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美女在中国定居18年，回国10天后坦言：再也不想回来了

日本美女在中国定居18年，回国10天后坦言：再也不想回来了

我叫美咲，在中国已经住了十八个年头。说出来怕人不信，我今年四十二了，可街坊邻居见了我还总爱喊我“小日本姑娘”。其实我早就不小了，眼角也有了纹，可每次听到这称呼心里还是热乎的，像刚来那年冬天，胡同口卖烤红薯的大爷硬塞给我一个，说“姑娘，天冷，暖暖手”。

那是2008年的事。我二十六岁，在东京一家贸易公司做文员，每天穿着高跟鞋挤地铁，对着电脑敲打永远处理不完的报表。公司派我来上海出差两周，对接一个服装厂的单子。临走前母亲把我叫到厨房，一边给我装饭团一边絮叨：“早点回来，你爸的胃药快吃完了，别忘了下个月陪我去医院复查。”她微微弓着背，手背上有了零星的褐斑，我应着“知道了”，却没想到这一走，故乡就成了偶尔回去看一眼的地方。

在上海的第二天，对接的工厂派了个年轻人来接我。他叫陈明辉，个子不高，穿着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他说话带着浓浓的北方口音，把“我们”说成“俺们”，我听着觉得有趣，忍不住学了一句，他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说“你学得比俺们村二狗子还地道”。那天他带我去吃小笼包，汤汁溅到我白衬衫上，他慌得手忙脚乱拿纸巾擦，越擦越花，最后索性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肩上，说“先遮遮，回头我赔你一件新的”。外套上有淡淡的洗衣粉味道，还有一股烟草气，我不讨厌。

两星期很快过去，临走前一晚明辉约我在外滩见面。黄浦江的风吹得人眼睛发涩，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里面是一叠人民币，说是赔我衣服的钱。我没接，他又塞过来，一来二去，信封掉在地上，被风吹出去老远，我俩追着捡回来，都笑了。他说：“美咲，别走了。”风很大，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看着江对面的灯火，想起东京公寓楼下那棵每年春天都开得热闹的樱花树，想起母亲做的味噌汤，想起父亲总爱在晚饭后给我讲他年轻时去北海道出差的旧事。可眼前这个男人，他眼睛里映着的灯光让我觉得温暖。

我留下了，跟公司申请调到上海分部。母亲在电话里哭了很久，父亲沉默半天，只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那几年我们过得很苦，租住在弄堂里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亭子间，夏天热得像蒸笼，明辉就整夜给我扇扇子，自己热得一身汗。冬天水管冻住，他去楼下提水上来，爬四层楼，水洒了一半，可进屋时还是笑着，说“够咱俩洗脸刷牙了”。2010年我们结了婚，婚礼很简单，就在弄堂里摆了几桌，邻居大妈们帮着包饺子，有个大妈特意学了句日语“おめでとう”，念得七扭八歪，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明辉从工厂小职员做到车间主任，我从公司职员到在家接些翻译的零活。我们搬进了楼房，虽然只有六十平，但阳光能从窗户照进来。2012年女儿出生，取名陈樱，樱花的樱。母亲从日本来看我，抱着外孙女不撒手，嘴里念叨着“像，像你小时候”。住了十天她就走了，说放心不下父亲，临走时偷偷往我枕头下塞了个信封，我摸到厚厚的，知道是钱，追到机场她还假装生气，说“给孩子的，你别管”。

女儿上小学那年，父亲走了。心梗，半夜发作，等母亲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我赶回去只参加了葬礼，看着父亲的遗像，恍惚觉得他还在餐桌对面，戴着老花镜看报纸，偶尔抬眼问我“美咲，日本那边工作还顺利吗”。我在东京的老房子里住了一星期，母亲把父亲的东西都收进了箱子，唯独餐桌上的位置空着，每天早上她还会摆两副碗筷，我劝她别这样，她说“习惯了，改不了”。

那些年我开始习惯中国的生活。学会包饺子，虽然皮总是擀不圆；学会跟邻居大妈一样扯着嗓子砍价；学会在春节时给孩子们准备红包，里面装着我特意去银行换的新票子。女儿渐渐长大，会说的日语只有简单的问候，在家跟明辉说中文，跟我有时候说中文有时候蹦几个日语单词，混着说，谁都不觉得奇怪。每年过年我都会做一顿日式年菜，明辉总说“太清淡”，但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连摆盘用的叶子都舔一遍，说是“不能浪费你忙活半天的工夫”。

