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待了八年，我感悟到：除非生理需求，不要碰朝鲜女友

我叫李默，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在朝鲜待了八年。

不是旅游，不是出差，是真真切切地生活了八年。

2015年，我二十四岁，跟着一个商贸代表团去了平壤。那时候年轻，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朝鲜这地方神秘，想去看看。结果一看，就留下了。后来我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专门对接中国东北的农产品进出口，生意不大，但足够我在平壤活下去，甚至活得比大多数本地人舒服得多。

八年时间，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外来者，变成了半个“当地人”。

我知道哪条街的泡菜最好吃，知道哪个市场的汇率最划算，知道怎么跟朝鲜官员打交道，知道哪些话该说哪些话打死都不能说。但我今天想讲的，不是这些。

我想讲的，是金秀雅。

第一次见到金秀雅，是2017年的秋天。

那时候我在平壤已经待了两年，住在大同江附近的一栋外经贸系统的公寓里，条件在当地算好的。有独立卫生间，有热水器，甚至还有一台中国产的液晶电视。这在朝鲜，已经是特权阶层的待遇了。那天下午，我去外务省下属的一个翻译局办事，需要找一个中文翻译帮我处理一批文件。

接待我的是一个姓朴的中年男人，戴着金日成头像的徽章，说话慢条斯理。他听了我的需求，点点头，说给我安排一个翻译，刚从外国语大学毕业的，中文很好。然后他打了个电话，用朝鲜语说了几句，挂了之后让我等着。

我等了大概十分钟。

门开了，进来一个女孩。

她穿着白色的衬衫，深色的裙子，头发扎成低马尾，很干净。朝鲜姑娘普遍长得清秀，但她不一样。她的眉眼之间有一种东西，一种说不清楚的警惕和疏离，像一只随时准备逃开的鹿。她站在门口，微微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声音很轻地说了句朝鲜语。

朴翻译官给我介绍：“这位是金秀雅同志，以后就是您的翻译。”

我站起来，用我蹩脚的朝鲜语打了个招呼。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淡，几乎没什么表情，然后又低下去。我注意到她的手指攥得很紧，指节发白。

当时我没多想，只当她是紧张。

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紧张。

那是一种本能的防备。

金秀雅的中文确实很好，好得超出我的预期。她说话的时候几乎没有口音，用词很准，甚至能理解一些中文的俚语和双关。这在朝鲜翻译里非常少见。大多数朝鲜翻译学的是教科书式的中文，规规矩矩，一遇到生活化的表达就蒙了。但她不一样。

我问她是不是在中国待过，她顿了一下，说在北京待了三年。

“留学？”我问。

她摇摇头，没有解释。

我也没追问。在朝鲜待久了，我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该问的别问。每个人都有不想说的事，尤其在朝鲜，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从那天开始，金秀雅成了我的翻译。

每周大概见两三次，有时候是去翻译局，有时候是她来我的公寓。每次来她都带一个小本子，记得很认真，但话很少。除了工作上的交流，她几乎不主动说话，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像一台精准的翻译机器。我有时候想跟她聊聊天，拉近一下关系，但她总是礼貌地回避，用一种不冷不热的方式把话题挡回去。

那时候我以为她就是这样的人，沉默，克制，拒人于千里之外。

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中撞见了她的另一面。

那天我去翻译局送一份加急文件，没提前打招呼。到了门口，发现门虚掩着，里面传出她唱歌的声音。很小声，几乎是哼唱，但调子很熟悉。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唱的是中文歌，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她唱得并不好，甚至有些走调，但声音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柔软，和平时那个冷冰冰的金秀雅完全不一样。

我推门进去，歌声戛然而止。

她看见我，脸色一瞬间变了，不是慌张，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被人撞破了秘密的羞耻和警惕。她迅速低下头，把桌上的什么东西收进了抽屉里。

