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漫游录（1）陆皓东:孙中山是再世的拿破仑

中国封建社会从战国、秦、西汉起至元、明、清止，历经两千余年，只有王朝更迭，从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然而社会发展自有客观规律，任何逆时代大势而行的执念，终究都会自行瓦解。

孙文投身革命，不屈不挠，自1895年起，十余年间先后组织十次武装起义，虽尽数失败，却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其组织能力与交友能力尤显出色。

1866年11月12日，孙文降生在广东南部香山县（1925年改称中山县）翠亨村一户贫苦农家。孙中山幼名帝象，稍长定名文，字德明，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开展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一名便由此而来，此后又用过高野长雄等化名。他在欧美、南洋奔走期间，还曾化名陈文、陈载之、吴仲、高达生、杜嘉诺，亦曾以载之、公武为代号。辛亥革命之后，世人便习惯性称他为孙中山。

孙中山同胞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上有兄长孙眉、姐姐孙妙茜，下有妹妹孙秋绮。

孙中山的童年与少年家境贫寒，常年赤脚行路，家中以番薯为主食，难得吃上白米，终日半饥半寒。1871年，孙眉被迫背井离乡，跟随亲友远渡重洋，前往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檀香山）谋生。他先是在菜园做工、农牧场雇工，后来前往茂宜岛（夏威夷五大岛屿之一）艰苦垦荒，开办牧场、经营商铺，同时兼营酿酒、伐木等生意。至1885年前后，孙眉坐拥六千英亩大型牧场，雇工千余人，饲养牛马猪畜数万头，一跃成为茂宜岛首富之一，被当地人称作“茂宜王”。

孙眉家境宽裕之后，源源不断寄回的侨汇成了孙家主要经济来源，孙家的家境也随之转变，逐步向资产阶级家庭过渡。

孙中山六岁便跟着姐姐上山砍柴，到水塘边捞取浮萍，年岁稍长便下田插秧、除草、排水、收割、放牛，直到十岁才进入本村私塾读书。两年后，他跟随母亲远赴檀香山投奔兄长。起初在孙眉位于茂宜岛茄荷蕾埠的商铺做店员，很快熟练掌握记账与珠算。

孙眉看出他聪慧好学，便送他进入英国基督教监理会开办的意奥兰尼中学就读。在这里，他系统学习了西方政治学、自然科学，同时修习部分宗教课程。三年毕业后，又进入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奥阿厚书院（高等中学）深造，从零开始修习英文，学业成绩很快名列前茅。

1883年7月，孙中山返乡，一边务农，一边与同乡挚友陆皓东等人探讨时政弊病。陆皓东是他私塾时期的同窗知己，孙中山称陆皓东为“道友”，陆皓东则赞誉孙中山是“再世的拿破仑”。

这位被称作“再世的拿破仑”，确实颇有独到见识。眼见故乡民生凋敝、乡亲衣衫褴褛，唯独北极殿庙宇香火鼎盛，泥塑神像修葺一新，参拜之人络绎不绝，孙中山内心颇为愤懑。他直言泥塑木偶并无知觉，规劝乡民不要盲目迷信神明。劝说无果后，他决意捣毁神像，认定愚昧迷信是国家进步的桎梏，中华民族想要振作，必须破除这类陋习。

于是中秋赏月之夜，孙中山约上陆皓东一同前往北极殿。殿内供桌上摆满月饼鲜果，香炉烟雾缭绕，烛火摇曳，十余名信徒跪地叩拜，祈求神明庇佑，一派乌烟瘴气。

孙中山先是当众劝诫众人摒弃迷信，随即纵身跳上正殿，一把攥住“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塑像的手臂用力拉扯，神像的手臂瞬间与躯体分离，内部的稻草、木质骨架全然暴露在外。

