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田智宇
全球能源市场变幻无常，绿色发展竞争日趋复杂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国针对油气勘探开发、天然气进口等，在进口关税、增值税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目的是更好促进行业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如今，随着行业发展阶段各异，逐步取消光伏等行业增值税出口退税并分步恢复征收消费税，也出于同样的目的：通过发挥税收政策“指挥棒”作用，既助力夯实能源安全基础，也为引导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
观察相关政策，主要有几方面特点：一是注重“长短结合”，确保油气核心需求自主保障。我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高，而国内新发现资源以深层超深层、深水和纳米级非常规油气为主，勘探开发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针对性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短期内有利于对冲国际油气价格波动影响，长期看有利于降低企业勘探开发成本，促进资源保障能力和技术装备水平提升。
二是聚焦“内外联动”，增强新能源产业发展动力。我国光伏、电池等产业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无序竞争问题突出，造成“重出口、轻内销”的结构性失衡，国际市场上也面临日益严峻的反倾销压力。税收政策调整优化，有利于推动产业发展由“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由“产品出海”转向“价值出海”，带动内外贸一体化转型升级。
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多税共治”促进能源产供储销协同转型。发达国家绿色税制改革主要关注能源消费、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生态保护等环节，对能源资源勘探、新能源装备等重视不够。我国通过构建覆盖能源勘探、开发、转化、利用、装备制造等全流程的绿色税制体系，有利于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促进新型能源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深度融合。
我国对能源相关税收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不是应对外部冲击的“一时之举”，而是协同推进能源、产业、贸易转型的标志性改革；不是调整能源税收政策的“单兵突进”，而是系统推进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手段。一段时间内，虽然相关产业、部分企业可能经历转型阵痛，但长远看，这对建设能源强国和在开放条件下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具有深远意义。
实践中，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确保各项税收政策精准推送、全面落地。同时，加强税收与财政、金融、标准等政策协同，形成政策合力。比如，加快完善光伏、电池等出口产品低碳评价标准，研究根据碳足迹水平设置出口门槛或差别化征收出口关税，促进企业将绿色合规压力转化为国际市场新优势。
对相关行业企业而言，要把握能源变革和税制改革发展大势，用好用足政策机遇。比如，油气勘探开发等上游企业要加快油气田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享受增储上产和新能源发展税收支持政策“双重红利”。光伏、电池等出口企业要加快发展“以绿制绿”等新模式，从片面追求成本优势的“红海竞争”，转向拓展低碳、零碳、高端化发展的创新蓝海。
我国正逐步由化石能源为主能源体系转向非化石能源为主能源体系，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加快推进能源相关税制改革，既利当前更惠长远，既谋一域更促全局。要牵住能源转型这一“牛鼻子”，发挥税收政策“杠杆”作用，夯实加快绿色发展转型的“安全底气”，持续增强发展“含绿量”“含金量”，更好助力能源强国建设，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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