有两位忠勇将领为解襄阳之围而壮烈殉国。光绪《京山县志·沿革》载：“咸淳八年，荆湖使统制张顺、张贵帅师救襄阳，不克，死之。”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张顺、张贵兄弟率三千敢死士突破元军水寨，以鲜血铺路，成功突破蒙元军的封锁，冒死突入襄阳城，为襄樊两镇军民送来了粮食、盐、布匹等物资。张顺在激战中阵亡，张贵后又在突围求援时遇害。二人死事惨烈，时人誉为“二张之勇，古未有也”。然而襄阳终究无力回天，江汉防线随之步步后撤。朝廷诏令荆湖制置使司移驻毁州，将帅悉数集结于新郢——所谓“新郢”，光绪《京山县志》特别注明：“新谓京山，盖追述故名也。”原来，京山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新郢”的军事代号，成为荆湖前线指挥中心之一，战略地位骤然提升。

忽必烈灭宋之战

咸淳九年，即元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在坚守六年之后，为保全数万襄阳百姓性命，以同时担任宋京西安抚副使之职的襄阳守将吕文焕开城投降。襄阳一失，南宋在荆襄地区的防御体系出现巨大缺口，元军铁蹄再无阻碍，沿汉水南下的道路就此打开。

连年兵祸不断，京山虽为后方指挥重地，却也已不再安全。郢州、京山、天门一线，成为抵挡元军南下、保护江南的最后屏障。南宋朝廷在此布防兵力，试图依托汉水天险迟滞元军推进，但防线过长、兵力不足，处处捉襟见肘。就在这样危急的形势下，为保全县级官府建制、维持地方治理不至于彻底瘫痪，京山地方官员选择向外转移县治。

二、兵锋迫境：1274年元军大举伐宋，倒逼县衙南迁

南宋咸淳十年，即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是江汉地区改朝换代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元军统帅伯颜统领十五万大军发动全面灭宋作战。这支军队久经沙场，战斗力强悍，且拥有大量北方降将提供的攻城器械和水战经验，南宋方面压力空前。

襄阳之战

咸淳十年（1274年）八月，元军从襄阳出发，沿汉水南进，兵锋直指郢州（今钟祥）。郢州城地势险要，扼守汉水中游，是江汉防线的重要据点。同年九月初，元军进抵郢州城下，随即重兵包围。南宋将领张世杰驻守郢州，凭借城池顽强抵抗，元军围攻许久始终拿不下郢州。双方在城下反复拉锯，箭石如雨，死伤甚众。

伯颜不愿把兵力耗在坚城之下，决定改变战术。咸淳十年（1274年）十月，他留下部分兵力继续牵制郢州守军，自己则率主力悄悄渡过汉水，绕开宋军防线，向江汉腹地急速推进。这一大胆穿插，直接打乱了南宋在汉水沿线的整体防御部署，郢州以南的州县瞬间暴露在元军兵锋之下。

光绪《京山县志·沿革》记载了伯颜南下的关键态势：“十年，元伯颜南下，越郢弗攻，进破县南界沙洋堡，擒守将，拔新城。”伯颜越过郢州而不强攻，目的正是避开坚城，直捣江汉腹心。沙洋堡位于京山县南界，元军攻破沙洋后擒获守将，随即攻克新城。新城守将边居谊拒不投降，率领三千守军拼死抵抗，最终战死沙场，忠烈事迹流传后世。《纲鉴易知录》也记载：“冬十月，元伯颜复攻郢州，张世杰力战御之，伯颜遂潜兵入汉，屠沙洋，陷新城，守将边居谊死之。”沙洋、新城接连失陷，意味着汉水防线彻底崩溃，元军主力得以长驱直入，江汉平原再无险可守。

伯颜主力迂回南下的同时，另有一支元军分兵进入京山、天门境内，四处清剿南宋残余武装，扫荡地方抵抗力量。这支分兵的任务很明确：切断江汉宋军向南撤退的道路，防止南宋地方兵力聚拢反抗，完成战略合围。元军骑兵行动迅速，往往一日奔袭数十里，所到之处乡民惊散、村寨焚毁。

