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农业劳模王国藩，曾8次与毛主席握手，78年为何被免一切职务

1978年11月的一个清晨，河北遵化西铺村飘着薄雪。村口土屋里，66岁的王国藩坐在炕沿，手里攥着一纸公文——“即日起，免去一切职务”。消息像寒流，瞬间传遍村巷。许多人不敢相信：这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毛主席握过八次手、三度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的乡亲，竟又成了普通农民。

议论声此起彼伏——“当年大伙儿要吃细粮，全靠老王！”“首届劳模啊，说没就没了！”西铺村的老人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有高低起落，可田还是那块田。”话音刚落，场景仿佛拉着人们的视线回到27年前。

1951年春节刚过，土地改革尘埃落定。地是分下去了，温饱仍是难题——工具缺，种子少，山坡薄地想要高产近乎奢望。22岁的王国藩憋着一股劲：单家独户撂不动地，抱团或许有路。于是，11个互助小组在西铺村扎根。第二年，他挑出最穷的23户玩真的，“咱们办个社，一起试试？”乡亲们抬头看着他，有人犯嘀咕：没牲口、没种子，拿什么开局？王国藩憨憨一笑，“先去山上砍柴，卖了钱再说！”

大片山林成了第一桶金。他带着19个小伙翻山越岭，砍下4万多斤木柴，换来400多元现洋。一辆铁轮车、一头牛、一头骡、十九把铁锹、一摞锄头，就这样凑齐。再借来破犁，开始改田整地。那一年，社里实行统一选种、统一播种，又把零碎地块调剂成大条田，灌溉沟渠也顺势开挖。荒秧田第一次像样儿地绿了起来。

1953年秋，谷穗压弯了腰。合作社平均亩产250多斤，比单干年代硬是多出六成。每户分粮一千四百多斤，再分现金近两百元。消息炸开了锅，村里人一下子来了精神，翌春，参加合作社的户数猛增到八十三户。1955年，全村一百四十五户无一落单。那年打场时，谷堆像小山，产量已是两年前的六倍，还给国家交了余粮。

河北日报连续两天在头版刊出《山沟里冒出“金谷堆”》的长篇报道，全国报摊很快脱销。毛主席读后批上长篇按语，称西铺经验“可学、可行、当学”。又在多个场合提到“23户贫农起家”的故事，勉励各地“向王国藩同志学习”。从此，王国藩的名字出现在千家万户的壁报与大喇叭里。

1957年，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召开。会场里，王国藩穿着布棉袄，显得格外朴素。主席台上，毛主席同他握手，“你们社的事，我常听人说。”王国藩又憨憨一笑，“感谢主席关心，回去得加把劲儿。”此后13年，毛主席前后十次接见王国藩，每一次都要问：“今年亩产怎样？乡亲们生活怎样？”八次真握手，在西铺村被当成祖辈荣耀。王国藩也三度进入党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总是拿着笔记本，记满“除草、积肥、节水”这样朴素却实在的字眼。

国庆10周年那天，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大干部们西装笔挺，他还是那件旧呢褂，粗布鞋上沾着泥。略显局促的他被周总理发现，亲切安慰：“你代表亿万农民，不必更衣。”王国藩扭捏地笑，回了句：“总理放心，回去我还得下地干活哩。”

进入60年代，全国掀起“学大寨”热。山西陈永贵带着乡亲们在石头缝里种出高产庄稼，中央高度评价。王国藩也多次受邀南北奔波，介绍旱地改梯田、统购统销中的节粮经验。他一口带着燕赵乡音的普通话，在人民大会堂里显得有些别扭，却句句实在：“咱家家留足口粮，再公粮多交点也踏实。”

然而，时代的洪流暗藏险滩。1966年后，政治运动骤起，表态、站队成为第一要务。习惯埋头种地的王国藩对此并不擅长，一些关键场合的沉默，被人指为“态度暧昧”。更要命的是，他支持技术下乡、反对盲目砍林种粮的意见，被看作“右倾”。风云变幻中，他的中央委员身份名存实亡。

1978年，组织部门正式下文：撤销王国藩一切职务，遣返回乡。文件送到村里时，他正领着几个后生修梯田。消息确认后，他只停了挥镐动作，擦把汗，又低头抡起铁锹。有人问他心里怎么想，他憨声答：“地不等人嘛，庄稼还得管。”

两年后，唐山地委主要领导下乡调研，看望了这位昔日劳模。很快，县里请他出山，担任水利局顾问，月薪40元，级别参照副局长。有人劝他搬到县城，他摆手：“我在这儿离地近，脑子才清醒。”从此，他白天仍旧埋头在田埂，傍晚回屋铺纸，写下水土保持与旱涝灾害的调研笔记。那摞手写稿如今躺在县档案馆，字迹斑驳，却能看出一个农民干部对泥土的挚爱。

时光流逝。昔日的合作社已变为现代股份合作社，机械声取代了吆喝声，水泥路伸进家家户户。偶尔还有客人问起当年“王国藩社长”，乡亲们会笑着指指那片最早的梯田：“看，那就是老王留给咱的宝贝。”

王国藩的一生，有过巅峰，也尝过冷落；在人民大会堂举杯，也在寒风里领着社员打垄沟。他的名字或许不再在报端频现，但西铺村每年开春仍保留“勤俭办社”誓词：锄头不丢，节粮为先。或许，这正是那八次握手背后，真正被珍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