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那个七岁写《咏鹅》的神童，后来怎么样了？

兵败以后，他究竟死了，逃了，还是出家了？史书突然沉默了。

骆宾王最著名的故事，始终停留在一池清水边。

相传他七岁时，有客人看见池中白鹅，随口让这个孩子赋诗。骆宾王几乎不假思索，便写下后来家喻户晓的《咏鹅》。

白羽、绿水、红掌，颜色鲜明，动作轻快，没有复杂典故，也没有故作深沉。

一个七岁的孩子，只把眼前所见写得生动自然，便因此获得“神童”之名。

骆宾王的名字，也仿佛早早替他安排好了人生方向。

“宾王”与“观光”都取意于《易经》，寄托着观国之光、入仕王朝的愿望。

这个名字并不低调，甚至带着明显的政治期待：读书、成名、进入朝廷，最终得到君主重用。对于一个早早显露才华的孩子而言，这条道路看起来顺理成章。

神童的光环并没有变成稳定的家族资源。

骆宾王的父亲曾任博昌县令，却在任上去世。父亲死后，他先后流寓博山、瑕丘等地，早年生活并不安定。

道王曾让他陈述自己的才能，实际上是在给他一次展示和升迁的机会。可骆宾王不愿主动夸耀自己，拒绝奉命自陈。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他的性格。

他渴望被发现，却又不愿低头求取；他认为自己的才华足够明显，不该像商品一样摆出来供人评判。

离开道王府后，骆宾王又做过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士等职。

那个七岁时便被称为神童的人，成年后不得不在低级官职之间辗转，等待一位真正能够理解并重用自己的明主。

这种期待后来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中。

骆宾王常以古代名臣、将相自比，渴望像姜太公、诸葛亮、廉颇那样，在困顿中等到知己。

他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更多时候，他怀疑的是时运：不是自己没有才华，而是没有遇见能够识才的人。

正因为如此，年龄越大，他对功名越焦虑，对现实也越不满。

《咏鹅》里的孩子，只需要把眼前景物写好；成年后的骆宾王，却必须面对一个更复杂的问题：才华已经天下闻名，为何仍然得不到想要的位置？

长安暂时没有给出答案。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那里有风沙、军营和边塞，也许还有另一条通往功名的道路。

如果说长安让骆宾王看清了官场，那么边塞则让他重新认识了大唐。

相比那些终日在书斋里想象塞外风光的诗人，他是真正走进过军营、见过边疆的人。

初唐时期的大唐帝国，正处于不断扩张的阶段。

西域、吐蕃、西南诸蛮，都需要大量军队驻守和征讨。边疆不仅意味着战争，也意味着功名。对于许多寒门士人来说，科举之外，军功是另一条改变命运的道路。

骆宾王自然也抱着这样的希望。

他的诗里，经常出现“报君”“酬明主”“建功”等字眼。在别人眼里，边塞意味着危险；在他眼里，却意味着机会。

他始终相信，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不应该一辈子埋没在地方州县，而应该像古代名将那样，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正因如此，他笔下的边塞诗，很少流露出消极避战的情绪，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投身时代的激情。

南朝以来，边塞诗虽然早已存在，但不少作品大都是缘题设境式的写法和低沉消极的格调，真正描写军旅生活的并不多。

骆宾王却不同，他写风沙，不只是为了渲染苍凉；写军营，也不仅仅为了表现豪迈。

他知道边地将士如何行军，也见过漫长戍边带来的孤独。

因此，他的边塞诗既有建功立业的豪情，也有真实生活的质感。

这种真实性，使他的作品开始摆脱六朝诗歌偏重辞采、轻现实的写法。

例如《送郑少府入辽》等作品，既写壮志，也写远行；既有报国之心，也有离别之情。

边疆在他的笔下，不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方向，而成为具体可感的人生舞台。

后来盛唐高适、岑参等边塞诗人的创作，正是在这种不断拓展题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