“李经理，您怎么来了？”她恢复了一贯的冷淡语调。

我说我送文件，然后把文件放在她桌上。她接过去，翻开看了看，开始例行公事地翻译。全程没有看我一眼。

但我注意到，她收进抽屉里的东西，是一个MP3。

在朝鲜，拥有未经批准的电子产品是违规的。一个MP3，如果被查到，轻则没收，重则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没提这件事。

她也没解释。

但那天之后，我感觉她对我似乎有了一点点不一样。不是亲近，而是一种微妙的默契。她知道我看见了她藏起来的MP3，也知道我不会说出去。这种共同的秘密，在朝鲜这种地方，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分量。

慢慢地，金秀雅开始愿意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不是很多，但偶尔会在翻译结束后多坐一会儿，喝杯茶，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问她喜欢什么音乐，她犹豫了一下，说喜欢朝鲜的民谣，然后又小声补了一句：“也喜欢一些中国的老歌。”

我没问她为什么喜欢。

但我开始慢慢地了解她。

金秀雅今年二十四岁，平壤本地人，父亲在军队服役，母亲在纺织厂工作。她有一个哥哥，在外交部，就是那个哥哥帮她争取到了去北京学习的机会。她在北京待了三年，学中文，然后被调回来，安排在翻译局工作。

“北京好吗？”我问她。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

就一个字，但那一个字里装着她不愿意展开的回忆。

后来我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事。她在北京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男孩。两个人相处了一年多，男孩对她很好，带她去看电影，去吃火锅，去逛颐和园。她说那是她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回来了。”她说。

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我看到她的手指在茶杯边缘反复摩挲，指节又攥白了。

我明白了。

她必须回来。

她别无选择。

那之后，我对金秀雅多了一层不一样的感觉。不是同情，同情太廉价了。是一种心疼，一种想要保护她的冲动。但我知道，在朝鲜，我什么也做不了。她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也不掌握在我手里。

日子就这么过着。

2015年，我的生意扩展了一些，开始做一些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项目，其实就是帮一些朝鲜的艺术团体联系中国的演出机会，从中赚中介费。这个业务需要一个更固定的翻译，我就向翻译局申请了金秀雅做我的专职翻译。

翻译局同意了。

从那以后，金秀雅几乎每天都来我的公寓工作。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纯粹的工作关系，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似友非友的状态。她会帮我整理文件，安排日程，偶尔还会帮我做一顿朝鲜的冷面。

她做的冷面很好吃。

尤其是夏天，冰凉的汤底配上劲道的荞麦面，再加一片梨和半个煮鸡蛋，清爽得让人胃口大开。她做冷面的时候很专注，切菜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完成一件艺术品。我坐在旁边看着，觉得那一刻的她，才是真正的她。

不是那个冷冰冰的翻译机器，而是一个会做饭、会哼歌、会偷偷听邓丽君的普通女人。

“金秀雅，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忍不住说，“你做饭的时候，眼神很温柔。”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红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脸红。

在朝鲜，男女之间的关系非常保守。公开场合几乎看不到情侣牵手，更别说拥抱接吻。恋爱需要向组织报告，结婚需要组织批准，一切都是高度制度化的。但人终究是人，那些被压抑的情感，总会在某个缝隙里悄悄冒出来。

我和金秀雅之间，就有一种这样的东西在滋生。

不是爱情。

至少我当时不觉得是。

那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混合着孤独、依赖、理解，还有在异国他乡彼此取暖的本能。我一个人在朝鲜，没有朋友，没有家人，每天面对的都是工作、应酬、和各种各样的规矩。金秀雅是我唯一的、真正的交流对象。而她，她被困在一个巨大的体系里，周围都是监控和规矩，我是她唯一的例外。

这种关系，注定会走向危险。

2016年冬天，出事了。

那天晚上，金秀雅加班到很晚，帮我整理一批出口文件。外面下着大雪，平壤的冬天冷得刺骨，暖气又断了。我住的地方有电暖器，但功率很小，只能勉强维持一个房间的温度。

她坐在桌子前，手指冻得发红，但还是在认真工作。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她接过去的时候，我们的手指碰了一下。她的手冰得像冰块。

