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尔多安最强对手入狱，土耳其最大反对党乱了，新党横空出世

一场由法院推动的对共和人民党控制权的改写，重塑了土耳其反对派版图。但“新党”在国内政治上的抱负，仍系于它所宣称能够带来民主更新的同一套西方取向。

7月24日，土耳其政坛又出现了一个新政党。厄兹居尔·厄泽尔与另外90名议员退出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成立“新党”，由厄泽尔担任党主席。

“新党”在成立之时就成为主要反对党。该党拥有91个议席，是议会第二大力量，而共和人民党仅剩44名议员。预计还会有大批市长、省级和区级官员，以及数十万党员退出共和人民党，加入这一新组织。民调已将其列为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最强有力的挑战者。

厄泽尔及其盟友为何会放弃几周前还由他们领导的政党？土耳其近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裂变之一，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3年前，土耳其举行大选，正义与发展党领导人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再次当选总统，其政党也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个结果让已执政21年的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再获5年任期。

这场最新败选打破了共和人民党内部原有的平衡，并形成广泛共识：长期担任党首的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应当辞职。克勒奇达尔奥卢拒绝辞职后，党内反对派开始组织起来，准备通过党代会将其撤换。

在2023年11月4日至5日举行的党代会上，多年来一直是克勒奇达尔奥卢亲密盟友的厄泽尔，向其发起领导权挑战。在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支持下，厄泽尔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

随后于2024年3月31日举行的地方选举，成为新领导层的首次考验，而厄泽尔领导下的共和人民党明显过关。自正义与发展党2002年上台以来，它首次在全国性投票中被挤到第二位。自1977年以来从未在全国得票中位列第一的共和人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并掌控了广泛的地方政府网络。

在相对平静的8个月后，面对支持率下滑以及共和人民党作为可信替代力量的崛起，正义与发展党开始推进一个更长期的应对过程。这个“去选举化”过程并不在形式上废除选举，而是通过清除竞争者、构建受控反对派，使选举在政治上失去实际效力。

针对共和人民党执政地方政府的行动最先展开，起初以所谓“与恐怖主义有关”和“腐败”指控为依据。随着时间推移，“恐怖主义”叙事逐渐淡出，腐败指控则不断升级。这场行动始于2024年10月30日埃森尤尔特市长艾哈迈德·厄泽尔被拘留，此后一直持续至今。

到2026年7月下旬，当局已将数十个由共和人民党控制的地方政府列为打击对象，30多名反对派市长被逮捕、免职或由国家指派的受托人接管。其中至少20人仍在狱中。具体数字会因是否计入临时拘留、停职、获释和受托人任命等情况而有所不同。

被监禁者中包括伊马姆奥卢。他不仅是一名市长，还是共和人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伊马姆奥卢于2025年3月19日被拘留，4天后正式入狱。

针对他的案件仍在不断增加，所面临的指控也越来越多。普遍预期是，他将被定罪并被禁止从政，从而无法参加下一次选举。伊马姆奥卢一直被视为埃尔多安最强劲的对手，也是多次民调中领先于埃尔多安的候选人。

“去选举化”行动并未止步于地方官员或反对派总统候选人。2026年5月21日，安卡拉一家上诉法院就共和人民党2023年11月那场由克勒奇达尔奥卢败选、厄泽尔胜出的党代会，作出一项前所未有的“绝对无效”裁定。

法院将这场党代会视为在法律上根本不存在，撤销厄泽尔职务，并将政党控制权交还给克勒奇达尔奥卢。此举进入了此前本应由最高选举委员会和该党党员决定的领域。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厄泽尔、其盟友以及共和人民党绝大多数基层支持者，都要求克勒奇达尔奥卢领导层尽快召开紧急党代会，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新的投票重新夺回政党控制权。

但在公众普遍看来，克勒奇达尔奥卢之所以得以恢复职务，是政府“去选举化”战略的一部分。面对外界压力，他没有立即确定日期，而是将党代会推迟到一个未说明的时间。

“新党”正是这场针对主要反对党的打击直接催生的产物。厄泽尔及其团队在法律战——也就是通过法院展开的政治战争——中成为目标，最终退出共和人民党，另起炉灶，同时仍表示未来某一天可能回归。

在建党过程中，一些人曾认为它会比共和人民党更靠近中右翼。但其党纲显示并非如此。以“我们将改变这个黑暗秩序”为口号，“新党”采取了社会民主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纲领。

它所承诺的“秩序变革”当然并不意味着推翻土耳其资本主义。但这份纲领带有明确的民众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它反对对自由市场的迷信，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把公共利益置于首位，并强调福利国家、更公平的收入分配、稳定就业、充分就业以及住房权和能源权。

这种民众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又通过一系列承诺加以界定，包括法治、宪政、回归议会制、恢复权力分立、解决库尔德问题、积极公民身份、反腐败、保障政治自由，以及强化公众参与机制。其明确目标是建设一个发展与民主相互促进的土耳其。

该党特意选择7月24日作为成立日期。1923年7月24日，《洛桑条约》签署。该条约在民族斗争胜利、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确保了土耳其共和国获得国际承认。

这种象征意味还延伸到了更多细节。建党当天，厄泽尔先前往安卡拉哈哲拜拉姆清真寺参加周五聚礼，随后又前往第一届议会旧址。这一举动让人联想到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民族斗争时期于安卡拉开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时的安排。当时伊斯坦布尔仍处于被占领状态，阿塔图尔克特意将开幕日定在周五，并先在同一座清真寺祈祷。

与这些象征动作相呼应，党纲宣称继承民族斗争、土耳其共和国建立、阿塔图尔克及其“六项原则”的遗产，将“新党”定位为共和人民党的合法继承者。

“新党”的国内纲领，尤其在经济问题上，立场比许多欧洲社会民主党更偏左。但其外交政策却很难作出同样判断。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一样，“新党”明确将土耳其置于“西方联盟”之内。它把加快加入欧盟进程和在北约中发挥更积极作用，列为外交政策核心目标。

在7月7日至8日安卡拉北约峰会前，厄泽尔曾呼吁土耳其的西方伙伴将民主合法性视为安全利益的一部分。他表示，过度集中的治理方式可能破坏土耳其稳定，并威胁北约及地区安全。

目前，对大多数土耳其选民而言，经济仍是首要议题，外交政策对投票行为的影响较小。因此，这一对外取向在公众中并未引发太多讨论。如果没有独立且反帝的外交政策，要在国内推行民众主义和国家主义政策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新党”拒绝承认西方力量正在衰落的情况下。国际体系不会轻易允许该党所宣称要推动的经济转型。

如果土耳其要建立一种以规划、发展和公共利益为基础，而非以自由市场教条为基础的经济秩序，那么与欧洲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是一种客观需要。

在正义与发展党政府再次准备把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分量投入西方阵营之际，若仍把西方联盟视为拯救方案，就意味着未能看清事态的发展方向。

因此，“新党”纲领中的核心矛盾仍未解决：它将如何弥合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落差？最终哪一方会占上风，还有待时间检验。“新党”的诞生出于现实需要，是政府“去选举化”战略的直接后果。它成立之际，土耳其正经历多重危机，执政党失去昔日霸权，公众也在寻找一种能够带来更多繁荣、平等与正义的替代选择。

接下来的阶段将考验双方。“新党”必须完成组织建设、扩大规模、争取公众支持，并把自己塑造成真正的政府替代者。正义与发展党也必须决定，面对一个已无法再通过控制共和人民党加以约束的新主要反对派，它准备把“去选举化”战略推进到什么程度。土耳其近期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两股力量之间这场艰难而深远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