五年前母亲把老房子卖了，搬进了养老院。我去看她，她坐在窗边晒太阳，头发白了大半，手里攥着父亲的照片，见了我先说“你爸昨天又念叨你了，说你小时候挑食，只吃白米饭”。我陪了她三天，她说“回去吧，你那头有丈夫有孩子，别老惦记我”。临走时她拉着我的手，像当年我离开东京时一样，只是这次她的手更皱了，骨节也变了形，她说“美咲，你觉得哪里好，就待在哪里，妈知道你在那边过得好”。

这些年我回过四次日本，每次都不超过一周，办完事就走。去年秋天母亲打电话来说摔了一跤，腿骨折了。我当天就订了机票，明辉帮我收拾行李，往箱子里塞了两大包女儿爱吃的牛肉干，说“路上饿了解闷”。女儿抱着我哭，说“妈妈早点回来”。我摸摸她的头，说“妈去照顾外婆，很快回来”。

回到东京那天下了小雨。机场还是老样子，只是广告牌换了新的，出站口卖饭团的店也换成了咖啡厅。我坐电车去养老院，车上的乘客都低着头看手机，没人说话，车厢里安静得能听见广播里报站名的回音。这曾经是我最熟悉的场景，可现在却觉得陌生，像是走进了某部老电影里，隔着层玻璃看别人的生活。

母亲瘦了很多，躺在病床上冲我笑，说“没事，就是骨头脆了，不碍事”。我照顾了她十天，每天喂饭、擦身、推她去走廊里晒太阳。养老院的护士很有礼貌，每次进来都先鞠躬，说话轻声细语，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隔壁床的老人家属来探望，也是客客气气的，坐半小时就走，走之前还再三道谢，像是来拜访客户。我想起在上海的医院里，邻床的大妈会把自己熬的汤分给我喝，陪床的大哥会帮明辉一起抬我母亲去做检查，大家热热闹闹的，像是认识了几十年。

第三天我去超市买东西，货架上的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连蔬菜都按大小排列，看着赏心悦目。我买了一盒草莓，回去一数，正好十二颗，个个一般大，味道也是标准的甜，可我想起上海菜市场那个总多给我一把葱的阿姨，她的草莓奇形怪状，但咬下去有种阳光晒透了的味道。第七天我在街上迷了路，用手机导航找了半天，路过一条小巷时看见几个主妇在讨论垃圾分类，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表情一丝不苟，我突然想起在上海的弄堂口，几个大妈每天傍晚搬着小板凳坐在那儿聊天，声音大得隔两条街都听得见，一个说“我家孙子考了满分”，另一个说“明辉媳妇回来了，晚上包饺子，你们谁都别做饭了”。

第九天晚上母亲睡了，我一个人走到当年住过的老房子附近。那棵樱花树还在，只是树干粗了许多。树下有个秋千，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小孩荡秋千，小孩咯咯笑，妈妈也跟着笑，笑声响亮，在安静的街道上传得很远。我站了一会儿，那妈妈看见我，礼貌地点头致意，然后低头对孩子说“跟阿姨问好”。小孩用稚嫩的声音说了句“こんにちは”，我回了一句，他们就继续荡秋千了，没有多问一句，没有多余的眼神。在上海，邻居大妈看见我带着女儿在楼下玩，一定会凑过来，捏捏女儿的脸说“这闺女长得真像她妈”，然后拉着我聊半天，从菜价聊到电视剧，从孩子成绩聊到明辉升职。我有时候嫌她们话多，可此刻站在樱花树下，却无比想念那种絮絮叨叨的热乎劲儿。

第十天，母亲的腿好了些，能拄着拐杖慢慢走了。她坐在床边吃我剥的橘子，突然说：“美咲，你该回去了。”我愣了一下，说“我再陪你几天”。她把橘子瓣上的白丝一根根扯下来，动作很慢，像在数着什么，然后说：“你在这十天，叹了三十七次气。”我自己都没数过，她接着说：“你在这儿不开心，妈看得出来。你每天早上起来先看手机，是看那边的天气预报吧？你包里的润喉糖是上海那个牌子，你晚上睡觉翻身的动静都跟在你家不一样。”她把橘子塞进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你家的床垫太硬了，你一直睡不惯，可你从来没说过。”

那天下午母亲逼着我订了回上海的机票。她说“别担心我，这儿有医生护士，有隔壁的老姐妹们，我每天下棋打牌，比你在家还忙”。我帮她收拾床头柜，抽屉里整整齐齐放着我这些年寄来的照片，女儿满月的、上小学的、去年参加歌唱比赛的，每张都用透明塑料袋装着，背面写着日期。最底下压着一张泛黄的纸，是我2008年临走前随手写的纸条，上面用日语写着“妈，我去上海出差，两周就回来”。她把这张纸条留了十八年。