战火四处蔓延，江汉各州县局面失控。乾隆《天门县志·沿革》也记载，宋末战乱时期当地州县治所不断迁移，反映出那一带官府流离失所、仓皇避祸的真实状况。面对如此危局，京山县内人心惶惶，富户率先收拾细软南逃，普通百姓也纷纷扶老携幼躲进深山，而县衙作为一县之核心，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元军兵临郢州，战火很快波及京山。本地官员明白，原有县城已很难守住。城内兵力单薄，城墙年久失修，根本经不起元军围困。为保住县署机构、继续行使地方管理职能、维系起码的官府权威，于是决定放弃旧城，向南迁往汉水边的多宝湾——这就是“徙治汉滨”的由来。光绪《京山县志·沿革》对此有明确记载：“先是，县因兵乱，徙治汉滨。”这次迁徙并非从容规划，而是在敌情逼近的情况下仓促成行，官员们携带印信、文书、有限的钱粮，沿乡间小路匆匆南奔，处境十分艰险。

三、唯一落脚：汉滨重镇多宝湾，宋末京山最后的避难之所

康熙《京山县志·沿革》记载：“宋末徙治汉滨。”《元史·地理志》也记有：“兵乱移治汉滨，至元十二年（1275年）还旧治。”

这里所说的“汉滨”，不是泛指汉水岸边，而是具体指向京山西南边境的多宝湾。在当年战乱环境下，这里同时满足避险、办公、水路撤退多重条件，是比较理想的临时县治地点。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除去南北朝、唐代短暂划归竟陵管辖之外，多宝湾都属于京山县管辖，直到1951年划给潜江，1952年划归今天的天门，两地历史渊源很深。多宝湾地处汉水东岸，镇区依堤而建，水陆交通便利，自古便是江汉平原上的物资集散地之一。镇内街巷纵横，市面繁荣，人口相对集中，具备安置县署人员的基本条件。

对比当时残破的县域其他地方，多宝湾有明显优势：

一是原有行政基础，可承担县治功能。 明清《京山县志·堤防图》中，多宝湾设有县丞署，长期派驻官员，本身就是京山南部的副县级驻地。县丞是知县之下分管地方事务的佐贰官，平时负责征收赋税、调解纠纷、维持治安，府署虽然规模不大，但办公条件基本齐备。镇内建有县丞办公场所、关帝庙、钱粮所、外委署、财神庙、京南书院，是京山西南重要的政治、军事、财税、文教中心。这些设施在南宋末年大多已经存在或至少有其雏形，临时改为县治后，能够较快运转起来，处理日常政务。知县可以将文书档案存放在县丞署原有库房，钱粮税赋由钱粮所接管，差役兵丁驻守外委署，一整套行政体系可以就地铺开。

二是建有土城，具备防御能力。 多宝湾筑有土城墙，街区完整，在乱世中能抵挡流兵散匪，保护官吏百姓安全。土城虽不及砖石城坚固，但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足以抵御小股溃兵和盗匪的骚扰。城内街巷布局紧凑，便于设防和巡逻。县衙迁来后，可以组织有限的乡勇和衙役在城墙上昼夜值守，一旦发现敌情，能及时预警并组织撤退。

三是紧邻汉江，进退有路。 镇南紧靠汉江，设有三处官方码头，光绪《京山县志·堤防图》中有相关记录。汉江水面宽阔，航运便利，上下游可通达郢州、复州、鄂州等地。水路交通便利，一旦形势再坏，官府和百姓还可乘船渡江南撤，留有一条逃生通道。在当时陆路已被元军骑兵控制的情况下，汉江是唯一的生命线。码头边常年停泊民船和官船，必要时可装载人员物资顺流而下，进入长江流域继续南逃。这一点对身处绝境的县衙而言，至关重要。

四是留存古迹，见证战乱苦难。 镇外东南尚存白骨古塔，相传即为宋末战乱死伤无数之实物见证。古塔虽历经风雨剥蚀，但当地老人世代相传，说那是收殓阵亡将士和遇难百姓遗骨所建。这座塔的存在，为那段惨痛历史留下了沉默而有力的注脚。

综合地理位置、原有建制、城防和水路条件，多宝湾是当时京山境内最适合县衙临时南迁落脚的地方。可以说，在那样一个四面楚歌的时刻，多宝湾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四、短暂存续：为期一年的徙治，1274年9月至1275年8月

这次搬迁不是长久的县城迁移，只是战乱状态下临时避难。起止时间，各类史料可相互印证。

迁徙开始： 咸淳十年（1274年）九月，元军围困郢州，战火蔓延京山，县衙向南迁往多宝湾。可以想见，那是一次仓促而混乱的转移——没有足够车马，官府文书和钱粮只能靠人背肩挑，随行家属和少量兵丁沿着汉水东岸的土路南行，沿途不断有百姓加入队伍。抵达多宝湾后，临时衙门匆匆挂牌，知县在县丞署旧址召集当地士绅和耆老，商议如何维持基本治安、征集粮草、安抚难民，各项工作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艰难维系。

