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到小说（6）故事的大众化语言与小说的个性化语言

在语言方面，故事与小说有着明显的不同，故事一般是大众化的语言，要求的是语意浅显、通俗易懂；而小说则不同，小说语言不仅要讲究修辞、准确等，更要求要有作者鲜明的个性。

1、小说语言要讲究修辞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个艺术首先体现在小说作者的修辞意识上。曹文轩在《小说门》中对此有很精彩的描述，我就直接拿来主义了。“故事的修辞意识甚至是没有的——大多数情况之下，是一种无意识的修辞。即使修辞，也是一种民间艺人的修辞。小说的修辞则有意识的，甚至可以说，小说就是一种修辞。小说家通过修辞，改变了故事，并实现了各种后来确立起来的美学原则。小说家的创作快感往往就在修辞上，通过遣词造句，他看到了他愿意看到的景观正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他所期望的美学趣味正一点一点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这种修辞是文人的修辞——也许这一点，是小说与故事的最要紧的区别——小说的叙述者与故事的讲述者是两种身份完全不同的人。”

举例：夏尔谈起话来，像一条人行道一样平淡无奇，他的想法，也和穿着普通衣服的过路人一样，引不起别人的兴趣。——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爱是一个不带武器的闯入者。——温森特《守望灯塔》

你像小孩捉住蝴蝶，弄掉了它美丽的翅膀上的鳞粉一样，破坏了美。——杰克·伦敦《马丁·伊甸》

婆婆虽生来像一把剪子，把凡是给萧萧暴长的机会都剪去了，但乡下的日头同空气都帮助人长大，却不是折磨可以拦得住。——沈从文《萧萧》

2、人物语言要准确（尤其是要符合人物的身份以及性格等）

人物语言要符合各自的身份、性格，也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即便是一些已经成名的作家也很难做到这一点。有一些作品中，一些大字不识的老农民竟然也会说一些满是修辞的长句子，这是要不得的。唐弢在《创作漫谈》中，说到人物语言时，曾举过一个例子（大致是）：大雪纷纷坠地（商人），全是皇家瑞气（秀才）。再下三年何妨（地主），放你娘的臭屁（长工）。

《水浒传》中即便是一个小人物，作者也是通过语言刻画出其性格来。比如《智取生辰纲》中，寥寥数语，就活画出老都管“老奴托大”的样子来：

老都管喝道：“杨提辖！且住！你听我说。我在东京太师府里做公时，门下军官见了无千无万，都向着我喏喏连声。不是我口浅，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相公可怜，抬举你做个提辖，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直得地逞能！休说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庄一个老的，心合依我劝一劝！只顾把他们打，是何看待！”杨志道：“都管，你须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老都管道：“四川，两广，也曾去来，不曾见你这般卖弄！”杨志道：“如今须不比太平时节。”都管道：“你说这话该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

3、小说叙述语言的转场

我们知道，小说叙述视角有外视角和内视角，通常也叫做第三人称叙事和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语言的转场或者视角的转换与故事也有明显的区别。故事要引导听众或读者的视线转移，往往会做出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但是，小说往往只用一个词或者一个字就做到了。我将这个叫做叙述语言的转场，这个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先这么称之。我认为这也是小说作者锤炼语言的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举一个例子，《水浒传》中，杨志在黄泥冈上被劫了生辰纲，趁着老都管和军汉们还不能动，独自下了冈。武松在景阳冈打虎后，也是独自下了冈。却是两种写法。杨志是“一直下冈子去了”，武松是“一步步捱下冈子来”。一个“去”，一个“来”。用“去了”二字，是放下杨志，读者眼光仍留在冈上，作者返回头写老都管等十四人。而在武松打虎后，用一个“来”字，读者的目光随着武松跟下冈来，继续写武松。

4、找到自己的语言

语言是一个作家的标签。这是小说家与故事家最明显的一个区别。莫言在评价麦家时说“一个作家必须能创造一种带有他的鲜明风格的语言，才有资格被称为文学家，否则就是一个小说匠人。文学的艺术性虽不止于语言，但必始于语言，语言是照亮小说的第一束光，如摄影离不开光，大白话如大白天，是拍不出艺术照的。”我们看故事，很难从语言中看出是哪一个作者的作品，他们几乎都是一个面孔，即便稍有差别，我们也很难分辨出来。但是，小说家却不同，形成自己语言风格的小说家，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谁的作品。比如鲁迅、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刘震云、麦家；赛琳格、海明威、福克纳、拉斯洛。

如何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找到自己喜欢且与自己气质相投的作家的作品，反复揣摩，模仿，然后再求突破，形成自己的风格。

沈从文、汪曾祺、刘震云都曾经深受废名的影响。

废名《竹林的故事》第一段“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再看废名《菱荡》开头一段：“陶家村在菱荡圩的坝上，离城不过半里，下坝过桥，走一个沙洲，到城西门。”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沈从文《边城》

杨家碾坊在堡子外一里路的山嘴路旁。堡子位置在山湾里，溪水沿了山脚流过去，平平的流，到山嘴折弯处忽然转急，因此很早就有人利用它，在急流处筑了一座石头碾坊，这碾坊，不知什么时候起，就叫杨家碾坊了。

——沈从文《三三》

由轮船公司往东往西，各距一箭之遥，有两丛住户人家。这两丛人家，也是互不相同的，各是各乡风。

大淖东头有一户人家。这一家只有两口人，父亲和女儿。

——汪曾祺《大淖记事》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样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汪曾祺《受戒》

从以上几段都可看出，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行文风格尤其是语言方面明显的受到过废名的影响。汪曾祺在《〈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中说：“我曾经很喜欢废名的小说，并且受过他的影响。”

刘震云的语言风格在学习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的基础上，又有了自己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绕”。我们看他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里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

以上是结合自己的读书和写作，谈了故事与小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厘清故事写作与小说写作的界限，希望对喜欢小说写作（尤其是刚刚开始学习小说写作）的朋友有所启发和帮助。由于我的水平所限，谈到的一些看法难免有失偏颇，甚至可能说了一些外行话，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