之后，二人又转到左侧廊庑的金花殿，将专司生育的“金花娘娘”塑像的脸部涂画得面目全非，还掰下塑像一只耳朵，相视大笑后尽兴离去。

一众信众惊恐万分，对着残缺的神像不停叩拜，连声惊呼：“罪过，罪过！”“作孽，作孽！”

孙中山与陆皓东的举动激起全乡非议，二人被迫出走香港。

抵达香港后，孙中山进入拔萃书室（英国圣公会开办的中等学校）求学。1883年年末，他与陆皓东一同经由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施洗，在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正式受洗，皈依基督教。次年四月，孙中山转入香港中央书院（港英政府开办的公立中学）继续学业。

他博览诸子百家典籍，涉猎广博，学识渊博，同窗都给他取了“通天晓”的绰号。

孙中山在翠亨村捣毁神像、在香港受洗入教的消息传到孙眉耳中，令孙眉十分不满。他写信严厉斥责弟弟，勒令孙中山辍学前往檀香山。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遭到兄长严厉训诫，还被强行安排在茄荷蕾埠商铺做店员。勉强工作数月后，孙中山设法离开檀香山，途经日本折返故乡翠亨村。

孙眉打算用成婚的方式约束孙中山，特意写信嘱咐家中父母尽快为其张罗婚事。未满十九岁的孙中山，与香山县商人之女卢慕贞成婚，婚后育有长子孙科、长女孙金琰（孙娫）、次女孙金琬（孙婉）一男二女。

1884年8月，孙中山再度前往香港，重回中央书院复学，1886年夏天顺利毕业。经由喜嘉理引荐，他考入美国长老会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医。

在校期间，孙中山是公认的优等生，同学对他的评价是：“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时沉静寡言，论及时事则侃侃而谈，三教九流皆可从容交谈。卧则竹床草席安然自在，食则粗茶淡饭甘之如饴。”

孙中山广泛结交各界人士。手头宽裕时，无论教员、学生、工人、商贩，都乐于相交，时常邀约聚餐，席间畅谈国家危局，呼吁国人奋起自救；囊中羞涩时便闭门读书，或是与同窗研讨时局。

同学郑士良认定孙中山胸怀大志，主动与之深交。

郑士良是广东归善县（今惠州惠阳区）淡水墟人，自幼心怀大志，常年跟随乡里长辈修习武艺，与周边绿林豪杰、洪门会党往来密切，早早萌生反清复汉的志向。他十分敬佩孙中山的政见，每每聆听其言论都深有共鸣。

一日，孙中山问他：“你为何不静心读书看报，终日四处游荡？”

郑士良爽朗作答：“我一直在思索，唯有具备新思想的人才能成就大业，所以我一直在寻觅这样的同道之人，而你正是我要找的人。”自此，二人结为莫逆之交。

1887年，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短短一两年间，他结识了三位志同道合的革命挚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志趣相投，闲暇便纵论时政，言谈皆为革命主张，所思皆为救国方略，研究的全部是推翻清廷的出路。

四人朝夕相伴，不谈革命便觉无趣，言论惊世骇俗、毫无顾忌，旁人皆为之侧目，时人将这个小团体称作“四大寇”。

陈少白，广东新会人，身形挺拔、容貌俊朗，才思敏捷，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素有“风流才子”的美誉。经人引荐，陈少白专程从广州赴香港拜会孙中山。初见陈少白风度不凡，孙中山一见如故，交谈十余分钟便提议：“我们去公园小坐闲谈吧。”

二人在植物园僻静处落座，畅谈时局，彼此十分投缘，临别之际依依不舍。彼时陈少白家道中落，计划在香港半工半读，孙中山便劝说他一同学医。陈少白顾虑自己性情并不适合学医，本有推辞之意，孙中山却自作主张，直接替他完成了报名手续。

某日，陈少白正在孙中山宿舍闲谈，二人聊得兴致正浓，孙中山忽然起身：“你稍坐片刻，教授前来授课，我先去听课，下课再来与你详谈。”