“太冷了，”我说，“你今晚别走了，就住这儿吧。”

她抬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东西闪烁了一下，然后迅速熄灭。

“不行。”她说。

“外面下大雪，路上根本没人，你回去不安全。”我找了个很正当的理由。

她犹豫了。

在朝鲜，一个未婚女人在男人家里过夜，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如果被邻居看见，或者被什么人举报，后果不堪设想。但那天晚上雪太大了，大得像是老天爷在帮她找一个借口。

她最终答应了。

那晚，她睡在我的卧室，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我们隔着一道门，但我能听到她在里面翻来覆去的声音，她大概也没睡着。半夜的时候，我听到她起来了，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停了一会儿，然后又把门关上了。

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早，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坐在客厅里等我醒来。我睁开眼的时候，看到她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表情很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李经理，我该走了。”她说。

“金秀雅。”我叫住她。

她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你没事吧？”

“没事。”她说。

然后她走了。

那件事之后，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刻意和我保持距离，说话更公事公办了，不再多坐一会儿，不再哼歌，不再做冷面。我知道她在害怕，害怕我们之间那个若隐若现的东西会失控。

我也在害怕。

在朝鲜，一个外国人和一个朝鲜女人之间发生感情，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都严重。对她来说，她可能失去工作，被送去劳动改造，甚至牵连家人。对我来说，我可能被驱逐出境，生意全毁，甚至面临更严重的指控。

我们都清楚这一点。

但有些东西，你越压抑，它长得越疯。

2016年春天，我生了一场病。不是什么大病，就是重感冒，烧了好几天。朝鲜的医疗条件很差，外国人虽然有专门的医院，但也就是那么回事。我躺在公寓里，烧得迷迷糊糊，连下床倒水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下午，金秀雅来了。

她敲了很久的门，我才艰难地爬起来开门。她看到我的样子，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出去，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回来了，手里拿着药，还有一袋水果。

在朝鲜，水果是很贵的东西。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

她给我喂了药，又用湿毛巾帮我擦脸，然后坐在床边，一直守着我。我迷迷糊糊地睡着又醒来，每次睁眼都看到她在那里。有时候她在看窗外，有时候在看我，眼神很复杂。

“金秀雅。”我叫她。

“嗯。”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她没有回答。

过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轻声说了句：“因为你对我好。”

就这一句话，我鼻子一酸。

在朝鲜那个地方，每个人都在按部就班地活着，每个人都被规训得整齐划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各种制度框定得清清楚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一个外国人，一个朝鲜女人，我们之间的距离本来应该比任何人都远。

但偏偏，我们离得这么近。

我病好之后，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她不再刻意躲着我，我也不再刻意保持距离。我们都很清楚那条红线在哪里，但我们都选择了在红线之内，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我们开始有了一些小小的默契。

她会在周末偷偷带一些她妈妈做的米糕给我，我会把从中国带来的茶叶分给她。她会在我出差的时候帮我照看公寓，我会在回中国的时候帮她带一些她想要的小东西，一本书，一张CD，或者一瓶护肤品。

这些东西在朝鲜都是奢侈品，但她从来不主动问我要。每次都是我猜她可能需要什么，然后带回来。她收到的时候，总是很克制地说声谢谢，然后把东西收好，表情淡淡的。但我知道，她心里是高兴的。

有一次，我给她带了一支口红。

不是什么大牌子，就是普通的国产口红，颜色是很日常的豆沙色。她看到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摇头说不要。

“为什么？”我问。

“太显眼了。”她说。

我明白了。

在朝鲜，女人化妆是被允许的，但浓妆会被视为作风问题。口红，尤其是颜色鲜艳的口红，会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议论。她不想让自己显得和别人不一样。

