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期满我悄悄走了，部委领导突然点名找我，局长气得摔了杯子

借调期满我悄悄走了，部委领导突然点名找我，局长气得摔了杯子

借调这件事，在体制内待过的人大概都懂。

说好听了，是上级部门看中了你的业务能力，给你一个开阔眼界、锻炼成长的平台。说难听了，就是个临时工，而且是那种干着最累的活、加着最晚的班、却永远没有名分的临时工。

我是去年开春被借调到部里的。我们局在东部沿海一个不起眼的地级市，而部委在北京，长安街边上那栋气派的大楼里。通知下来的时候，局里炸了锅，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有羡慕的，有嫉妒的，也有意味深长拍着我肩膀说“苟富贵勿相忘”的。我们局长老周，亲自把我叫到办公室，脸上挂着少有的和煦笑容，说小陈啊，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去了好好干，别给咱们局丢脸，局里就是你的大后方，有什么困难随时跟家里说。我当时还挺感动，觉得局长这人虽然平时严厉了些，关键时刻还是挺有人情味的。

可我万万没想到，一年之后，当他听说我悄悄走了的时候，会气得摔了杯子。

刚到部里的那几个月，说实话，真不好熬。那种感觉，就像一条在池塘里游惯了的鲫鱼，突然被扔进了大海里。周围全是鲸鱼鲨鱼，你拼命扑腾，生怕一不留神就被一口吞了。借调干部住的是单位统一安排的集体宿舍，四个人一间，上下铺，跟大学时候差不多。每天早晨六点半起床，挤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上班，晚上经常加班到九十点钟，回到宿舍累得倒头就睡。

分给我的工作，用他们的话说叫“协助处理专项工作”，听着挺高大上，实际上就是最基础的打杂。汇总报表、校对文稿、复印材料、布置会场、接听电话，偶尔跟着处长出去开个会，负责拎包和做记录。这些活，我在原单位好歹也是个副科长，手底下管着两个人，什么时候干过？可到了这儿，你就是最底层的兵，谁都可以使唤你。同一间办公室的老刘，四十多岁，头发秃了大半，在部里干了快二十年还是个调研员。他私下里跟我喝过一次酒，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但也别太当真。借调借调，借而不调，调而不借，这里面的道道深着呢。你是地方上的人，干得再好，成绩也是借调单位的，跟你原单位没多大关系。到时候借调期满，哪来的回哪去，顶多给你个鉴定，屁用没有。他这话说得粗俗，可我心里明白，这是大实话。

转折出现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部里承担了一项重要的改革课题研究，涉及到我们局所在的行业领域。处长在处里问了一圈，几个老同志都面露难色，说这块业务太偏太专了，手头还有其他工作，一时半会儿抽不出精力来。我当时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说处长，我在原单位的时候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要不……我试试？

处长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怎么说呢，有点意外，也有点不太相信。但他大概是实在找不到人了，就点了点头说行，你先拿个初稿出来看看。接下来那半个月，我把自己埋进了故纸堆里。白天处理完手头的杂活，晚上就泡在资料室里翻文件查数据，周末也不休息，跑到国家图书馆去借相关的专业书籍。好在我在原单位确实干过几年业务，对基层的实际情况还算了解，写出来的东西没有那种隔靴搔痒的空洞感。初稿交上去之后，处长破天荒地在处务会上表扬了我一次，说小陈这份材料写得扎实，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不像是借调干部的水平。我当时坐在角落里，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激动得怦怦跳。

从那以后，我逐渐开始参与一些核心业务。从调研报告的撰写，到政策文件的起草，再到后来甚至独立负责了一个子课题的研究。处长对我的态度明显不一样了，有时候开司里的专题会，他也会带上我，让我坐在后排旁听。年底的时候，部里搞了一次全系统的业务大比武，我代表我们处参加，拿了个二等奖。奖状发下来那天，分管我们司的副部长正好路过我们办公室，推门进来，笑呵呵地说，听说你们处那个借调的小陈同志表现不错？处长老赵赶紧把我拉过来介绍。副部长跟我握了握手，说年轻有为，好好干。

那一刻，我承认，我心里燃起了一丝不该有的幻想。我想，也许我真的能留下来呢？也许我这匹千里马，终于遇到了伯乐呢？

然而幻想终究是幻想。借调期满前一个月，我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留下来的可能性。老赵处长倒是个实在人，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推心置腹地跟我说了一番话。他说小陈，你这一年的表现，处里上上下下都看在眼里，我个人是非常希望你留下的。但你也知道，部委的编制有多紧张，多少人盯着那几个空位子，这里面牵扯到方方面面，不是我们一个处说了能算的。更何况你是从地方上借调来的，跨层级调动，难度就更大了。我听完之后，心里那点火苗噗地一下就灭了，只剩下几缕青烟和满地的灰烬。

