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ta：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CGT）领域的研究者发起试验（IIT）

编译丨王聪

编辑丨王多鱼

排版丨水成文

近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Science报道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员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者发起试验（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 IIT） ，一名参加试验的 6 岁小女孩在接受基因治疗后死亡。该事件引发广泛舆论风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随后表示，“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

《生物世界》在此分享一篇关于中国细胞与基因治疗领域的研究者发起试验的专家观点文章。该文章于 2026 年 7 月 13 日发表于国产期刊Vita，文章题为： China’s 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s in cell and gene therapy，文章通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医院副院长孙晓东教授、上海尚思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鲁白教授、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黄天荫教授。

细胞与基因治疗（ Cell and Gene Therapy，CGT）作为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通过改造细胞或遗传物质来治疗遗传疾病、难治性癌症和罕见病。2015-2023 年期间，全球 CGT 研发管线持续扩大。目前，73% 的 CGT 候选药物仍处于临床前阶段，仅有 2% 进入 3 期临床试验及更后期阶段。这种分布不均凸显了建立更高效监管框架的迫切需求。

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政策，特别是建立了独特的研究者发起试验（Investigator-Initiated Trial， IIT）路径，以加速 CGT 的发展。随着全球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中国，以利用其强大的基础研究生态系统，IIT 路径已成为中国推动创新、加快早期临床概念验证（PoC）、降低投资风险以及减少 CGT 研发成本的战略基石。

该文章回顾了中国 IIT 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 IIT 在 CGT 领域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IIT

中国的 IIT 体系历经三十年，经历了不同的监管阶段。1998 年发布的最初《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GCP）指南并未区分研究者发起试验（IIT）与申办方赞助试验（IST），IIT 在研究型医院中仅零星开展。2003 年，审批配额制度的实施引入了 18-24 个月的等待期，极大地限制了 IIT 的发展。

2015 年是重大转折：原 CFDA（现 NMPA）废除配额制，实行 60 天默认批准机制；同期科技部启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整合临床研究平台与伦理审查体系。2021 年《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在国家层面为 IIT 提供系统监管框架，允许学术研究者与生物药企在 IRB 批准及 ICH-GCP 标准下开展 IIT。这些改革推动了 IIT 数量激增——据 ChiCTR 统计，截至 2026 年 4 月注册量超 4 万项。新冠疫情期间应急通道验证了系统响应力：IIT 数据被接受用于支持 IND 与 NDA 申报；审评时限由 60 个工作日缩至 30 个工作日（儿科药 3 天）；5 款新冠疫苗、11 款治疗药物、128 款诊断试剂快速授权。

中国当前聚焦 CGT 的 IIT 模式

传统 IIT 多以学术探究为主；中国 CGT-IIT 已演化为转化开发模式，具备独特实践优势。

美国：FDA 按“产品导向”监管，IIT 分 IND-IIT（需提交 IND、严监管）与非 IND-IIT（机构审查后可开展，但用于临床转化的非 IND 数据仍须走正式 FDA 批准路径）。

欧盟：受《临床试验条例》管辖，IIT 主要定位为非商业学术科研，转化依赖正式药品注册路径，法律/行政/时间负担重。

中国：CGT-IIT 不替代监管审批，而是通过小样本队列快速评估治疗活性与早期安全性，为适应症选择、患者分层、靶点参与、初始安全性画像等关键问题提供答案。例如邓宏魁团队的自体 CiPSC 来源的胰岛移植治疗 1 型糖尿病 IIT 中，患者 2.5 个月内脱离胰岛素、血糖稳定控制 1 年。在该“有结构但灵活”的框架下，申办方可在投入大型注册研究前产出高质量人体 PoC 数据，从而提高成功率、缩短周期、降低成本。