“这个颜色很自然，涂上去不太看得出来，就是让嘴唇显得有点血色。”我解释。

她犹豫了一下，最终收下了。

第二天她来的时候，嘴唇上多了一点颜色。很淡，但确实显得整个人气色好了很多。我看了她一眼，她立刻低下头，耳根微微发红。

“好看吗？”她问，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好看。”我说。

她笑了一下，是那种很浅很浅的笑，转瞬即逝，但我捕捉到了。

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她的笑更重要。

2017年春天，我接了一个大项目，帮朝鲜的一个艺术团联系中国的演出。这个项目如果能做成，我的公司能赚不少钱，而且还能帮金秀雅争取到一些额外的奖金和福利。她很上心，每天加班帮我整理资料，联系各方，甚至动用了一些她家族的关系。

项目推进得很顺利，到了四月份，基本已经敲定了。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吃了顿好的，庆祝了一下。我开了一瓶从中国带来的白酒，她喝了一点，脸红扑扑的，话也比平时多了一些。

“李默，”她突然叫我的名字，不是“李经理”。

“嗯？”

“你去过很多地方吗？”

“也不算很多，”我说，“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东南亚几个国家，还有朝鲜。”

“朝鲜也算？”

“当然算。”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只有两个地方，平壤和北京。”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抱怨，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但那种平静之下，藏着很深很深的无奈。

“你想去别的地方吗？”我问。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透过栏杆看到了外面的天空。

“想，”她说，“但我不应该想。”

那天晚上，她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很久。外面下着雨，不大，细细密密的，路灯把雨丝照得像一根根银线。她站在走廊下，看着雨幕，忽然回过头对我说：“李默，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你不是真实存在的。”

“什么意思？”

“你太好了，”她说，“好得不像是真的。”

然后她撑着伞，走进雨里，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我一个人站在门口，雨声里夹杂着远处传来的广播声，平壤的夜晚总是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慌。

金秀雅那句话，我琢磨了很久。

她说我“好得不像是真的”，但我知道，不是我好，而是她所在的世界太不好了。在那个世界里，自由是奢侈的，快乐是奢侈的，甚至连一支口红都是奢侈的。我不过是给了她一点她本就应该拥有的东西，她就觉得不真实了。

这让我很难过。

2017年夏天，项目正式落地了。

朝鲜的艺术团要去中国的三个城市演出，大连、沈阳和北京。我作为中介方需要全程陪同，金秀雅作为翻译也需要一起去。她拿到出境批准的那天，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虽然表面上还是那副冷静克制的样子，但我能感觉到她内心的激动。

那是她离开北京三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再出去。

出发那天，我们坐火车从平壤到丹东。火车很慢，晃晃悠悠的，车厢里闷热拥挤，但金秀雅一直看着窗外，看得很认真。过了新义州，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她忽然转过头来，小声对我说：“到了。”

“嗯，到了。”我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这里的空气都吸进肺里。

在丹东，我们换乘了高铁去沈阳。她第一次坐高铁，上车的时候被车厢里的整洁和明亮震住了，愣了好几秒才找到座位。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嘴巴微微张开，像个小孩子。

“快吗？”我问她。

“快，”她说，“太快了。”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她离开北京这三年，世界已经又往前走了很远。而她被留在平壤，困在那个时间几乎停滞的地方，错过了太多东西。

在沈阳的演出很顺利。金秀雅工作非常专业，翻译准确流畅，和中国的对接人员沟通也很顺畅。我看着她用流利的中文跟人交流，忽然觉得，她本来就应该属于外面。

晚上，演出结束后，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她喝了一点酒，脸颊红红的，话比平时多。她说她想吃火锅，我们在沈阳找了一家火锅店，两个人点了满满一桌子菜。

“太多了，”她说，“吃不完。”

“吃不完就剩着。”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得那么开，不是那种克制的、转瞬即逝的笑，而是真正开怀的笑。她笑得眼睛弯弯的，露出整齐的牙齿，笑声很好听。火锅的热气氤氲着，她的脸在雾气里变得模糊又清晰。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喜欢她。

