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再度聚焦疫情溯源

2026年7月29日，曾长期担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的安东尼·福奇，应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传票出席听证。面对疫情溯源、联邦科研资助、政府记录保存及其此前国会证词等问题，福奇逾百次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出实质回答。委员会主席兰德·保罗随即表示，将推动藐视国会程序。
这是一幅极具政治冲击力的画面，它并不意味着福奇已经开始“受审”，更不意味着其沉默可以直接证明任何关于病毒来源的结论。国会听证不是刑事审判，第五修正案也不是有罪供述。此次事件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在于：围绕疫情起源的科学争论，正在被美国重新组织为一套有关宪法权利、总统赦免、国会调查、科研治理和法律责任的叙事。

一、美国重新调查的并不只是病毒来源福奇此次出席国会，并非一次孤立的听证。7月20日，兰德·保罗领导的委员会建立疫情溯源“阅览室”，宣布滚动公开原始文件、访谈记录和政府内部通信；此后又公布《SARS-CoV-2近端起源》作者之间的部分通信，以及此前没有进入公共视野的海关执法材料。委员会还将调查范围延伸至联邦资金支持的高风险病毒研究、政府记录是否被完整保存，以及公共卫生官员此前向国会作出的陈述是否准确。因此，这轮调查表面上仍以“病毒从何而来”为主题，实际上已经同时包含三条线索：一是科学家在疫情早期如何判断并表述病毒来源；二是美国公共资金通过何种机制进入跨国病毒研究网络；三是政府官员是否在事后如实保存和提供相关资料。这种转变并非无关紧要。科学调查的目标原本是根据可重复验证的材料解释病毒如何进入人群，而国会调查的目标则是识别谁作出了决定、谁控制了信息、谁应当对政治后果负责。当两者被置于同一程序之中，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很容易被转换为政治上的可疑性，研究判断的变化也可能被重新解释为隐瞒、误导甚至妨碍调查。福奇之所以成为最合适的调查对象，正是因为他同时处在几套权力关系的交叉点：他既是公共卫生专家，也是联邦科研资金的长期管理者；既参与科学判断，也参与政府决策；既是特朗普疫情治理时期最具争议的官员之一，又成为拜登政府“尊重科学”叙事的重要象征。调查福奇，因而不只是追究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在争夺谁有权解释美国的疫情历史。二、第五修正案、总统赦免与国会强制作证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禁止政府强迫个人作出可能导致自身受到刑事追诉的证言。这项权利不仅适用于法院审判，也适用于国会调查。证人只要能够证明回答某一问题可能带来现实而非纯粹想象的刑事风险，原则上便可以拒绝回答；其保持沉默本身不能作为认定犯罪的替代证据。福奇面临的特殊问题在于，拜登在2025年1月19日离任前，已经给予他一项“完全且无条件”的预防性赦免，覆盖自2014年1月1日至赦免之日，与其担任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疫情工作组成员和总统首席医疗顾问有关的联邦犯罪。赦免不等于认定受赦免者实施了犯罪，但其范围之广，确实改变了第五修正案问题的法律结构。如果有关既往行为已经不可能受到联邦刑事追诉，福奇就这些行为继续主张自证其罪特权的基础自然会被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已经完全失去沉默权。总统赦免不能覆盖赦免之后新发生的虚假陈述、伪证或者妨碍调查，也不能直接赦免州法犯罪；不同问题是否超出赦免范围，还必须逐项判断。现有美国判例也尚未直接解决：一个获得如此宽泛预防性赦免的人，能否对所有与被赦免时期有关的问题继续整体援引第五修正案。兰德·保罗提出的“藐视国会”同样不是宣布之后便可以成立。刑事藐视通常仍需经过委员会表决、参议院处理并移送司法部，最终是否起诉还要取决于联邦检察机关和大陪审团；检方还必须证明证人拒绝回答的是国会在合法调查权限内提出的相关问题，并且拒绝行为具有故意性。这里有一个比“福奇为什么沉默”更值得追问的法律问题。美国《联邦法典》第18编第6005条允许国会委员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申请法院发布强制作证命令；命令生效后，第6002条禁止检方使用被强制作出的证言及其派生证据追究证人，但证人不得再单纯依靠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换言之，国会并非没有取得证言的法律工具。因此，如果调查的首要目标是查明事实，下一步应当讨论的是是否给予使用及派生证据豁免并强制福奇作证；如果国会更倾向于让其持续沉默，再将沉默本身转化为媒体画面和政治指控，那么这场听证的主要功能就不是证据发现，而是责任叙事的生产。拜登的赦免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闭环：它原本旨在阻止新政府以刑事程序追击福奇，却同时帮助共和党构造出两个连续问题——既然没有风险，为什么需要赦免；既然已经获得赦免，为什么仍然拒绝回答。其法律意义仍有争议，但政治意义已经完成。三、新披露资料：执法线索如何成为溯源叙事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福奇此次出席国会并非一次孤立的政治表演。2026年7月，兰德·保罗领导的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专门设立疫情溯源“阅览室”，陆续公开福奇疫情期间的工作记录、科研人员内部通信、国会闭门访谈笔录、联邦科研资助文件以及此前未进入公共视野的海关执法材料。部分文件属于新形成的调查记录，部分则是多年旧档案的首次集中披露，还有一些是此前零散公开材料的重新整理。

