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24年12月，巴西劳工部门突击检查比亚迪位于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工厂工地。检查发现，由承包商金匠集团雇佣的163名中国工人处于恶劣条件中：31人共用一间房、仅一个卫生间，宿舍无床垫，食物与行李混堆，工人护照被扣留。这些情况被巴西官方认定为“类似奴役劳动”。巴西当局最终将160多名工人从类似奴役的条件下解救出来。
比亚迪将责任归咎于分包商，表示已终止与对方的合作。
2025年12月，比亚迪以担保方身份促成涉事承包商与巴西联邦劳动检察院（MPT）达成4000万雷亚尔（约750万美元）的民事和解。其中2000万雷亚尔用于赔付工人，另2000万雷亚尔用于支持巴西反奴役公益项目。
民事和解不等于行政免责。2026年4月6日，尽管已达成和解，巴西劳工和就业部仍将比亚迪列入“类似奴役劳动雇主登记册”（俗称“黑名单”）。被列入该名单的企业将面临声誉损失，并被禁止从巴西银行获得某些类型的贷款。
4月8日，巴西第十地区劳动法院裁定，将比亚迪列入名单的程序存在法律瑕疵，临时下令将其移出名单，等待最终裁决。法院质疑的核心是：比亚迪是否应被认定为这些工人的“实际雇主”，从而承担连带责任。
4月13日，巴西劳工和就业部宣布解雇劳动监察秘书路易斯·费利佩·布兰多·德梅洛。
就在被解职前不久，德梅洛刚批准将比亚迪列入黑名单。据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德梅洛违抗了劳工部部长路易斯·马里尼奥的命令——后者要求他将比亚迪移出黑名单。巴西全国劳动监察员协会（Anafitra）表示，德梅洛被免职是因为他没有按照部长的要求将比亚迪从名单中移除。
巴西劳工部长马里尼奥表示，解雇德梅洛是“常规人事调整”，但拒绝说明此举是否与比亚迪有关。他否认了政治干预的指控，坚称自己并未试图帮助任何公司。
但劳工团体和政府监督机构对此表示质疑。巴西全国劳动监察员协会指责劳工部长存在政治干预行为，称解雇德梅洛是“严重的体制报复信号”。该协会全国协调员罗德里戈·卡瓦略表示：“他是在依法行事、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把一个技术性的公共政策决定变成了政治决定”。
Anafitra还指出，这一事件是劳工部长“干预已完成的行政诉讼程序”模式的一部分，并指责马里尼奥利用部长职权庇护大企业免于奴役劳动调查的后果。该协会已在巴西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试图宣告劳动法中允许部长接管已完成执法程序的条款违宪。
比亚迪事件的背后，是巴西独特的劳动监管环境。
巴西1943年颁布的《统一劳动法》（CLT）是劳动法的主要法律渊源，至今仍是巴西劳工政策的基础。巴西劳动法具有“穿透外包关系”的效力，使得企业需为实际劳动关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意味着，即使总包与外包公司没有股权关系，只要外包员工长期为总包服务、遵守总包的规章制度，就可能被视作总包的正式员工。
具体到比亚迪事件，巴西官员认为，主要雇主对承包商的合规负有最终责任。这也是德梅洛坚持将比亚迪列入黑名单的法律逻辑所在：总包在供应链中获利，就应承担监督下游合规的责任。
比亚迪事件对中国企业的启示在于：巴西的劳动监管不会因为个别官员的人事变动而松懈。巴西劳动检察官通过公开竞争性考试录用，其职业晋升与个人绩效挂钩。对于在巴西经营的中资企业而言，最稳妥的办法是严格遵守当地劳动法，将合规置于首位。
比亚迪的案例已经证明：即使达成民事和解，也不等于行政责任的终结。巴西的“黑名单”由劳动监察部门独立管理，只要查实违规事实，即使已赔偿，仍需列入名单以示惩戒。被列入名单的企业将面临银行贷款受限等实质性后果。
从突击检查到民事和解，从列入黑名单到法院干预，从官员被解雇到各方争议——比亚迪巴西劳工事件完整呈现了中国企业在巴西市场可能面临的劳动监管风险。巴西劳动法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对总包责任的穿透式追究、以及独立的劳动监察体系，都要求中资企业在进入巴西市场时，不能简单套用国内的管理模式。
比亚迪已投资约55亿雷亚尔（约9.78亿美元）在巴西建设工厂。对于所有计划或已经在巴西经营的中国企业而言，理解并遵守当地劳动法规，建立完善的用工合规体系，是立足海外市场的基本前提。不管监管松紧，合法经营始终是海外生存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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