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获奖后的民间舆论，走偏了

王虹、邓煜获得菲尔兹奖后，逐渐地传出了王虹在北大被“冷遇”、被打压的传闻。

其实这并不奇怪。愤怒和恐惧是流量的法门。互联网上爱一个人、敬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转化为对另一个人的愤怒。爱华为、恨小米；敬宗庆后，恨钟晱晱。所以对王虹的爱，最终转化为对北大的愤怒，并不令我意外。

舆论朝着戾气走偏，其实是小事，真正重要的是，舆论在另一个方向走偏了。在这一波新闻引发的舆论背后呈现的观念，有可能成为基础科学政策、科技政策乃至产业政策的潜移默化的观念先导。

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普通人的立场。

一、

丘成桐追求的目标，或者当下各种对北大、对中国教育系统的批评，最终的、字面之下的目标，其实可以拆分为三个层次：

一，提升中国数学教育水平。

二，实现中国数学的赶超。

三，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赶超。

当下舆论，追求的不是中国籍科学家获得荣誉，而是在排除外国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籍的科学家，依靠国内学术体系，获得国际性成果。这是否是一个需要追求的目标，会导向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如果不追求这个目标，中国数学已经赶上来了，北大乃至中国的数学教育是很好的——毕竟同班同学同获菲尔兹。如果要追求这个目标，那么，就还不够。

中国经济追求的内外双循环。但从来没有说，中国经济不要外循环，更没有说，中国要闭关自守，中国强调的是要更大程度的开放。

这三个层次，三件事，其实和研究数学本身是不一样的。

这就像养猪的和卖猪的，看起来差不多，但两者的技能，甚至利益、立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养猪的需要熟悉猪，卖猪的需要熟悉市场。养猪的希望猪肉价格越贵越好，但卖猪的，其实想猪肉价格越便宜越好。他们的利益其实是有对立的。

数学是纯粹的，但这三件事和社会息息相关。把这三件事混在一起，就会让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利益对立之处。

二、

王虹、邓煜获奖，如果还不够，那么，在“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国际性成果”的目标之下，三股舆论合流了。

第一个是青年学者对考核的厌倦。第二个是舆论中一直存在的对教育体系僵化的批评。第三个，是找一个人来恨的网络现象。

这里就不得不提以“非升即走”为代表的各类考核。

“非升即走”是高校青年教师聘期内未晋升则不再续聘的制度，通常6年内，若未晋升到副教授等职称，合同到期后不再续聘。这个制度最早源于美国私立大学终身教职体系，19世纪哈佛大学已设任期限制。国内引入这个制度，是为了打破高校“铁饭碗”，解决教师“能进不能出”问题，优化师资，优胜劣汰。1993 年清华大学率先引入国内，2003年北大等高校跟进，后来逐渐推广开。

正如我在前一篇文章所说，非升即走，不如看作一种长期的面试。正因为科研能力无法通过考试来区分，所以，就用更长时间的学术成果来考核。当然现在这种考核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以科研指标（论文、课题）为核心，但学阀、学术近亲繁殖，使得考核不公平。但考核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正是因为有“非升即走”等各种硬考核，才使得没有学术能力的人打消进入高校的念头。如果不是非升即走，高校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位置招新人。如果没有考核，教师只进不出，更会是学阀和学术近亲繁殖的天下。

但已经上车，进入高校的人，也就是被考核的人，不会喜欢考核。他们话题设定能力很强。在协同批评中国教育体系僵化的舆论，近年来引发争议，国内部分高校已取消。

三、

“独立于国际学术体系的国际性成果”的目标之下，这一次，舆论提出的办法，就是更宽松，更少的考核。

但这个办法是错的。

任何考核系统，都存在一个定律：提高灵敏度（减少假阴性）就会降低特异性（增加假阳性）。简而言之，你想不放过任何一个天才，你就得容忍更多的庸才。为了追求更多的王虹，所以，中国的科研系统，需要用更低效率的“不考核”，那换取更大的灵敏度，代价就是更高的假阳性，投入更多的钱，花在更多的庸才身上。

但怎能不考核，怎能不问效率？！

任何一个985本科数学专业毕业生，如果说：“你给我20年，每年20万工资，不考核，我还你一个诺奖。”显然，这不合理。的确会存在默默十年突然获得巨大成果的天才，但大多数人都是有迹可循的。

更重要的是，不管是教授的工资，还是学术经费，说到底，这些钱都是骑手、农民工、无数普通人辛辛苦苦工作，给国家交税，积少成多才汇聚而来的。中国很大，无数人，每人出一点钱，就能汇聚成一大笔钱。但中国还要做除法，再大一笔钱，分配到每个人的民生所需，都会觉得不够用。

数学基础研究，花不了多少预算。但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科学的赶超，可以花掉大把的钱。杨振宁生前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他认为预算将远超2000亿元人民币，主张将资金用于更急需的教育、医疗等基础领域，而非高风险的基础物理实验。

虽然这次舆论骂的是：“科研体系苛刻，不利于天才”，北大背锅，但长期看，这是在给科研体系争取更多的预算，无考核的预算。

所以，舆论走偏的地方不在于愤怒，而在于在“如何对待科研系统的预算”这件事上，纳税人，把自己当作了食税人。

四、

花国家钱的人，都不喜欢考核。

曾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一段关于国产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往事》，复盘了方舟CPU、永中Office的失败经历。作者承认：那时我们确实犯了错。我们在组织设计、用户洞察、用户体验等多方面都错了。

作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投更多的钱，不考核。作者认为：“我们国家如果真的想要一个“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所谓允许失败，就是不要考核。

2011年，永中office破产清算。时间过去15年，现在，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已经弃用微软的word了。这不仅是因为AI，也因为WPS的产品的确比微软的好用。举一个例子，我现在几乎不担心电脑崩溃，因为wps几乎能做到实时保存，而且，一份文件还会随工作进度保存不同版本。再加上随着社会经济、互联网、移动支付的发展，用户也养成了付费习惯，也方便付费，WPS本身可以实现盈利、进入良性循环。

15年前，如果说普通用户（不是政府机构）会放弃微软的office，付费使用国产office，没有任何业内人士会相信。但如今，它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实现了。

国家的发展，是在小处积累，积累多了，自然就会涌现出高级特征。比如，网上买菜。如果中国人还在为一颗鸡蛋斤斤计较，是不可能有这个系统的。而有了这个系统，背后则有了深入毛细血管的高效配送体系。这也是国家能力。

五、

任何一个行业的政策、制度，都是深植于社会背景之上的，不可能独善其身。

科研的宽松的氛围不是给钱就行，给钱，同时还要有一定效率。这与WPS当下的成功一样，和整个社会有关，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

收入结构不一样，社会观念都决定了人的行为。一个年轻学者，一年30万的收入，不算少，但也不算多。他想潜心研究，但丈母娘仍然要找他要彩礼。不考核，他可能就放弃学术，拿着工资，做科普自媒体去了。

现在我们能看到不少新闻，导师压榨博士，博士忍气吞声，最后鱼死网破。如果更多的人、更多的旁观者，更早地站出来说不，这些事就不会发生。一个更公正的学术体系，才能在宽松的考核下保持不低的效率，反之，就是学阀丛生。那么，学者对自尊、平等、公正的追求，就是高效率学术体系的基础。有了这些才有无私的指导。但这又和整个社会中芸芸众生对自尊、平等、公正的追求，息息相关。用数学的话来说，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子集。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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