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百万到账的短信提示音,我堂弟阿俊是在铜锣湾的酒店床上听见的。凌晨三点十七分,窗外霓虹灯把雨雾染成粉紫色,他把手机屏幕怼到眼前数了又数,六个零。没错。然后他给家里发了条微信,语音,背景里有老虎机哗啦啦掉硬币的动静:“妈,我赢了,二百万。别种地了。”
这条语音在他手机里躺了四天。四天后家属接到香港警方电话,说人没了,在尖沙咀一家五星级酒店,浴缸里。
我是替他爹——我三叔——去的香港。三叔蹲在老家院子里的石榴树下,烟头烫了手指也没觉着,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他说二百万……二百万能买多少袋化肥啊。”我攥着机票没说话。那个石榴树是阿俊考上大学那年种的,他走之前说:“爸,等树挂果我就回来。”
树今年挂果了,又大又红,裂着嘴。他没回来。
香港的雨黏稠得不像话。警方给我看监控:最后三天阿俊没出过酒店门,叫了七次客房服务——都是茶和粥,没动过。唯一一次踏出房门是去走廊尽头的自动贩卖机,买了包花生,撕开,吃了一颗,又合上。酒店保洁说浴室水龙头开了整整两天,哗哗响,敲门没人应。
“我们破门的时候,”警官把文件推过来,普通话很生硬,“他靠在浴缸边上,手机漂在水面上,屏幕还亮着。”
屏幕亮着的那页,是网上赌场的充值界面。余额显示:负三百四十万。
我坐在酒店大堂的皮沙发里,皮革闷出一股潮味儿。阿俊的行李箱还在房间,密码是他生日,打开来整整齐齐——他从小就这样,连铅笔都要按长短排好。最上面是他从内地带来的那件灰蓝色卫衣,帽绳上拴着颗石榴籽,干瘪了,颜色发黑。三婶缝的,说能保平安。
楼下赌场我偷偷去了一趟。霓虹迷眼,筹码哗哗响,荷官的手比蝴蝶还快。阿俊赢的那晚坐在二号台,监控里他眼神亮得吓人,面前筹码堆成小山,周围的人拍他肩膀叫他“赌神”。他给三叔发语音的时候嗓子是抖的:“爸,我转运了,我转运了你知道吗。”
他不知道运气这东西,比香港的雨还容易蒸发。
第二天他又去了。赢了五十万。第三天输了八十万。第四天他把赢来的加上借的,全押上去,一把没。澳门线上的人给他打电话,声音客客气气:“陈先生,今晚十二点前,三百四十万,一分不能少。”
他没打电话回家。他甚至没跟任何人说。
第五天凌晨,他给一个号码发了最后一条短信,收信人是他大学室友,备注叫“老狗”。内容只有三个字:“帮喂猫。”那只英短蓝猫是他去年捡的,取名叫“石榴”,养在深圳的出租屋里。老狗收到消息觉得奇怪,回拨过去无人接听。等他觉得不对劲报警,已经晚了。
我在殡仪馆见到阿俊的时候,化妆师把他收拾得很干净,比活着的时候还白净。三叔后来在电话里问“他瘦没瘦”,我顿了两秒,说没有,跟走的时候一样。实际上他瘦了,眼眶塌下去,颧骨支棱着——五天,赢钱那天的兴奋像一管子抽空了他。工作人员递来一个透明证物袋,里面是他的手机。屏幕碎了,裂痕像蛛网,但那条没发出去的消息还躺在草稿箱里。
收件人:爸。
内容:树别砍。
他是想发的。他大概是坐在浴缸边沿,水放好了,手机捏在手里,字打完了,拇指悬在发送键上。然后水漫出来,或者灯晃了一下,或者他突然觉得来不及了。手机滑进水里,屏幕炸开,最后那点光灭了。
我把那条消息转发给了三叔。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见石榴树底下传来一声哭,闷闷的,像从地底翻上来的。三叔说:“他跟我要树。”顿了顿,又说,“他一直想回来,就是没买到票。”
其实他买过。我翻他钱包找到一张高铁票,深圳北到我们那个小站,日期是赢钱那天。他退了,改签到下周。大概想多玩两天,把二百万变成三百万再风风光光地回去。那张退票单被他叠得四四方方,压在行李箱夹层里,边角已经磨毛了。
石榴树今年结的果子我没尝。三叔说酸的,全落了。但他说不砍了,留着。“万一,”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万一哪天阿俊的魂儿摸回来,得有个认识的东西。”
我带阿俊的骨灰盒坐高铁回去。过海关的时候,安检仪扫过去,屏幕上显出一个人形的轮廓。旁边的小警察多看了一眼,问是什么。我说:“我弟,回家。”
盒子上贴着他大学时的一寸照,穿着白衬衫,笑得没心没肺。那时候石榴树刚栽下去,还没他膝盖高。那时候他只知道考试要考第一,不知道赌桌第一口糖是裹着玻璃渣的。
三叔在出站口等我,穿着阿俊那件灰蓝卫衣,帽绳上的石榴籽还在。他没哭,把盒子接过去,搂在怀里掂了掂,说了句:“瘦了。”
然后他转身往家的方向走。石榴树的影子从村口一直拉到院子里,短短一截,刚好够一个人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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