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哥当县长后看不起我，我儿子当县委书记，他连家门都没登。

其实最开始不是这样的。堂哥没当县长之前，过年还来我家喝酒，跟我挤在沙发上嗑瓜子看春晚，他脚臭脱了鞋我媳妇捂鼻子，他哈哈笑着说“弟妹嫌弃我”。那时候他管我叫“老弟”，叫得亲热。后来他调去县里当了副职，再后来扶正了，第一年春节我拎了两瓶酒去给他拜年，他在办公室接待的我，隔着张办公桌跟我说话，中间还接了三回电话。临走他拍了拍我肩膀，说“有事找秘书”，那两瓶酒他让秘书收进了柜子里，我瞄了一眼，柜子里全是茅台，我那两瓶五粮液搁进去跟没放一样。

我心里不是没滋味，可也不能说什么。人家是县长了，我是种地的，种的还是他老家的地，我俩之间的沟早就不是一条田埂了。那之后我再去县城办事，路过县政府大门都绕着走。我媳妇有时候念叨，说你亲堂哥当县长你去走动走动能咋的。我没接话，走到灶台边把火拧大了一点，油锅滋啦响起来，把那些话全盖住了。

我儿子那时候还在念书，成绩一直不错。堂哥当县长那几年，我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后来考了公务员，一步一步从乡镇干起。我从来没跟儿子提过他大伯当县长这事儿，儿子也不问。有回过年儿子回来，刚好在村口碰见他大伯的车，那车也没停，鸣了声笛就过去了。儿子问我那是谁，我说你大伯。他哦了一声，再没多话。

儿子是闷头干事的人，不跑不送不喝酒，当了十年基层干部硬是凭实绩提上来的。他当县委书记那年刚满四十，消息传回来那天我在地里刨土豆，村里小卖部老板跑过来喊我，说你家出大人物了。我握着锄头把愣了好一会儿，土豆从筐里滚出来两个我也没去捡。晚上儿子打电话回来，电话里声音还是那个声音，说爸我这岗位责任重，以后可能更少回家了。我说你忙你的，家里有我。

他上任第一个月，堂哥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以为是因为路远，或者工作忙。第二个月还没有。第三个月我媳妇跟我说，她在镇上买菜碰见堂哥的司机了，司机说她家领导最近老失眠，抽烟抽得厉害。我听完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显。到了第五个月，堂哥还是没来。我就明白了，他不会是来的，他当县长的时候我没去攀他，现在我儿子比他官大了，他更不会来。他来算什么呢？拜年？汇报？还是叙旧？哪一样都不对味。

有时候我坐在院子里的竹椅上想这些事，越想越觉得荒诞。我跟我堂哥从小光屁股长大，一块儿下河摸鱼一块儿偷生产队的西瓜，他身上有几颗痣我都知道。可现在两个人隔着官职高低，二十几里路硬是走不到一块儿去。他当县长看不起我，是因为觉得我拖他后腿；我儿子当县委书记他不登门，是怕别人说他攀附。这两头一夹，我反倒成了最尴尬的那个。种了一辈子地，到头来连亲哥都处成了外人。

但我心里也清楚，这事不全是他的错。他当县长那会儿我确实有些怵他，说话都不利索了，可能在他眼里我就是想沾光的穷亲戚。而我儿子当书记以后，我也没主动跟堂哥打过电话。我是赌气，也是不知道怎么开口。你问他吃饭了吗？他说在开会。你问他身体好吗？他嗯嗯啊啊。能聊什么呢？两个人中间隔着的不是二十里路，是二十年的心气。

去年冬至我包了饺子，让我媳妇给堂哥送了二十个过去。她就放在他家门口，敲了门就走了。后来我媳妇回来说，门没开，饺子被端进去了。那二十个饺子最后进了谁的肚子我也不知道，但至少没被扔垃圾桶。这就算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堂屋看电视，新闻里正好播到县里开会的画面，镜头扫过去，我儿子坐在主席台上，下面几排后面坐着我堂哥。两个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隔着好几个人头，谁也没看谁。我盯着电视机屏幕，突然鼻子有点酸。我儿子是我养大的，堂哥是我哥，可在那画面里他们就是两个穿白衬衫的人，一个讲话一个听，跟亲不亲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把电视关了，院子里黑漆漆的，就剩堂屋这盏灯亮着。我忽然想起我爸临死前拉着我和堂哥的手叠在一块儿，说你们是亲兄弟，要互相照应。那时候堂哥刚考上中专，我还在犁地，我爸怕以后一个飞高了一个扎低了顾不上。现在看来我爸真是看得远，他早就算到了今天这步。

但怨谁呢？怨堂哥？怨我儿子？还是怨那把椅子谁坐上去谁就变了形？我说不清楚。我只知道饺子还得包，地还得种，过年我照样在门口贴对联。堂哥来不来那是他的事，我门开着就是开着。我媳妇问我今年过年要不要叫堂哥一家来吃顿饭，我说随他吧，来就加双筷子，不来就咱仨过。她叹了口气没再问。

其实我知道他不会来。他那个位置的人，最怕的就是让人看见他往更高处走。他躲的不是我，是我儿子身上那层身份。可我想想又觉得好笑，那是我儿子，不管当什么官，回家不还得管我叫爸，管他妈叫妈吗？这道理我能想明白，他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今年除夕我照例在门口挂了红灯笼。天黑透了，灯笼亮起来，照着门前那条路。我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口抽烟，远远看见有辆车慢悠悠开过来，在路口停了挺久，然后掉头走了。那车的尾灯我在电视新闻里见过，挂着县政府的牌子。

我掐了烟回屋，饺子刚好出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