局势恶化： 1274年十月底，沙洋、新城相继失守，汉江防线崩溃，多宝湾也直接暴露在兵锋之下，避险条件大打折扣。元军分兵南下后，京山境内战云密布，多宝湾虽暂未直接遭遇大军围攻，但溃散的宋军、趁乱打劫的盗匪时有出没，城内人心浮动。县衙不得不加强城防，并做好随时登船撤离的准备。

迁回原址： 德祐元年，即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郢州安抚使赵孟献城投降，郢州全境归入元朝。光绪《京山县志·沿革》记载：“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郢州安抚赵孟以城降元，县入于元。……至是还故治。”大局已定后，京山县衙迁回原县城。从1274年9月到1275年8月，前后算来正好一年时间。

这一年间，县衙在多宝湾实际上处于一种半流亡状态：名义上是县治所在地，但管辖区已经支离破碎，许多村庄无人居住，赋税无从征收，行政命令难以传达。元军对地方的控制逐步建立之后，旧的行政体系已无继续运作的条件，县衙也只能顺应局势，在元朝地方官员的监督下重返旧址，换上一面新朝旗帜。

“徙治汉滨”时间虽短，却代表南宋在京山最后的行政存在，也是京山由宋入元改朝换代重要的历史标记。这一年的徙治，像是南宋王朝在地方层面上的最后一声喘息——微弱、短暂，却真实可触。

五、实物佐证：中嘴山古钱窖藏，百姓逃难留下的物证

除了文字记载，也有出土实物可印证宋元之际京山的动荡局面。

光绪《京山县志·古迹》记录了一则窖藏发现：“中嘴山，在邑东南，高可三十许。道光间，有人刈草于山陬土石陷处，获古钱数十千，皆五铢、开元及北宋钱文，必宋元时人避难窟藏者。”

清代道光年间，当地人在中嘴山山脚割草，发现土坑坍塌，挖出大批古钱币，数量达数十千枚，钱币包含汉代五铢、唐代开元及北宋各个年号钱币。这批钱币并非随意丢弃，而是精心装盛后埋入土坑，上面还覆盖石块和树枝，显然是有人刻意藏匿。藏币之人多半是当地殷实人家，战乱来临之际来不及带大量铜钱逃亡，便选择埋藏于山中，指望日后归来取用。然而兵祸无情，这些埋藏者很可能死于战乱或流亡途中，再也没能回来。

一处处窖藏实物说明，宋末元初京山全域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有的往深山逃难，有的随官府向南转移，是一场大范围的社会灾难。类似的钱币窖藏在江汉平原其他县市也有发现，说明当时的战乱波及范围极广，并非京山一地独遭不幸。这也从侧面说明，当年县衙迁往汉滨避难，是时局逼迫之下的必然选择，而非地方官员轻率之举。

结语

八百多年过去，多宝湾早已不在京山版图之内，南宋短暂迁治的往事渐渐埋没在旧志当中。很多京山本地人并不知晓，历史上县城曾经有过这为期一年的南迁。南宋灭亡前夕，这片土地经历了战火破坏、官署外迁、江山易主的沉重过程。

从1274年九月危难南迁，到1275年八月局势平定返回旧治，短短一年的徙治，浓缩着南宋王朝落幕的余晖，体现着乱世中普通官民求生的艰难，也记录下江汉大地宋元更替的时代巨变。

古籍当中寥寥几笔，记下一段地方沧桑。光绪《京山县志·沿革》用“县因兵乱，徙治汉滨，至是还故治”数语将这段往事一带而过，背后却是一整年的颠沛流离、一座县城的空置、无数家庭的离散。那段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细节——没有当事人日记，没有朝廷诏令，没有地方官员的奏报，只有几处旧志里相互印证的简略记载，以及中嘴山脚下那一堆再也等不到主人的古钱。

但正因如此，这段往事更值得被记起。它是京山本土历史链条上不可缺失的一环，也是江汉大地在宋元之际那段剧烈转折中的一个微小却真实的注脚。藏在县志、史书与古遗址里的徙治往事，是属于京山本土的历史记忆，值得后人了解、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