CGT-IIT 与传统 IIT 在目标、适应症选择、监管要求上均不同（表1）。

表1. 传统药物 IIT 与 CGT-IIT 的比较

CGT 已被列为创新优先项与“新质生产力”典范，上海、北京等多地配套支持。上海作为领先枢纽，搭建了 CGT 临床研究平台组织架构（图1a）与清晰申请流程（图1b），限定由 NMPA-GCP 认证三甲或 NHC 指定干细胞机构承接；设立由 CGT 科学家、临床医生、生物统计师组成的独立多学科科学审查委员会评估临床前证据与风险受益，并由独立数据安全监查委员会实时监查。截至 2025 年 9 月，全国 NMPA 批准的 9 款 CGT 产品中有 4 款源自上海，全国 25% 的 CGT 临床试验在上海开展。代表性成功：某 CAR-T 细胞疗法的 IIT 客观缓解率达 88%，直接促成与杨森合作及全球获批；上海长征医院 IIT 首次证明异体抗 CD19 CAR-T 细胞疗法可治难治复发风湿免疫病，B 细胞清除维持超 1 年；上海优化 IIT 通道，把同类遗传性视网膜病 RPE65 靶点的 Ⅰ-Ⅲ 期注册研究由美国 Luxturna 的 10 年压缩到 3 年。

地方经验正上升为国家级制度整合：2025 年 9 月公布、2026 年 5 月 1 日施行的 《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国务院818号令） 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为 NHC 监督下的 CGT 等新技术临床研究/转化立规，明确 IIT 数据如何支撑转化，并建立双通道：临床研究完成后，新技术既可走传统药品注册，也可走“医疗技术转化”路径。这催生“技术先行、药品跟进”策略——IIT 先以低成本产出安全有效初步证据，再按技术性质选注册路线；两路互补降低转化门槛。818 号令还首创：备案研究证成安全有效后，可申请院内合规收费，形成“备案-转化-收费”闭环，国际少见。

图1. 上海基因与细胞治疗中心建立了针对高风险临床研究的综合评审与管理体系

除监管弹性外，中国 CGT-IIT 正获资本生态加持。中国由“世界工厂”转向早期 CGT 临床验证首选地，818 号令为研究产出打通下游商业化路径。资本明显流向 CGT：新兴疗法占生物药 VC 近半，中国创新药 license-out 总额达 1357 亿美元，且 CGT 占比上升。一个尤为典型的例子是比利时生物技术公司EsoBiotec，该公司最初获得 2200 万欧元种子资金，并依托在武汉同济医院开展的约 8 个月 IIT 研究。此后，该公司被阿斯利康以高达 10 亿美元的交易额收购。这一案例体现了中国 IIT 路径的经济逻辑：相对适度的早期投入，可转化为显著的转化价值和商业价值。

未来路径与挑战

AI 重塑 CGT-IIT：大模型与多模态学习助识别靶点、优化编辑工具、预测脱靶/免疫抑制风险；试验设计上支持灵活方案、电子病历加速入组、实时数据自适应试验；疗效安全上整合多组学+临床数据早警、个体化预测、主动监测。

长期随访与上市后监管：NMPA 已发布基因治疗/细胞治疗产品长期随访指导原则，要求上市许可持有人做上市后研究并提交年度安全更新，叠加药物警戒与变更控制。

IIT 通道自身挑战：各中心专业能力/审查标准不一、数据可靠性存疑、试验后患者可及性有限、知情同意伦理复杂、长期不确定性沟通与随访再同意难、公众认知等。818 号令针对性破题——

• “双审查+国家备案”——合格机构过学术与伦理关、5 个工作日内报 NHC，研究记录与源数据留存 ≥30 年；

• IIT 证成安全有效者经批准可进合规临床应用，加速患者可及；

• 配套 NHC 基因治疗知情同意指南，强调风险/不确定性/自愿性沟通，要求患者教育、研究者培训、社区对话、不良事件透明报告。

国际接轨：中国 2018 年成 ICH 全权成员，已系统实施 ICH E6(R3) GCP、E17 多区域试验、E18 基因组采样、S12 基因治疗非临床评价；GMP 检查以 PIC/S 候选成员身份对接 PIC/S；伦理框架与《赫尔辛基宣言》、CIOMS 指南基本一致。

结论

中国以细胞和基因治疗（CGT）为重点的 IIT 路径表明，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能够建立协调的转化机制，在确保患者安全的同时，平衡监管监督与创新。通过整合合格的机构能力、分阶段的科学与伦理审查、灵活的转化路径以及日益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做法，该模式为全球 CGT 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蓝图。

https://www.vita-journal.com/vita/EN/10.15302/vita.2026.06.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