晚上我最后一次陪母亲吃饭，食堂做的味噌汤，味道是标准的食堂味道，不咸不淡，挑不出毛病。母亲喝了两口放下，突然说：“你爸走之前那几天，总念叨你小时候的事。说你第一次学骑自行车，摔了把膝盖磕破了，哭着回来，他给你擦了药，第二天你又推着车出去了，摔了八次才学会。”她笑了笑，说：“你从小就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当年你说要留在中国，我跟你爸担心得整宿睡不着，可现在看，你选对了。你脸上的笑，是实实在在的，妈看得出来。”

第十一天早上我拖着行李箱去机场。母亲坚持拄着拐杖送我到大门口，养老院的护工阿姨在旁边扶着。我转身抱她，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背，说“去吧”。我走了几步回头，她还站在那儿冲我挥手，秋天的阳光照在她银白的头发上，亮闪闪的。我一直走到拐角再回头，她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得缓慢却稳当。我知道她没事，她一直是个坚强的女人，父亲走后这么多年，她把自己的日子过得井井有条。

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时，我鼻子一酸。出了到达大厅，一眼就看见明辉站在人群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跟十八年前接我时一模一样，只是头发少了些，肚子大了些。他看见我就咧开嘴笑，露出两颗虎牙，冲我挥手，旁边还有女儿，举着块纸板歪歪扭扭写着“欢迎妈妈回家”，纸板周围画满了樱花。我拖着箱子跑过去，女儿扑上来抱着我说“妈妈我想死你了”，明辉接过行李箱，顺手递给我一杯热豆浆，说“菜市场老王家的，你爱喝的那种加了糖的”。

回家的出租车经过外滩，女儿指着外面的高楼叽叽喳喳说哪儿新开了游乐场，哪儿有了网红奶茶店。明辉说咱家隔壁搬来对年轻夫妻，女的也是日本人，问我要不要认识一下。我说好啊，心里想着回头包顿饺子给人家送去。路过弄堂口，看见那几个大妈还在，只是头发白了些，其中一个眼尖，看见我们的车就喊“哟，美咲回来了”，另一个接着喊“晚上来我家吃饭，炖了排骨”。我摇下车窗冲她们喊“好嘞，等我放下行李就去”。

当晚躺在床上，女儿已经睡了，明辉在旁边打呼噜，声音不大不小，像一首跑了调的老歌。我翻了个身，枕头还是那个荞麦皮的，有点硬，但我闻着熟悉的味道很快就睡着了，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被楼下的叫卖声吵醒，是那个卖豆腐的大叔在喊“豆腐——热豆腐——”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穿透力极强。我爬起来去厨房，冰箱里明辉塞满了菜，黄瓜茄子西红柿，全是菜市场那个总多给我一把葱的阿姨摊子上的。我系上围裙开始做饭，明辉揉着眼睛出来说“这么早”，我说“给你们包饺子”，他眼睛一亮，说“那我叫隔壁那对小夫妻也来”。

包饺子的时候，隔壁新搬来的日本姑娘站在厨房门口看我擀皮。她用日语问我在中国住了多久，我说十八年了。她眼睛瞪得圆圆的，说“这么久啊，不想家吗”。我把擀好的皮摞成一叠，想了想说：“想啊，可这儿也是家。”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又说：“等你在这儿住久了就知道了，家不是一个地方，是你每天早上醒来，觉得心里踏实的那股劲儿。”

饺子下锅的时候，女儿跑进来帮忙摆碗筷，明辉在客厅跟邻居大哥聊天，声音很大，聊的是昨晚的球赛。厨房里热气腾腾，锅里翻滚着白胖的饺子，窗台上那盆我养了五年的绿萝又抽了新芽。我打开手机想给母亲发张照片，发现她先给我发了条消息，是个简单的表情包，一个小人儿笑着挥手，下面跟了句话：“早上吃了两个饭团，你放心吧。”

我拍了张饺子的照片给她发过去，又追了一条语音，说“妈，我包了你爱吃的韭菜鸡蛋馅，下次你来，我包给你吃”。发完我把手机放下，那个日本姑娘正笨手笨脚地学包饺子，皮破了，馅漏了一手，女儿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说“姐姐你包的饺子像小船”。我过去帮她重新包，告诉她收口的时候要捏紧，就像把所有的念想都收进去，这样煮的时候才不会散。