https://www.paul.senate.gov/readingroom/

其意义不在于美国国会已经获得足以终结溯源争议的决定性证据，而在于分散于科研机构、行政机关、执法部门和情报体系中的材料，正在被选择、排列并纳入一套统一的公开调查档案。决定哪些文件被公开、哪些人物和事件被彼此连接，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权力；这一“阅览室”既是资料公开平台，也正在成为美国国会重新解释疫情责任和塑造法律追责方向的重要工具。本轮公开材料中，有一份形成于2020年6月的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现场信息报告。最新披露的报告记载，2018年11月，一名旅客在底特律入境时被发现携带三个未申报的生物材料小瓶。该旅客声称，材料由一名某国科研人员交付，拟送往美国一所大学的病毒学实验室。美国国土安全部门和联邦调查局实验室随后检测认为，小瓶内容涉及部分免疫球蛋白重链前体信使核糖核酸，以及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的刺突蛋白。后者属于冠状病毒，但不是SARS-CoV-2。报告还梳理了ZYS与中美多名病毒研究人员的论文合作和机构联系。

先不说美国政府是怎么获取我们科研机构的内部邮件的，这位叫Fang Li的老师这时候能想着保护自己这名叫罗楚铭的学生，应该也是位不错的老师吧

从相关材料的内容看，美国海关确实查获过未申报的生物材料，携带者确实作出了有关来源和接收人的陈述，相关部门也确实进行了实验室检测。跨境科研材料运输是否依法申报、是否取得许可、美国大学和资助机构是否建立了充分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但它的证明边界同样十分清楚。携带者关于材料来源的陈述，不等于ZYS本人承认或者书面安排了运输；PEDV相关材料不是SARS-CoV-2；一次发生于2018年的违规携带，也不能依靠时间上的接近直接证明其与此后疫情存在因果关系。文件真实性与文件所转述事实的真实性，始终是两个不同问题。报告本身对此其实留有明确余地。它被标注为“仅供官方使用”和“执法敏感信息”，说明材料主要用于情报分析和提供调查线索；如拟用于民事或刑事诉讼，还需取得海关法律部门的事先授权。报告在谈及武汉实验室争议时，也明确写道，当时尚无已知证据支持有关泄漏理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如何把不同性质的信息组织在一起。实验室检测结果、签证申请、科研人员教育经历、军方机构联系、人才计划和中美科技竞争，被共同纳入“国家安全风险”和“非常规信息收集者”的分析框架。报告形成于2020年6月，正值美国将对华科研合作加速安全化的时期；它从一开始就不只是生物样本检测报告，而是一份带有明确安全审查目的的执法情报产品。2026年重新公开这份文件，也不只是恢复一项被遗忘的事实。它使一桩原本关于跨境样本申报和科研管理的旧事件，进入了福奇、联邦科研资助和疫情溯源的整体叙事。真实材料由此获得了超出其原始用途的政治生命：它不能证明疫情起源，却可以用来加强“此前存在一个未受充分监管的跨国病毒研究网络”这一印象。我们对此事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否定文件，而在于区分文件记载了什么、它可以证明什么，以及政治力量希望它意味着什么。三者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一致性。四、从科学争议到法律责任，中间不能被政治叙事抹平截至目前，疫情溯源仍未形成终局结论。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咨询小组2025年的报告认为，现有大部分证据倾向于人畜共患病溢出，但由于部分早期病例、动物交易和实验室生物安全资料仍不完整，所有主要假说仍需继续研究。