不是那种模糊的、复杂的、说不清楚的感情，而是一种清晰的、确定的、无法回避的喜欢。

但我什么都没说。

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说什么，都不会有结果。

演出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自由活动时间。金秀雅向团里申请了留在北京几天，理由是要处理一些翻译局的遗留事务。团里批准了。

那几天，我带着她去了很多地方。

我们去了故宫，她站在太和殿前，仰头看着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看了很久很久。她忽然说：“你说，以前的人住在这么大的地方，会不会觉得孤独？”

“会，”我说，“但孤独不分住的地方大不大。”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们去了颐和园，她站在昆明湖边，指着一个方向说：“我以前住在那边，离这里不远。”她说得很平静，但我能感觉到她情绪的变化。北京对她来说，是一段美好回忆的所在地，也是一段永远回不去的过去。

“你想去找他吗？”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

“不了，”她最终说，“他已经结婚了，我知道。”

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大概是托人打听过，或者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过。在朝鲜，这种事情很难瞒得住，但也很容易让人心碎。

“你后悔吗？”我问。

“后悔什么？”

“后悔认识他。”

她又沉默了。

风从湖面上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伸手把头发别到耳后，动作很慢，像是在整理思绪。

“不后悔，”她说，“至少我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三里屯的一家小酒吧喝酒。她喝得比平时多，眼神开始有些迷离。酒吧里放着音乐，是爵士乐，慵懒的调子让人放松。她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跟着音乐轻轻地晃。

“李默。”她叫我。

“嗯。”

“你对我好，我知道。”

我没说话。

“但你不要对我太好，”她说，声音很轻，“我会舍不得回去的。”

我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

“那就别回去了。”我说。

她睁开眼睛，看着我。她的眼睛很亮，不知道是灯光还是眼泪。她看了我很久，然后摇了摇头。

“我不回去，我爸妈怎么办？我哥哥怎么办？”她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要是跑了，他们全都要受牵连。”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事实。

在朝鲜，一个人的行为会牵连整个家庭。如果她不回去，她的家人轻则失去工作、被审查，重则被送去劳改营。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对不起，我不该说那句话。”我说。

“没关系，”她笑了笑，“至少你说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酒店。她住在二楼，我住在一楼，她到电梯口的时候，忽然转过身来，抱住了我。

那个拥抱很轻，很短，大概只有两三秒。

然后她松开手，退后一步，看着我。

“晚安。”她说。

“晚安。”

她转身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看到她的眼眶红了。

我也红了。

但我们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从中国回到平壤之后，金秀雅变了一些。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保持距离，但也没有靠得更近。她像是找到了某种平衡，在红线的边缘小心翼翼地走着，既不过分靠近，也不刻意远离。

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工作、吃饭、偶尔聊天，但彼此心里都多了一些东西，一些不说出来但都心知肚明的东西。

有一天，她忽然问我：“李默，你为什么要留在朝鲜？”

“因为生意。”我说。

“真的吗？”

我看着她，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留在朝鲜，最初确实是因为生意。但这两年，生意已经不是唯一的原因了。我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她。

“还有你。”我说。

她没有惊讶，也没有害羞，只是很平静地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答案一样。

“那你有想过以后吗？”她问。

“什么以后？”

“我们的以后。”

我沉默了。

我们的以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在朝鲜，一个外国人和一个朝鲜女人，几乎不可能有以后。即使我们真的在一起了，也会面临无数的麻烦和阻碍。她不能离开朝鲜，我不能永远留在朝鲜。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结果。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不想走。”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感动，又像是悲伤。

“李默，”她说，“你是个好人。”

“别给我发好人卡。”我笑了。

她也笑了，但笑容里带着苦涩。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说，“我只是觉得，你值得更好的人生。”

“你就是最好的人生。”我说。

这句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

因为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她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站了很久。

