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变得极其强大。”7月13日,包括16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约200名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联名发出警告,直言AI对经济的冲击“可能带来大规模失业风险,同时也蕴含大幅提升生活水平的机遇”。这份措辞凝重的公开信,把AI治理难题又一次推到聚光灯下。
就在这一警告发出的几乎同一时间,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抛出了一项颇为激进的法案:要求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必须将一半股权无偿转让给一只主权财富基金。这只由政府运营的长期投资工具,将用AI产业的增值惠及全体美国人。桑德斯的目的很直接——既要监管AI的破坏性威胁,又不能让技术红利只落在少数巨头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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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听上去像“劫富济贫”的方案,在民间竟然获得了惊人的支持。2026年6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七成美国人认为AI公司应该交出一半股票给政府基金。一面是顶尖科学家的失业警告,一面是老百姓对AI公司“收割式”增长的反弹,两股情绪正把产业界逼到墙角。
细看桑德斯方案里的主权财富基金,并不是拍脑袋的民粹口号。这类基金在全球已有数十个成熟样本:通常由政府设立、专业投资人管理、由法律严格框定资金来源与投资范围。理想的剧本是,AI贡献的股权分红和增值收益,最终通过公共财政反哺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刚需。问题是,当股权来自强制划拨,企业创新动力会不会被拦腰砍断?基金治理又该由谁拍板、对谁负责?这些选择题一个比一个棘手。
诺奖得主们在公开信里给出的底线建议是:AI的使用必须“与人类互补、造福社会”。可“互补”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歧义——到底是AI帮人干活,还是干脆把人的岗位挤掉,换一批新技能的人上岗?在桑德斯的宏大构想和巨头的既得利益之间,美国离真正的AI治理框架,还隔着无数个待拆解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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