即使未来科学研究对来源作出更明确判断，也不能直接跳跃到法律责任。国际法委员会《国家责任条款》第2条所确立的基本结构是：有关行为必须能够归属于国家，并且构成对该国所负国际义务的违反。来源判断、行为主体、国家归属、义务违反、因果关系和损害范围，必须分别证明。这一结构在疫情问题上尤其重要。认定病毒曾与某项实验室活动发生联系，不等于已经确定是哪一机构、哪一人员、哪一行为导致了病毒进入人群；确定具体机构，也不等于其全部行为当然可以归属于国家；完成国家归属之后，还必须指出被违反的是哪一项在当时有效并适用于有关行为的国际义务；即使存在违反，全球疫情损失又受到各国公共卫生政策、医疗能力、社会行为和病毒变异等多重因素影响，损害因果关系不可能依靠政治口号自动成立。美国法院中的障碍更加直接，换句话说，美国法院都不认为可以就疫情问题直接追责。美国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在密苏里州案中认定，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阻却了绝大多数围绕实验室泄漏、疫情隐瞒和公共卫生处置提出的请求，只有有关个人防护用品市场行为的主张被允许继续审理。该判决显示，即使未来出现新的溯源材料，也不能自动跨越主权豁免、法定例外、直接效果和执行豁免等独立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材料没有法律后果。其更现实的用途，可能不是立即支持某一项巨额赔偿判决，而是推动限制高风险科研合作、加强生物材料跨境审查、调整联邦科研资助、扩大政府信息披露，并为未来的行政措施、国会立法和诉讼主张积累档案。法律责任未必已经成立，责任叙事却可以先行进入制度。这正是美国国会本轮调查最值得警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疫情造成的生命、经济和社会代价由整个社会承担，但疫情前的科研资金分配、风险判断和信息控制，却集中在少数政府机构、大学实验室、专业期刊和科研管理者手中。当危机结束后需要分配责任时，原有制度往往不会首先审查自身如何组织科研竞争、如何奖励高风险成果、如何容忍模糊的跨境样本管理，而更倾向于寻找可以人格化和外部化的责任对象。福奇适合承担内部责任：他代表公共卫生官僚、专家权威和拜登时代的“相信科学”。境外实验室和科研人员则适合承担外部责任：他们使美国自身参与资助、合作和监管失灵的复杂历史，可以被重新压缩为一个更容易传播的国家安全故事。这并不是说美国内部调查没有合理问题。公共资金如何使用、政府记录是否被删除、官员是否如实向国会作证、跨境病毒材料是否依法流转，都应当接受严格审查。真正的问题是，当调查选择性地放大某些链条、压低另一些链条时，法律便不再只是发现责任的工具，也成为分配责任、转移责任和制造政治合法性的机制。结语：法律化不等于真相化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并未证明他实施了犯罪；拜登给予赦免，也不能反向证明犯罪存在；ZYS相关执法档案提供了值得核查的线索，却没有解决病毒来源；即使溯源结论发生变化，也仍需依次通过国家归属、义务违反、因果关系、主权豁免和执行豁免等法律审查。然而，本轮调查已经产生了另一种确定性：美国正在将疫情时期散落于科研机构、行政机关、执法部门和国会档案中的材料重新汇集，并按照新的政治需求予以排列。科学上仍然开放的问题，由此逐渐获得了宪法问题、刑事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和对外责任问题的多重面貌。从法律实践的角度看，最重要的不是跟随任何一方迅速宣布“真相”，而是坚持区分科学假说、调查线索、可采证据和法律责任。因为法律一旦放弃这些区分，便不再是防止权力任意归责的程序，而只会成为强势政治叙事最后加盖的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