“金秀雅，”我叫她。

“别说了，”她的声音有些沙哑，“什么都别说了。”

我闭上嘴。

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过了很久，她转过身来，脸上已经恢复了平静。她看着我，说：“李默，我们就这样吧。就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我重复了一遍。

“嗯，挺好的。”

那一刻，我们达成了一个默契。

不越界，不表白，不承诺未来。

但也不分开。

2018年，我的生意开始遇到一些麻烦。

朝鲜的制裁力度加大了，很多进出口项目都被冻结，我的贸易额大幅下降。同时，朝鲜国内的政策也在收紧，对外国人的管控越来越严，我在平壤的活动空间被不断压缩。

金秀雅也感受到了压力。

她的上司找她谈过话，问她为什么一直在我这里工作，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关系。她当然否认了，但那些话还是传到了她耳朵里，让她很不安。

“李默，”有一天她对我说，“你该回去了。”

“回哪里？”

“回中国。”

“为什么？”

“这里不安全了，”她说，“现在局势很紧，外国人在这里越来越危险。你留下来，也做不了什么生意了。”

“我不在乎生意。”

“但我在乎你的安全。”她说。

我看着她，她的眼神很认真，没有一丝犹豫。

“金秀雅，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走吗？”

“知道，”她说，“但你不能为了我留在这里。”

“为什么不能？”

“因为我不值得。”

“值不值得，不是你说了算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李默，你听我一次，回去吧。”

“那你呢？”

“我没事，”她说，“我是朝鲜人，我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活。你不一样，你是外国人，你还有别的选择。”

“我不想选别的。”

“你必须选。”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坚定，那种坚定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

那天之后，金秀雅开始疏远我。

不是一下子疏远，而是一点一点地，慢慢地，像是潮水退去一样。她开始减少来我公寓的次数，每次来都只待很短时间，说话也变得更公事公办。她不再带米糕来，不再帮我做饭，不再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

我找她谈，她总是说工作忙，或者家里有事。

但我知道，她是在推开我。

2018年春天，我收到了一封信。

是金秀雅写的，通过翻译局转交给我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

“李默同志：

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不再担任您的翻译。感谢您多年来的关照。

金秀雅。”

我拿着那封信，愣了很久。

然后我去了翻译局，找那个姓朴的官员。

“金秀雅同志还在吗？”我问。

“金秀雅同志调走了，”朴翻译官说，“调到外省去工作了。”

“哪个外省？”

“这个不方便透露，”他说，“您知道的。”

我知道。

在朝鲜，“不方便透露”就是“不能告诉你”的意思。

我找了很多关系，打听金秀雅的下落，但一无所获。她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痕迹。

我甚至去找了她的父母。

她母亲在纺织厂工作，我去纺织厂门口等了好几天，终于见到她。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花白，表情很疲惫。我拦住她，说我是金秀雅的同事，想问一下她的近况。

她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慌张。

“她很好，”她说，“她在别的地方工作。”

“在哪里？”

“不知道。”她说，然后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知道她在说谎。

但我也知道，即使她告诉我，我也做不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到公寓，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坐了很久很久。

房间里空荡荡的，连她的气息都散尽了。我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她的样子。她第一次来见我时低着头的模样，她唱《我只在乎你》时柔软的声音，她涂上豆沙色口红时微红的耳根，她在沈阳吃火锅时开怀的笑容，她在酒店电梯口短暂的拥抱。

每一个画面都清晰得像昨天发生的事。

我的眼眶湿了。

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哭了。

2018年夏天，我决定离开朝鲜。

不是因为生意做不下去了，而是因为金秀雅不在了，这里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开始处理各种手续，清算公司，打包行李。走之前，我想再见她一面，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

我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花了所有能花的钱，最后终于打听到一个消息：金秀雅被调到了咸兴，在一个工厂里做行政工作。