没过多久，孙中山匆匆赶回宿舍，告知陈少白：“康德黎博士有请。”

陈少白满心诧异：“我并不认识这位博士。”

“是特意邀请你前去面谈。”

孙中山笑着拉起陈少白的衣袖，将他带到教务长室。

康德黎博士见到陈少白，面带笑意说道：“我们非常欢迎你前来求学。”

陈少白一头雾水，只能含糊应答：“多谢厚爱。”

等回过神来，陈少白正要埋怨孙中山擅自做主，孙中山却笑着宽慰：“这下你可以留下来一同求学，我们也能时常相聚畅谈了。”

陈少白被编入低孙中山两级的班级，二人后来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少白比孙中山小三岁，以弟自居。

尤列，字令香，别字少纨，号小园，广东顺德北水乡人，自幼常与洪门会党交游，素来抱有推翻满清、复兴汉室的志向。孙中山最早在广州与他相识。

一日傍晚，孙中山和郑士良上街采购荔枝，出门忘带钱款，恳请摊主次日前往学校收款，摊主执意不肯赊账，双方争执之际，尤列恰好陪同族叔、孙中山的校友尤裕堂路过博济医院访友，尤裕堂主动代为付清货款，几人一同返校。

当晚众人以水果充饥，彻夜畅谈政见，十分投机，自此孙中山与尤列往来频繁，结为挚友。1890年尤列从广州算学馆毕业后，赴香港担任华民政务署书记。

杨鹤龄，字礼遐，是孙中山同乡，比孙中山小两岁，二人自幼一同长大。后来杨鹤龄进入广州算学馆求学，与尤列同窗，在广州与孙中山重逢，情谊愈发深厚。毕业之后，杨鹤龄也迁居香港，居住在父亲开设的“杨耀记”商号内，孙中山时常前往此处与他相聚叙谈。

孙中山觉得在西医书院畅谈革命多有不便，便与杨鹤龄商议。杨鹤龄特意在“杨耀记”商号内单独辟出一层阁楼，作为友人聚会议事的秘密据点。一有闲暇，孙中山、陈少白、尤列、杨鹤龄四人便在此集会，即便刮风下雨，四人也同宿一处，通宵纵论天下大势，谋划国家前路，痛斥清廷腐朽黑暗，公开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

孙中山曾说道：“洪秀全起事未成最终败亡，清廷将其斥为寇贼，可我们四人的志向与洪秀全一脉相承，反倒被清廷冠以‘四大寇’的名号了。”

“四大寇”这一称号就此流传开来。

1892年7月，孙中山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英籍教务长康德黎亲自为他颁发第一名毕业执照，并授予医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孙中山受聘担任澳门镜湖医院医师，数月后自主开设中西药局独立行医。当地部分葡萄牙籍医生，以孙中山没有葡萄牙行医执照为由，禁止他为葡萄牙籍病患诊疗，还勒令各家药房不得调配他开具的处方。无奈之下，孙中山离开澳门，转赴广州行医。

他在广州西关开设东西药局及医务分所，同时又与他人合伙，在香山石岐镇开设东西药局分店。

行医期间，孙中山对贫苦百姓免费问诊、赠送药材，一年依旧能获得万余元收入。

即便衣食无忧，他改造旧中国的初心从未动摇，他“借医术作为入世的媒介”，以行医为掩护开展“医国大业”，广泛结交社会各阶层人士。

孙中山常与人感慨：“官场之中乌烟瘴气，如同死海上弥漫的浓雾。清廷依靠贪腐纳贿、卖官鬻爵维系统治，就像一块污秽的烂泥，存续越久，积弊越深，百姓心中的怨恨暗自滋长，终究难以消解。华人备受桎梏压迫，天性中的灵气与深沉的才智，又怎能一直被埋没。”

