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一位乡下亲戚来单位找我。他站在传达室门口,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上还沾着没拍干净的干泥巴。传达室的老刘头看见他,先是不耐烦地摆手,他报了我的名字,老刘头才拨电话上来。
我下楼时看见他正蹲在台阶边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纸烟,用火柴划了两下没划着。我喊了一声"表叔",他猛地站起来,烟从手指间掉在地上。
"我上城里办事,"他搓了搓手,弯下腰把烟捡起来,又犹豫着没再往嘴里放,"顺路,看看你。"
他是我远房表叔,按辈分我应该叫他叔,其实他比我大不过十岁。我爸走得早,有一年家里揭不开锅,是他从乡下背了一袋红薯过来,翻了两座山,脚底磨出三个血泡。那时候我才七八岁,记得他坐在我家门槛上,把红薯一个一个码在堂屋地上,码得整整齐齐,像在摆地里的秧苗。
我带他去食堂。那会儿我大学毕业刚分到厂里,拿的是实习工资,一个月四十二块五。食堂的窗口排着长队,我让他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他站起来又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儿搁,最后搁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像在开会。
轮到我时,大师傅斜了我一眼:"几个人?"
"两个。"
"菜打什么?"
我看了看今天的菜牌:炒白菜、土豆丝、红烧肉。红烧肉要用肉票,我的肉票已经用完了。正要开口说"炒白菜",身后表叔扯了扯我的袖子。
"别打菜,"他压低声音说,"打米饭就行。"
"光吃米饭?"
"对,打米饭。一斤。"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你们这儿的米饭是机米,香。"
我说再打个白菜吧,他拦住我,又强调了一遍:"就米饭。一斤,够的。"
我拗不过他,递了饭票进去,大师傅铲了尖尖一盆米饭递出来。白的,冒着热气,那种八十年代集体食堂特有的、带着铝蒸饭屉铁锈味的白米饭。
端着饭盆回头,表叔已经自觉地把筷子摆好了——两双,对齐,摆在他那一侧的桌面上。我坐下来,他接过饭盆,先没动筷子,低头闻了一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那团热气全吸进肺里。
"吃吧,"我把筷子递给他,"凉了。"
他这才夹起第一口。很慢,很轻,米饭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嚼。嚼着嚼着他眼圈红了,我以为他被饭烫了,想给他倒水,他摆摆手,把嘴里那口咽下去,开口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那年你爸走了,你妈带着你和你姐,日子难过。"他低头又夹了一口米饭,没看我,"我背红薯过来那回,其实只背了二十斤。你家门口那棵槐树底下,我悄悄埋了十斤,怕你妈不肯收。"
我愣住。
"后来那年冬天冷,地里没收成,我家也断粮了。大年二十九,你妈连夜走了四十里山路,给我家送来一袋白面。"他停了筷子,盯着饭盆里白花花的米饭,"她说,表弟,这面是还你的红薯。可她不知道,那十斤红薯我根本没说。"
我的筷子悬在半空。
他抬起头,眼眶还是红的,但嘴角咧开一个笑:"那袋白面救了我一家四口的命。你妈她一个字没提,送了面就摸黑回去了。第二天就是年三十,我家包了顿饺子。"
食堂里人声嘈杂,旁边的桌有人在说笑,铝饭盒叮当响。可我这边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看着眼前这个皮肤粗糙、穿着蓝布褂子的男人,想起我妈——她走的时候我二十九岁,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说,做人要记得别人的好。
可我从不知道,她也是那个"好"的一部分。
"表叔,"我嗓子发紧,"你该早说。"
"早说干啥?"他乐了,拿筷子敲敲饭盆沿,"今儿这米饭真香。当年你妈给我家那袋面,是富强粉,比这香多了。"
他扒了三大碗米饭,菜一口没要。最后饭盆见了底,他把最后一粒米拨进嘴里,嚼了很久,喉结上下动了两下,才把碗放下来。
走的时候他在厂门口站住,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我:"给你带了点腌萝卜干,你妈以前爱吃我腌的。"
我接过来,布包还带着他的体温。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像是想起什么:"明年我再来,还吃你们食堂的饭。提前跟你说好,还打米饭,一斤,够的。"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沿着马路越走越远,蓝布褂子在灰扑扑的八十年代街道上慢慢变小。那包腌萝卜干在我手心里沉甸甸的,像一个被岁月压薄的秘密,终于在今天、在这一斤米饭面前,被热气蒸软了,摊开了。
后来我再没吃到过那么香的米饭。铝蒸屉、机米、大师傅随手一铲,怎么说都算不上美味。可那天在食堂,我和一个男人面对面坐着,他用三碗米饭咽下了三十年的恩情,一句话没说透,但句句都落在了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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