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行记》：在行走中遇见历史与文化

转自：长安街知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夏儿女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一位大学教授脱下长衫，换上短装，怀揣纸笔奔赴炮火前线。他叫曹聚仁，此后八年，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报道过淞沪抗战、台儿庄大捷等重大战事，用文字见证血与火交织的战斗岁月。“书生有笔曰如刀”，是他彼时的自况。

上世纪50年代，已移居香港的曹聚仁，应约在报纸上开设专栏，每日写下一千余字，回顾抗战时期自己的行迹与见闻。这些文章后汇集成书，以《万里行记》之名出版。书中所记，按照作者曾经栖身及足迹所至的地区分卷排列，诸如《上海一角》《赣闽》《华中》《北行》等，共十卷，涉及时局变迁、战事进展、民生艰辛等诸多内容，并生发出许多深切的人生感慨。

《万里行记》2000年7月版

行走者的纸上功夫

作者写作这些文章时，别有一番襟抱，那就是用一种历史与文化的目光，打量自己走过的广阔地理空间。如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史与地的交织》，就体现了作者这种自觉意识。他援引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房龙的说法，“历史是地理的第四度，它赋予地理以时间与意义”。而在《发思古之幽情》中，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清代著名学者顾亭林（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倾慕，认为“他们的学问，正从万里路中得来”。作者自述，那些年间，他行囊中总是带着一册唐宋诗集、一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随时翻阅。这两本书，恰好也可以用来写照他这段岁月里的旅行经历，以及作为收获的这部《万里行记》——一方面是文学化的诉诸情感的生动感受，一方面是历史大视野下客观理性的观照。

因此，在这本回忆性质的书里，当时的社会生活、政治斗争、军事行动等时政内容被做了简化处理，只是作为背景存在。而浓墨重彩呈现的，是对于步履行经之地的文化景观和历史变迁的描绘，涵盖了城池沿革、民俗风情、人物轶闻、诗词文献等。它们纷至沓来，信息量密集，让人读来有一种眼界大开、满目琳琅的感觉。

以卷五《浙东》为例，来看一看这种特质是如何在文章里呈现和铺展开来的。曹聚仁依照自己当年自东向西的行程，次第叙写到过的许多地方。绍兴山川风物之美历来为人称道，他不但自己描绘，更援引了王羲之、陆游、周作人等古今文人的诗文作为佐证；黄酒是绍兴特产，他介绍了口感滋味，以及酿造的原料、工艺和过程，还援引了鲁迅小说《孔乙己》里面描绘绍兴酒馆格局的段落；“绍兴师爷”作为清代各级官署里的幕僚，以父子相承、师徒相继的方式延续存在，他介绍其渊源、流变和现状，对此种堪称现象级的地域文化传统，有自己的评判臧否；他游大禹陵，从部落图腾意义上分析考证大禹治水的传说，探究其人是实有还是假托，所治之水又是哪一条江河。

沿钱塘江上行，进入富阳、桐庐一带，在“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富春江畔，他登上东汉严子陵隐居的钓台，怀想那种不慕荣利、超凡脱俗的人格，更为宋元之际在此设坛祭奠文天祥的当地义士遗民的壮举而感慨；新安江在附近汇入富春江，此地“滩恶船难上”，却是连接皖南与浙江的交通大动脉，往来的舟楫给徽帮商人带来了巨额财富，也将徽州朴学输送到了淮扬，于东南文化的兴盛大有助推之功。作者怀着一种浓厚的考据兴致，借一支传神之笔，将所到之处的风景、物产，以及民俗、历史、传说、遗迹等诸多文化存在的形态，给予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生动呈现。该卷的最后一章《达夫诗词中之浙江山水人物》，援引著名作家郁达夫对这一处人杰地灵之邦的吟咏，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读这样的文章，让人想到王献之的那句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风物背后的千年事

这样的文字，不同于一般游记的浮光掠影，而是凭借融美感与智性于一体的独特品格独树一帜。身为战地记者的行走阅历，与对历史地理的浓厚兴致，两者的结合，极大地拓展了曹聚仁的思维空间，扩充并深化了文本的内容蕴含。作者脚步穿越的不仅是辽阔的空间，更有邈远的时间。这样，一个个物理空间也同时成为负载历史记忆的文化现场。曹聚仁被誉为“现代徐霞客”，在称道者看来，固然是对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褒扬，但仔细想来未必恰当，因为徐霞客笔下主要是自然山水风光的摹写，而曹聚仁更倾心于对历史文化厚重土层的勘探。

因为具备这些方面的深厚素养，作者往往能拥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给予读者以知识的输送和思想的启迪。像在抗战时期，由于交通的断绝与资讯的不便，当时一般的江南人士，往往将山海关以外的东北地区想象得格外荒凉可怖，渺无人烟，生活艰难。这里的辽阳、宁古塔等地，历史上曾长期作为获罪官员贬谪之地、犯事百姓充军之所。被流放者埋骨异乡，也固化了人们头脑中这种“极边苦寒”的印象。但作者却告诉读者，“其实关外富庶不下江南，那里有森林煤矿，有大豆高粱，听松花江上之歌，又不禁使人神往！”

不止于现实风物的描摹，曹聚仁又着眼于历史长时段，谈到古代的华夏民族对于关外其实并不怎么隔膜。远在春秋时期，关外就开始实施有效的开发和管理，此后世代沿袭，到了隋唐时代，更是成为帝国的战略前沿地带，地位极其重要。清朝建立之后，关外渐遭封禁，限制汉人移居，造成了人为的隔绝。到了19世纪后半期，持续约二百年的封禁解除，河北、山东农民大量向关外移居，东北迎来了新时代：“我们江南人所视为畏途的关外，恰正是河北、山东人的乐土呢！”这样立足典籍记载、有理有据的历史回顾，能够让人深刻地认识到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强大凝聚力。

一位记者的文化眼光

但这些还不是作品的全部魅力所在。作者知识蓄养再丰富，提笔为文时，还是需要有主体意识的投射，才能让文章有个性、出境界。这本书里不乏这样的地方。譬如《风雨说鹅湖》一篇，记叙的是作者在江西上饶铅山时去鹅湖的游历。鹅湖是唐代禅宗大义法师的修行处，是南宋哲学家朱熹与陆九渊围绕理学和心学展开论辩的地方，词人辛弃疾和陈亮（字同甫）也曾在这里会面，商讨抗金复国大计。作者来此之时，正值国家危难，风雨如晦，也正是当年辛、陈二人所面对的外敌进逼的情境。此种情况下，相比坐而论道，更为迫在眉睫的显然是行动起来，做有力的抵抗。作者这样记叙了他当时的思考：“我在鹅湖后步下山时，日机从空中隆隆飞过，我们知道日军离开鹅湖不过几百华里，假使日军沿着浙赣路冲过来，试问大义、朱、陆，有何办法？实在还是陈同甫、辛弃疾在鹅湖所说的合乎实际，这是民族最危急的时刻，‘道统’又有什么用？所以，宋明理学虽是昌明，却无补于国家的安危。”识见不凡，当能给人以启迪。

曹聚仁的儿子、曾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的曹景行这样评价此书：“这本书，不是一般的游记，很难将它归入什么类型，它合史地人文于一体，又融入了作者的哲理和联想，有着一种独特的风格和浓厚的感情色彩。”果然是知父莫若子，这段评语可谓切中肯綮。正是因为具有这些优长之处，这部作品多次再版，至今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也为有志于游记写作者树立了一种标高。

作者：彭程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