孙中山渐渐理清救国思路：想要拯救万民，必须推翻腐朽的清政府。仅凭寥寥数人难以成事，他开始物色革命同道，将目光投向新式军队。广东水师广丙舰管带程璧光身患胃病，前来求医，孙中山发现他是难得的海军人才，又是挚友程奎光的兄长，便有心结交，打算日后一同“共任国事”。

孙中山特意叮嘱程璧光：“你的胃病，需要每日清晨到郊外散步，呼吸新鲜空气，方能慢慢痊愈。”

程璧光依言照做，孙中山时常陪同散步，借机品评时政、剖析利弊，最终与程璧光结为至交。

孙中山一边维系着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旧友的联络，一边陆续结识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奎光、程璧光、程耀宸、周昭岳等一众爱国志士。

1893年冬季，孙中山决意组建革命团体，邀约一众友人在广州雅书局南园抗风轩秘密集会，筹划创立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组织，定名兴中会。

众人随即分头行动：陆皓东、尤列、周昭岳合资在顺德北水乡创办兴利蚕子公司，作为联络各地会党的公开掩护据点；郑士良四处奔走，联络洪门会党、驻防营勇，逐步打通各方门路，筹备工作初见雏形。

可孙中山冷静考量：仅凭十几位同道，除程璧光、程奎光两位海军军官之外，其余皆是手无兵权的书生，仓促发动武装起义胜算渺茫，民间素来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俗语，这条路行不通。他转而寄望于清廷内部开明重臣，将视线投向李鸿章。倘若李鸿章能够接纳改良主张，或许也能挽救积贫积弱的中国。

彼时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执掌军政大权，是清廷最具实权的汉臣，深耕洋务运动、经营海军三十余年。香港西医书院的康德黎博士曾称他为“中国的俾斯麦”。李鸿章还曾通过康德黎传话，表示愿意接纳孙中山入京等候任用。

1894年1月，孙中山悄然返回翠亨村，闭门十日，亲笔撰写六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

文稿定稿后，孙中山在陆皓东陪同下，乘船从广州前往上海，专程拜会郑观应、王韬。

郑观应当即给自己的老友、李鸿章幕僚盛宣怀写下一封举荐信：

敝邑有孙逸仙者，年少英才，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资格，潜心研习西学，深耕农林垦殖实务，计划远赴法国研习养蚕技术，还准备遍历西北荒僻之地，考察开垦事宜，招募流民拓荒，避免华工远赴海外备受欺凌。此人志向高远，立论务实，绝非空谈欺世的狂生可比。此番意欲北上天津，拜谒傅相李鸿章，一抒胸中抱负。我特意修书代为引荐，恳请阁下予以接见提携，我将不胜感念”。

孙中山与陆皓东满怀期许乘船赶赴天津，彼时盛宣怀正在天津督办东征转运事务。

盛宣怀看过举荐信，亲笔批注：“孙医士一事，酌情安排。”随即引荐二人拜见李鸿章。

李鸿章却派人传话：“战事未了，无暇相见，待战事结束之后再说。”

上书改良的计划彻底落空。1894年夏秋时节，孙中山与陆皓东游历北京、天津，实地探查清廷虚实。

在天津，二人看清了李鸿章的真面目：李鸿章依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立下军功，在外国势力扶持下步步高升，身居高位，成为清廷忠心的维护者。他的财富，大多来自各级官员的贿赂进贡，一众官吏搜刮民脂民膏，争相登门行贿，谋求晋升门路。一位年轻海军军官向二人透露，自己曾被迫为一批煤炭虚开收货单据，这笔款项实际被挪用充当军火经费，他不堪官场黑暗，最终愤然辞官。

京城的吏治腐败，较之广州更甚百倍。甲午战争一触即发，国家危在旦夕，清廷却倾力筹办慈禧太后六十寿典：挪用边防军费一百万两、铁路工程经费两百万两，又向全国各省、京城各衙门摊派征缴两百九十余万两白银，尽数供慈禧挥霍享乐。

