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79年,黄巢的军队包围了广州。在此之前,广州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港口之一,阿拉伯商人、波斯商贾云集,蕃坊里住着十几万外国人。据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的游记记载,其中有一批阿拉伯人已经形成独立的武装力量,甚至“准备在广州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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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没给他们这个机会。城破之后,据《旧唐书》记载,广州被杀的外国商人和平民达十二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夸饰的成分,但广州蕃坊从此一蹶不振是事实。阿拉伯人的建国梦,被一个私盐贩子一刀斩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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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黄巢一生中相对较小的一件事。他真正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是两年后打进长安。
公元881年,黄巢在长安称帝,国号大齐。他没有像后来的朱元璋那样建立一个稳固政权,他只待了两年多就被赶走了。但就在这两年多里,他和他的军队做了一件事——把长安城里残存的士族门阀清洗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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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偶然的泄愤,这是历史的合力。门阀制度从魏晋南北朝延续到唐朝,绵延了六百年。到了晚唐,科举早已有了,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背后,是门阀子弟垄断教育资源和官场通道的现实。五姓七望——崔卢李郑王,这些大家族互相通婚,把持朝政,看不起庶族出身的官员,更看不起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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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来了。他的军队杀进长安,见官员就杀,见富人就抢。史载“天街踏尽公卿骨”——长安的街道上,踩过去都是公卿贵族的骨头。这句诗是韦庄写的,他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五姓七望的核心家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谱牒被毁,家产被抄,人口大量死亡流散。鲜卑贵族集团——那些从北魏孝文帝汉化以来就盘踞在权力顶层的家族,也在这场风暴中失去了最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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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门阀作为一个独立的、能和国家权力抗衡的社会阶层,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本质上是一群平民出身的人在争天下。朱温是农民,李存勖是沙陀人,石敬瑭是游牧民族出身,郭威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姓崔的,没有一个姓卢的。
到了宋朝,科举才真正成为平民上升的唯一通道。不是因为宋朝的皇帝比唐朝更开明,而是因为挡在通道前面的那堵墙,已经被黄巢推倒了。范文澜说过一句话,大意是:黄巢起义的最大历史作用,是打垮了士族地主势力。这话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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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他只会破坏不会建设。他的军队走到哪抢到哪,没有根据地,没有税收体系,没有行政班子。在长安的两年多里,他连基本的粮食供应都解决不了,最后被部下背叛,兵败自杀。
但你不得不承认,有些历史的脏活,确实是被这些不想讲规矩的人干完的。门阀制度已经腐朽到了极点,科举改革推了几十年推不动,官僚系统内部盘根错节,谁都动不了谁。黄巢从外面一刀切进来,把棋盘掀了。代价是惨烈的——黄巢之乱持续十年,战死和饿死的人口,据估计在两千万以上。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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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怎么看黄巢,看你从哪个角度切入。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他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屠夫。从政治史的角度,他是打破阶层板结的锤子。从社会史的角度,他是平民时代的催生者。这三个人设同时成立,互不矛盾。这才是历史最复杂也最迷人的地方。黄巢的意义不在于他做了好事还是坏事,在于他恰好站在了那个临界点上——旧结构已经烂透了,新结构还没长出来。他踹了一脚,旧的那套就塌了。然后后来的人在废墟上重新建了一套新的。
公元884年,黄巢兵败自杀于泰山狼虎谷。三十多年后,后梁朱温灭唐。又过了五十多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科举制度全面铺开,平民子弟通过考试就能当官,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清末。而这一切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公元881年的长安,一个人和他的军队,用一种最原始、最暴烈的方式,把旧的阶层结构砸了个稀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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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文核心史实依据公开的唐末黄巢起义相关史料及五代两宋制度史研究。关于阿拉伯人在广州的记载,参考了阿布·赛义德游记及相关中外交通史研究。文章观点为作者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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