现实依然没有给他想要的回报。

边疆立下的功劳，并没有换来显著升迁。结束西域和蜀地经历后，骆宾王回到朝廷，先后担任武功主簿、长安主簿，又进入御史台任侍御史。

表面上看，他终于离长安权力中心更近了一步；实际上，他仍然只是中下层官员，与真正的政治决策层相距甚远。

同时，进入御史台之后，他第一次真正站到了帝国政治漩涡的边缘，而等待他的，不是飞黄腾达，而是一座冰冷的牢狱。

对于骆宾王而言，进入御史台，本应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机会。

侍御史虽然官阶不算高，却直属中央监察体系，负责纠察百官、弹劾违法失职官员，是朝廷中最敢说话的一批官员。

如果仕途顺利，他完全有机会一步步走向政治中心。

可偏偏，他最不缺的就是锋芒。

骆宾王从来不是一个善于沉默的人。他少年时期便不愿自夸邀宠，后来长期怀抱建功立业的志向，又经历边疆历练，对国家政事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

史料记载，他在担任侍御史期间，因事获罪入狱。关于具体案情，虽然说法不一，但主流说法是被诬陷下狱。

但真正留下来的，不是案件，而是一首诗。

被关进牢狱后，骆宾王写下了《在狱咏蝉》。

中国古代诗歌中，蝉一直是一个特殊的意象。它饮露栖高，不食污秽，因此常被视为高洁人格的象征。骆宾王写蝉，并不是单纯描写秋天，而是在借蝉写自己。

他认为，自己就像树上的秋蝉一样，始终保持操守，却因为身处困境，被世人误解。蝉叫得越高，越显得孤独；诗人越坚持自己的原则，也越容易与现实发生冲突。

这一时期，他诗中的变化已经十分明显。

早年的骆宾王，总想着建功立业，希望遇见一位赏识自己的明主；到了牢狱之中，这种理想并没有消失，却开始夹杂着越来越浓重的失落。

他写到“知己”“孤独”“秋”“愁”等意象，不只是因为个人遭遇，更因为他逐渐意识到，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并不仅仅是才华。

这种心理变化，在他的诗歌里几乎随处可见。

他依旧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依旧相信自己能够报效国家，但他越来越怀疑，现实是否还会给自己这样的机会。

于是，他借古人言志，用姜太公、诸葛亮、廉颇等历史人物寄托自己的抱负；

另一方面，又频繁书写岁月流逝、人生易老、怀才不遇的痛苦。功名越难实现，这种情绪便越发强烈。

出狱之后，骆宾王虽然遇赦获得自由，却没有迎来命运转机。

他被外放担任临海县丞，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佐官，因此后世称他“骆临海”。

对于普通官员而言，这或许只是一次正常调任；可对于一直梦想进入政治中心的骆宾王来说，这几乎意味着多年努力再次归零。

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主动离开官场。

面对县丞这样一个几乎看不到前途的位置，骆宾王没有选择继续等待，而是弃官南游广陵。

在那里，他写下“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这样的诗句。

表面是在咏史，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另一层意思：他依然没有放弃建功立业，只是在等待一个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很快便出现了。

公元684年，骆宾王终于等来了他认为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废唐中宗李显，改立李旦，自己临朝称制。

朝廷政局骤变，一批遭到贬谪、长期失意的官员聚集扬州。

徐敬业打出“匡复李唐”的旗号起兵，希望借恢复中宗的名义争取天下响应。

对于始终怀抱建功理想的骆宾王而言，这不仅是一场政治行动，更是人生最后一次实现抱负的机会。

起兵之初，军中便出现了不同意见。谋士魏思温认为，应趁朝廷立足未稳，迅速北上直取洛阳，以恢复中宗为号召，争取各地响应；徐敬业却决定先夺取润州、经营江南，希望依托长江天险建立根据地。

随着战略重心改变，这场原本以恢复李唐为目标的行动，逐渐失去了全国性的政治号召力，也给了朝廷充分调兵遣将的时间。

很快，武则天调集李孝逸率军南下平叛。面对拥有全国资源支持的朝廷大军，徐敬业集团节节败退。

最终，徐敬业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杀死，历时数月的起兵宣告失败。而骆宾王，也随着这场失败突然消失在历史记载之中。

关于他的结局，后世留下了许多传说：有人说他战死军中，有人说他投江自尽，也有人说他逃脱后削发为僧。

但这些说法都缺乏确凿史料证实，今天唯一能够确定的是，684年之后，骆宾王再也没有出现在可靠的历史记载里。

回望骆宾王的一生，会发现他的命运始终充满反差。

骆宾王最终没有成为一位名臣，却用一支笔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