至此孙中山彻底醒悟，腐朽僵化的清政府，绝无可能依靠改良挽救。他当即决定分头行动，正式筹建兴中会，筹备武装起义。

孙中山乘船远赴檀香山，历时一个多月奔走联络，于1894年11月底正式成立兴中会，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宗旨，首批吸纳会员二十余人。所有会员签署入会盟书，由孙中山主持举行秘密宣誓仪式，推举刘祥、许直臣担任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

檀香山兴中会随即向外埠拓展分支机构：茄荷蕾埠成立以孙眉为主席的分会，孙眉又前往百衣埠，设立邓荫南担任主席的分会。短短时间内，檀香山本地会员便扩充至一百三十余人。

之后孙中山折返香港，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人，商议在香港设立兴中会总机关。

1895年2月，香港兴中会总机关正式成立，入会志士数十人。为隐蔽行事，对外以“乾亨行”商号作为掩护。

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邓荫南随即秘密赶赴广州串联联络，设立广州兴中会分会，陆续吸纳数百名会员，搭建起义指挥机关。

孙中山多方筹措军费，指派宋居仁、夏百子等二十余人组建兵操队，聘请丹麦籍教官开展正规军事训练。

他依旧以行医为掩护，四处联络会党、绿林、散勇、驻防清军、水师官兵，秘密筹划举义。众人往返香港、广州两地周密部署，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起义掩护机关，敲定起义方案与新政纲领。孙中山亲自统筹军务，制定攻城方略；陆皓东主持广州总机关全盘工作，亲手设计起义旗帜——青天白日旗，最终选定农历九月初九（公历10月26日）重阳节发动起义。

孙中山委任杨衢云驻守香港，全权负责经费筹措、军械采购运输，历时半年，购置新式手枪六百支。同时分多路派人联络力量：派遣郑士良北上北江，串联英德、清远、花县一带会党；委派李杞、侯艾杲联络香山、顺德各地绿林武装；另外派人对接潮汕、惠州会党以及广州三元里乡团。

起义筹备据点遍布广州：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双门底圣教书楼后侧礼拜堂作为联络接待站，收纳往来志士、存放文件军械；河南洲头咀设立由美国化学师奇列负责的炸弹制造厂，组建陈清统领的炸弹小队；还购置两艘小火轮，用作军械、人员运输船只。

起义筹备周密，声势渐盛。孙中山提议公开推举一位会长统筹广州起义全局，众人一致赞同，于是在10月10日召开兴中会全体会议，选举起义总指挥（也称总统），孙中山成功当选，众人纷纷握手道贺，静待起义打响。

当选之后，孙中山计划亲自返回广州坐镇指挥，将名下全部存款、香港囤积的军械悉数交由杨衢云代管，双方约定：10月25日夜间，由杨衢云率领三千三合会成员搭乘夜船赶赴广州，天亮即刻登陆举事。

不料仅仅隔了一天，杨衢云突然找到孙中山：“此前商定的计划都妥当无误，但我在香港统筹全局，需要正式名分。我希望你能把总统一职暂时让渡给我，等我抵达广州顺利起事，事成之后再交还于你，你意下如何？”

孙中山素来大公无私，短暂思索后坦然回应：“此事并无不可，但这个职位是全体同仁共同推举的，如果你有意接任，还需要召集大家重新商议表决。”

孙中山立刻召集陈少白、郑士良等人，如实告知此事。

郑士良听罢勃然大怒，厉声说道：“绝对不能妥协！我单独去和他对峙，大不了亲手除掉此人！”

陈少白冷静劝阻：“万万不可冲动。一旦在香港闹出命案，我们所有起义计划都会全盘败露。依我之见，我们先按原定计划赶赴广州起事，起义成功，名分自然无关紧要；即便失利，谁来担任总统也没有意义。”

孙中山深以为然，采纳了陈少白的建议。当晚再次召开兴中会会议，孙中山主动提议让出总统职位，由于事前已有沟通，表决顺利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