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也想通了，强扭的瓜不甜，与其赖在这儿让人为难，不如体体面面地走。最后那几天，我默默地把手头的工作收尾，把该交接的文件整理归档，把电脑里的资料分门别类存好，还在桌面上留了一个详细的交接清单。我没有跟处里的人搞什么告别仪式，只是临走前一天下班后，请老赵处长和几个平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在附近一个小饭馆吃了顿便饭。席间大家都喝了不少酒，说了不少肝胆相照的话，但谁都默契地没有提“留下”这两个字。第二天一早，我提着那个来时就带着的旧行李箱，悄悄离开了宿舍，坐上了回老家的高铁。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气派的大楼，心里说了一声再见，也说了一声谢谢。

回到原单位，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局长老周见了我，脸上的笑容比送我走的时候淡了不少，只是简单说了句回来了就好，先回原来的科室吧。科室里的同事们倒是挺热情，围着我问长问短，好奇部委是什么样的，有没有见到什么大领导。我笑着应付了几句，就坐回了自己那张落了一层灰的办公桌前。日子似乎又恢复了从前的平淡，我每天按部就班地处理着科里的日常事务，那个在部委大楼里意气风发、挑灯夜战的陈志远，仿佛只是我做的一场梦。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那天下午我正在整理一份材料，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局长老周脸色铁青地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份文件，指节都捏白了。他身后跟着局办公室主任老孙，表情也是一脸古怪。周局长把那份文件啪地摔在我桌子上，声音都变了调，说你到底在部里干了什么？部委办公厅刚发了一份急件，点名要你立刻回去报到，参与那项改革课题的收尾工作，而且明确提出，要确保你的工作条件和时间，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部委点名要你一个借调期满的人回去，这在咱们局的历史上，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我拿起那份文件看了看，白纸黑字，红头公章，确实是部里的正式函件。我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周局长已经气得在办公室里转起了圈。他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咱们局的工作没有做到位！意味着我们没有及时向部里汇报好、衔接好！部里会觉得我们局对借调工作不重视，甚至是对部里的工作不支持！他越说越气，说到激动处，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啪的一声脆响，瓷片四溅，茶水淌了一地，整个办公室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办公室主任老孙吓得往后退了一步，科室里其他几个人更是大气都不敢出。我站在原地，看着满地狼藉，心里头却忽然间豁然开朗。我明白了，我把事情想简单了。我以为借调期满，悄悄走人，是最体面、最不给人添麻烦的方式。可对于部委那些领导来说，工作没干完，课题没收尾，干活的人却不声不响地走了，这才是最不体面的事。而对于老周来说，部委绕过他直接点名要人，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他气的不是我这个人，是他自己的仕途前程，因为我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去留，让他颜面扫地了。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婆。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那你还去吗？我靠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想了很久。窗外的路灯透过窗帘的缝隙投进来一道细细的光，落在客厅的地板上，像一条窄窄的路。我想起了老赵处长那番推心置腹的话，想起了那个秃顶老刘说的“借而不调”，也想起了副部长跟我握手时说的那句“年轻有为”。最后，我闭上眼睛，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我不去了。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但有些东西，比机会更重要，比如尊严。

老婆没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起身去厨房给我热饭。几天后，我托老赵处长给部里带了一份详细的课题收尾建议，并附上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我在信里感谢了部里领导对我的信任和栽培，也如实说明了原单位对我的培养计划和工作安排，恳请领导们理解。至于后来部里有没有再追究，老周有没有再摔过杯子，我就不知道了，也不想知道。只是有一次在楼道里碰见老周，他看我的眼神很是复杂，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嗯了一声，点了点头，快步走过去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微微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忽然涌上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回到办公室，我坐在那张落了一层薄灰的椅子上，顺手拿起桌角那块抹布，把桌面仔仔细细擦了一遍。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刚擦过的桌面上投下一道道整齐的光影，亮堂堂的，看着让人心里舒坦。我知道，我在这座小城里安稳平淡的日子，大概又能继续下去了。也许这辈子，我再也不会有第二次进京的机会，可那又怎么样呢？有些路，走过了，就够了。而那些没走的路，就让它们留在身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