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4亿花26亿，县城年轻人往哪里走

近日，《半月谈》的一篇深度调研，扒出了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的窘境。

2022年，该县税收4.14亿元；2023年，该县支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预算高达26.3亿元。

严重入不敷出的日子，是怎么过出来的？

全县财政供养总人数突破4.4万人，当地常住人口约60万，每14个人里，就有一个“吃财政饭”的。

其中，1.5万余名在职正式编制人员支出20亿元，人均年薪约12.83万元；近2.9万名临聘人员支出4.6亿元，人均年薪仅1.61万元。

挣4亿，花26亿，缺的22亿窟窿靠什么来填？

转移支付。说白了，就是发达地区打工人的税，养着这个县。

2022年，大方县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达42.28亿元，是本地税收的10倍以上。

东部沿海那些富裕省份交的税，一层层汇集到中央，再通过转移支付，分配到大方这样的县。

更揪心的，在贵州山区，这个县不算最穷，也不算最富，属于中间偏下的样子。

由此，放眼全国，县城究竟过得怎么样？

全国共有县域‌1869 个，占全国总面积的‌90%，常住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2.5%。

具体点说，约7.4 亿人，超过全国人口一半。创造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约38%。

“郡县治，天下安”。这句话说了两千年，到今天依然没变。

县域，是乡村振兴的“桥头堡”，也是城乡融合的“缓冲带”，不折不扣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根基。

但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县城发展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挑战。

问题主要集中在产业空心化和结构单一、人口外流和老龄化、财政自给能力弱和公共服务短板等方面。

大方县的问题不是个例。而是中国多个县域的缩影。

2014年，一段视频在网络热传。丹寨县县长徐刘蔚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扶贫座谈。

徐刘蔚提出“万达在丹寨的投资利润全部留在当地，由政府分配”，王健林很是不悦，当即回应“不如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

徐刘蔚因此成了“网红县长”，被赞为“不畏资本、为民请命”的典范。

万达最终在丹寨投入超20亿元，建设旅游小镇、职业学院及扶贫基金。

该县于2019年提前脱贫。徐刘蔚本人也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好景不长，2026年7月16日，徐刘蔚被官宣落马。

从“全网封神”到“落马被查”，这个转折让人唏嘘。

在位谋政，他为地方争取利益无可厚非，但一个县的财政，靠县长“硬刚”首富，已经说明问题了。

经济正常发展要靠产业、企业和市场活力造血。单靠县长个人“硬刚”得些残羹剩饭，能持续吗？

还有同样当过县委书记，也是“网红”的陈行甲。

2011年至2016年，陈行甲任湖北巴东县委书记期间，铁腕反腐，把87名官员和商人送进了监狱。

2016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他，却裸辞了。

他没有犯错，只是发现一个人再努力，也改变不了一个系统的惯性。

与其在体制内耗到油尽灯枯，不如换一个赛道继续做事，于是他在峡江转弯处重启人生。

徐刘蔚落马，陈行甲裸辞，两个县委书记走了不同的路，但指向同一个问题：

县域治理的困境，不能靠一两个人。

“硬刚”的可能落马，“理想主义”的可能裸辞，“平庸”的可能混日子。

系统的惯性，靠系统地改变。

在这样一个县，什么最“香”？体制内。

4亿税收，26亿工资，发给了县城里的公务员、事业编、教师、医生和国企员工。

这些人，构成了县城的所谓“婆罗门”。

县城最好的写字楼，租给了政府机关；最繁华的店铺，靠体制内的人消费；最抢手的婚恋对象，也是公务员和事业编。

他们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和可靠的养老金。

体制内的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阶层，一个年轻人回到这样的县城，进不了体制，只能做外卖，跑快递，开小店。

而这些行业，在4亿税收的体量不大的县城里，能有多大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说“宁要北上广一张床，不要县城一套房”。

不是矫情，而是清醒。

北上广的“一张床”，意味着机会、公平和努力了就有可能改变命运。

县城的“一套房”，意味着体制、关系和难以融入的圈层。

曾几何时，年轻人“逃离北上广”成了潮流。可没过几年，又“逃回北上广”了。

北上广的残酷，是明面上的竞争；县城的残酷，是暗地里的天花板。

另外，县中作为最后的希望，也在塌陷。

据统计，县域高中生占全国总数‌57.3%‌，义务教育及全学段学生占比超‌50%。

2024年，《十三邀》许知远做了一期关于县中的节目。

一所普通的县城高中，曾经出过清华北大学生，如今一本率不到10%。

好老师被挖走，好学生被掐尖，剩下的孩子在拼命刷题，盼着靠高考“逃出去”。

许知远问一个高三学生：“你想考到哪里？”孩子说：“越远越好。”

越远越好——如果一个县城最好的中学、最优秀的孩子，目标都是“逃离”，县城的未来在哪里？

县中塌陷，还是财政问题。大方县曾被通报拖欠教师工资4.8亿元，挪用教育经费3.4亿元。

大部分钱都用来发工资，就没钱投在教育上。好老师会走，好学生也会走，留下被掏空的教育和渺茫的未来。

大方县也想改变，但掉进了一个四面焊死的铁笼子，出不来。

第一层，人动不了。

很多人问：财政没钱，为什么编内待遇不能动？

编制审批权在省里和中央，县里无权决定。正式编制相当于“铁券丹书”，只要不犯法，谁也动不了。

第二层，光裁临时工没用。

2.8万临时工，人均年薪1.6万；全裁掉也就省4.6亿，相比26亿缺口是杯水车薪。

更关键的，这些人是真正干活的，扫卫生的、窗口办证的、下乡填表的。他们不干活了，立马就乱套。

第三层，钱难挣。

大方县在乌蒙山区，没矿没厂没交通，农业税也早取消了。目前的楼市，土地根本卖不掉。

第四层，社会逻辑也不让裁。

在县城，如果大规模裁员，这批人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往外跑。

人一跑，本地消费更少，税基更薄，需要上面补的窟窿反而更大。

只能越来越依赖输血救济。长此以往，县城会怎样？

最可能的结局是，上面使出休克疗法，把几个小县合并，成建制地砍掉一半机构。

代价极大，但也必须得动。

相对都市的内卷，县城广场舞跳着，小吃摊开着，总是“岁月静好”的存在。

但静好的背后是靠借钱撑着，靠发达省份买单。

大方县的账本，是一种脆弱的输血式维持，也是无数个县城的镜子，

县中必须振兴，不是更多转移支付，是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回来。

当县城的变革，让“一套房”不再意味着体制和铁饭碗，而是每个人靠双手都能挣来未来，年轻人自然会回来。

到那时，县城不再是“逃离”的起点，而是“归来”的故乡。

在那之前，北上广的一张床，依然是年轻人的盼望。

但必须看到，一个国家的底色，不在北上广的摩天大楼，而在县城的万家灯火。

7.5亿人、近四成的GDP和90%的国土。

县城的灯如果真的一盏盏灭掉，整个国家就会失去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