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公元280年，西晋战船顺流而下，东吴末帝孙皓肉袒面缚，投降于王濬军前。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近百年的大分裂，终于画上句点。晋武帝司马炎大赦天下，改元太康。史书记载，“太康元年，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一个崭新的盛世，仿佛一夜之间降临中原大地。
但如果你穿越到太康年间，看到的景象可能会让你眩晕：洛阳城外的官道上，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坊市之间，胡商与汉贾以物易物；国子学里，太学生的人数达到了七千之众；而在一座座豪门宅邸中，丝竹管弦、山珍海味，昼夜不休。司马炎灭吴后，悉收吴地户口，全国的编户齐民达到二百四十五万户，人口一千六百余万，几乎是三国末年的两倍。占田制推行后，农民有了地种，国库有了粮入。太康二年，朝廷太仓的存粮竟足够支用十余年。中原大地，终于能吃饱饭了。
吃饱了饭，人们便开始讲究体面。于是，一个“夸富”的时代到来了。
石崇与王恺的斗富，是太康年间最荒唐的注脚。王恺用麦糖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四十里紫丝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锦步障；王恺拿出晋武帝赏赐的二尺珊瑚，石崇随手打碎，搬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树任其挑选。这些场面，让今天的人们看得瞠目结舌。而皇帝本人司马炎呢？他后宫嫔妃上万，以致不知该临幸何地，只好乘羊车，任羊停在哪个门口，便在哪里过夜。宫廷如此，朝臣纷纷效仿。何曾一顿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无处下箸”——没有能下筷子的菜。整个统治阶层沉溺于物质享乐之中，仿佛天下最要紧的事，就是比一比谁更会花钱。
然而，盛世并非只有浮华。太康年间，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高峰。左思花费十年心血写就《三都赋》，洛阳豪贵之家竞相传抄，纸张供不应求，留下“洛阳纸贵”的千古典故。陆机、陆云兄弟自江东入洛，以《文赋》惊动文坛；潘岳的辞采，张华的博学，再加上石崇在金谷园中聚集的“二十四友”，文学宴享，诗赋酬唱，构成了古代文人雅集的最早典范。更重要的是，裴秀作《禹贡地域图》，提出“制图六体”，把中国制图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造河桥于孟津，兴水利于南阳。这是一个有建树、有创造、有文明突破的时代。若没有太康作底色，这些璀璨的成果，恐怕都要大打折扣。
可是，这盛世的裂缝，早已从底层蔓延到了宫殿的地基。
司马炎自以为天下太平，便开始沉湎酒色，朝政渐渐由外戚和宗室把持。他最致命的错误，是立了那个“何不食肉糜”的傻太子司马衷。明知儿子痴呆，却因为偏爱孙子司马遹，竟然以“此儿当兴吾家”为由，坚持不废太子。朝中有识之士如卫瓘，曾借着醉意抚摸御座，隐晦进谏，“此座可惜！”却被武帝一笑置之。而皇后杨艳、贾充等人的姻亲网络，早已把朝廷变成了权力的私域。贾南风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作为太子妃踏入东宫，为日后的八王之乱埋下最凶险的引线。
同时，统治集团的荒淫，也在瓦解军事秩序。灭吴后，士族子弟纷纷逃避兵役，地方州郡的武备日益松弛。而迁居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各族人口，与汉人杂居，赋税徭役压身，怨恨在暗中积聚。江统在《徙戎论》中大声疾呼，要赶走内迁的戎狄，司马炎不听；鲁褒在《钱神论》中讽刺世风日下，金钱万能，朝野依然毫不警觉。人人都以为盛世可长存，却不知道，地下的火山岩桨，正在一点一点逼近地面。
太康十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同年，惠帝继位，贾南风专权。随后，赵王司马伦起兵废后，八王之乱烈火燎原，前后十六年，数十万人在骨肉相残中丧生。永嘉之乱，五胡乱华，西晋最后的皇帝被俘至平阳，在匈奴刘聪面前神色委顿，被迫青衣行酒，最终被杀。那个繁华如梦的洛阳，又一次被铁蹄踏碎，成为废墟。距离太康元年灭吴、天下统一，不过三十六年。
回望太康盛世，你会看到一个令人心碎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在于仓廪实、赋税足、文教兴，更在于统治者是否有清醒的头脑，是否有约束欲望的制度。太康之世，粮仓是满的，酒池是溢的，诗赋是美的，但政治的根基，早已被享乐主义蛀空。它像一枚绚丽的玻璃珠，耀眼至极，却一碰即碎。
太康盛世，是一场只有十年的大梦。梦醒时，中原的黎明才刚刚开始。它不是不辉煌，只是太短暂。而这份短暂，恰恰是历史给后世最响亮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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