咸兴是朝鲜第二大城市，离平壤不远，但管控很严格，外国人很难进入。我想了很多办法，最后通过一个中间人，以考察工厂的名义，混进了咸兴。

那家工厂很大，有几千个工人。我在工厂里转了一整天，都没有看到金秀雅。直到傍晚，工人们下班的时候，我终于在人群里看到了她。

她瘦了。

瘦了很多。

头发剪短了，穿着工厂的蓝色工装，脸上没有任何妆容，皮肤粗糙了一些。她低着头走在人群里，像一滴水融入了河流，毫不起眼。

我站在远处，看着她。

她没有看到我。

她走到工厂门口，忽然停了一下，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抬起头，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我们的目光在人群中相遇。

她愣了一下，然后很快低下头，快步走了。

那一瞬间，我看到她眼眶红了。

我没有追上去。

我知道，追上去也没有意义了。

她做了她的选择，我也该做我的选择了。

在咸兴的最后一晚，我一个人坐在招待所里，窗外是黑暗的城市，几乎没有灯光。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金秀雅最后看我那一眼。

那一眼里，有太多东西了。

有惊讶，有悲伤，有想念，有不舍，还有一丝决绝。

我知道，她是故意的。

她故意疏远我，故意调走，故意消失。因为她知道，只有她消失了，我才能离开朝鲜，才能回到我的生活里去。

她在用她的方式，保护我。

也是用她的方式，保护她自己。

2018年秋天，我离开了平壤。

走的那天，下着小雨，和很多年前她站在我公寓门口的那个晚上一样。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坐上去北京的大巴。

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平壤。

这座城市，我待了八年。

八年的时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个叫金秀雅的女人，她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克制的爱，什么是无奈的分离，什么是用尽全力却依然无法握住的幸福。

大巴驶过新义州，进入中国境内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她在北京说的那句话。

“没有后悔，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我现在知道了。

是这种感觉。

是胸口永远缺了一块的感觉。

回到中国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重新适应这里的生活。朋友们说我变了，变得沉默寡言，变得不爱社交，变得总是走神。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是笑笑说没什么。

我把在朝鲜的那八年，埋在心底最深处，很少提起。

只是偶尔，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忽然想起她。

下雨的时候，我会想起她撑着伞站在走廊下的样子。吃火锅的时候，我会想起她在沈阳笑得眼睛弯弯的样子。听到邓丽君的歌的时候，我会想起她小声哼唱的样子。

这些记忆，像潮水一样，时不时地涌上来，把我淹没。

2021年，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从朝鲜寄来的，通过一个辗转的关系，送到了我手上。信封上没有任何寄件人的信息，但我看到那熟悉的字迹，手就抖了。

我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句话。

“我很好，勿念。”

没有署名。

但我知道是她。

我拿着那封信，愣了很久很久，然后笑了。

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我很好，勿念。

这四个字，是她能给我的全部了。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和那支她没用完的豆沙色口红放在一起。

然后我关上抽屉，深吸一口气，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

我知道，我这辈子大概再也见不到她了。

但我也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

八年，足够一个人变成另一个人。

她在我生命里待了五年，然后用了三年让我学会告别。

但有些东西，是永远告别不了的。

比如那个秋天。

比如那首《我只在乎你》。

比如她站在平壤的雨里，回过头看我的那一眼。

比如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心里隐隐作痛却温暖的感受。

在朝鲜待了八年，我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

除非生理需求，不要碰朝鲜女友。

因为一旦碰了，你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回到了中国，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但我的心，有一半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上，留在了那个叫金秀雅的女人身上。

她教会了我什么是爱，也教会了我什么是放手。

她教会了我，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一段路。

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去忘记那一段路。

我可能永远也忘不了她。

但没关系。

有些人不该被忘记。

有些人，值得你用一生去记住。

金秀雅，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都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在某个安静的夜晚，偶尔也会想起我。

就像我想起你一样。

这就是我在朝鲜八年，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生意，不是生存，不是规则。

是一个人，一段情，和一场永远无法完成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