那天晚上送走客人，我站在阳台上看外面的灯火。上海的夜从来不会全黑，总有星星点点的光从各个窗户里透出来，像撒了一把碎金子。远处弄堂口的大妈们还在聊天，声音忽高忽低地飘过来，偶尔一阵哄笑，惊起不知谁家的猫，喵一声蹿进夜色里。

想起回国那天在机场，临安检前母亲拉着我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钱包，翻开给我看里面夹着的一张照片。是前年我带着女儿回日本看她时拍的，照片里四个人，母亲坐在中间，我和明辉站在两边，女儿蹲在前面比了个剪刀手。母亲指着照片说：“你看，咱们家多齐整。”她把钱包合上，塞进我手里，说：“这个你带着，我手机里还有电子版的。”

那钱包我现在还带在身上，里面除了照片，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是当年明辉要赔我衬衫的那叠钱里剩下的最后一张。十八年了，纸币的边缘已经磨得发毛，可我始终留着。有些东西看着旧了，可攥在手心里，比什么都实在。

这个早晨我又听见楼下豆腐大叔的叫卖声，听见隔壁大妈们商量晚上去哪儿跳广场舞，听见女儿在房间里背课文，听见明辉在卫生间刮胡子时哼着走调的老歌。我站在厨房里煮粥，锅盖噗噗地响，热气糊了窗户，我伸手抹了一把，看见外面槐树的叶子黄了，秋天来了。

我又看了看手机，母亲发来一段小视频，她在养老院的活动室里跟几个老太太打牌，笑得前仰后合，完全看不出腿伤的模样。视频最后她对镜头说：“美咲，那边的秋天凉了，你多穿点。”我回了个“好”，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去叫女儿起床。

昨天邻居大妈问我这次回日本待了几天，我说十天。她啧啧嘴说“才十天就急着回来，你这闺女心真野”。我笑了笑没解释，因为有些事说不清。那十天里我吃着标准的日本料理，走在干净的街道上，说着流利的母语，可心里总空着一块，像少了点什么。直到回到上海，回到这个有吵嚷的叫卖声、有邻居的唠叨、有丈夫的呼噜声的家里，那块空的地方才被填满。

母亲说得对，我在中国这十八年，脸上的笑是实实在在的。那种笑不是因为什么天大的好事，而是每天早上醒来，阳光照进来，你知道今天有人等你吃饭，有人跟你拌嘴，有人在你出门时喊一句“早点回来”。就是这些零零碎碎的日常，堆成了我回不去的理由。

今天下午我又去菜市场，那个阿姨照例多给了我把葱，说“你几天没来，我以为你搬走了呢”。我说回日本看了看我妈，她拍拍我肩膀说“应该的应该的，下次把你妈接来住几天，我做红烧肉给她吃”。我拎着菜往回走，路过弄堂口，槐树叶子落了一地，金灿灿的。有个小孩在树下捡叶子，她妈妈在旁边喊“小心车”，声音亮亮的，传出去老远。

我推开家门，明辉正在阳台上浇花，女儿趴在桌上写作业，厨房里的粥还冒着热气。一切跟十八年前那个刚搬进这间小屋的早晨没什么两样，又好像什么都变了。我走进厨房，把葱放进冰箱，又顺手擦了一遍灶台。

那十天里我曾站在东京老房子的厨房中，灶台一尘不染，锅碗瓢盆各归其位。母亲做菜时每一步都井井有条，连盐放多少都用小勺量过。可在这儿，我的厨房永远有点乱，案板上还有昨夜的葱花，酱油瓶的盖子拧不紧，灶台上总有擦不掉的油渍。但这乱糟糟的一切让我安心，就像生活本身，从来不会按部就班，永远有意外，有惊喜，有你预料不到的热闹。

我在中国住了十八年，从一个连“你好”都说得磕磕巴巴的日本姑娘，变成了能在菜市场跟人讨价还价的主妇。我学会了在冬天储存大白菜，学会了用高压锅炖牛肉，学会了在女儿家长会上跟其他妈妈讨论哪家补习班好。我也学会了在每年母亲生日时准时打视频电话，学会了在樱花开放的季节给东京的老朋友寄上海的蝴蝶酥，学会了在心里同时放着两个地方，一个叫故乡，一个叫家。

以前我不懂母亲为什么把那张纸条留了十八年，现在我懂了。有些选择做出来的时候轻飘飘的，可往后余生，你都要用日子去填满那个选择的分量。我选择了留在中国，这十八年里的每一天都在为这个选择作注脚，直到某一天回头看，发现所有的注脚连起来，已经成了一本厚厚的书。

那天跟隔壁的日本姑娘聊天，她问我有没有后悔过。我说没有。她问为什么，我想了想，跟她说了一件小事。去年冬天我感冒发烧，明辉请了假在家照顾我，熬了姜汤，可他不小心把糖当成了盐，咸得我直皱眉头。他尝了一口，呸呸吐出来，说要重新熬，我说不用，就那么喝下去了，喝完他问怎么样，我说挺好，驱寒。那个冬天我感冒好得特别快，不知道是因为姜汤，还是因为有人愿意为你熬一碗味道奇怪的汤。

姑娘听完笑了，说“你真容易满足”。我也笑了，说容易满足有什么不好，日子本来就是这些小事堆起来的。你在哪儿觉得自在，觉得哪怕生病了也有人给你熬姜汤，哪怕犯错了也有人冲你笑，那你就在哪儿好好待着。

窗外的槐树叶子又落了几片，我放下手里的活，去阳台收衣服。明辉在客厅喊“晚上吃什么”，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你做的都行”。女儿插嘴说“妈妈做咖喱饭，上次那个可好吃了”，我说好，顺手把明辉那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叠好放进衣柜。那件衬衫他一直舍不得扔，袖口磨破了，我给他补过两次，针脚歪歪扭扭的，可他说“补过的穿着更舒服”。

夜幕又落下来了，楼下的热闹渐渐散了，邻居们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天上的星星搬到了人间。我系上围裙走进厨房，打开抽油烟机，锅里倒上油，葱花爆香的瞬间，整个屋子都活了。

手机响了一下，是母亲发来的晚安，加了一张她今天拍的夕阳，橙红色的光铺满了养老院的院子。我回了一张窗外的万家灯火，说“妈，我也该做饭了，晚饭吃的啥”，她秒回“食堂的鱼，没你做的好吃”。我笑了笑，把手机放到一边，专心对付锅里的咖喱。

其实说到底，我为什么不想回去了？不是因为日本不好，那儿有我的童年，有我的母亲，有我十八岁时的樱花树。而是因为在这儿，我有我的日子，有每天等着我的一餐一饭，有磨破袖口也舍不得扔的衬衫，有吵吵闹闹的邻居，有不够完美但真实无比的生活。我在这儿的每一天都在活着，活得很具体，具体到知道哪家豆腐最嫩，哪条路傍晚最堵，哪个季节该吃什么菜。

我用了十八年把异乡过成了故乡，再用十天确认自己再也回不去了。不是回不去那个国家，是回不去那个十八年前的我了。现在的我，是这个吵闹而温暖的城市里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有一个普普通通的家，过着普普通通的日子。可这普通，就是我想要的踏实。

锅里的咖喱咕嘟咕嘟冒着泡，香味飘满了整个屋子。女儿蹦蹦跳跳来摆碗筷，明辉关了电视过来帮忙，问我要不要喝点啤酒。我说好，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罐，递给我一罐，冰凉的，带着水珠。女儿说“我也要喝”，明辉说“小孩子喝牛奶”，她撅着嘴去拿牛奶盒，不小心碰倒了调料架，哗啦啦撒了一地。明辉假装生气地瞪眼，女儿做了个鬼脸，我蹲下去捡瓶瓶罐罐，他们俩也蹲下来一起捡，三个人头碰着头，在厨房暖黄的灯光下挤成一团。

窗外不知谁家放起了音乐，是那首老掉牙的《茉莉花》，旋律顺着晚风飘进来，轻轻柔柔的。我抬起头，看见玻璃上映出我们三个人的影子，模模糊糊，却实实在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机场的母亲，想起她说的“你觉得哪里好，就待在哪里”。

我觉得这里好，所以我不回去了。

明辉捡起最后一个瓶子，顺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说我头发上沾了葱花。女儿在旁边咯咯笑，说“妈妈成了葱花妈妈”。我佯装生气追着她满屋子跑，跑了两圈累得直喘气，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电视里正在放晚间新闻，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气温将有所下降，请市民注意添衣保暖”。我听着这熟悉的播报声，看着面前闹成一团的父女俩，心想，明天得给女儿把厚外套找出来了。

这个秋天，我还是会像往年一样，去菜市场囤些萝卜白菜，在阳台上晒几串辣椒，给母亲寄两件新买的保暖内衣。日子就是这样，一年一年，重复着又新鲜着。我在中国度过的第十八个秋天，跟之前十七个没什么两样，也跟之后的所有秋天一样，充满了烟火气，充满了琐碎的忙碌，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眷恋。

那就是我回不去的理由，也是我留下来的全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