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副总，帽子不好戴

作者：黑羽

上世纪后半叶，欧美大型医院的通行做法是把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提拔为科室主任乃至院长。

理由很直接，谁的手术做得最好，谁就最有资格领导整个科室。

但几十年实践下来，医院系统发现了一个尴尬的规律，一位顶尖外科医生在接任科室主任之后，行政会议挤掉了手术时间，而排班表和预算分配上的表现又往往不如一位受过专门管理训练的人。

最终的结果是，医院同时失去了一位好医生和一位好主任。

后来的解决方案是把两条路分开。

临床序列有主任医师、首席外科医生，行政序列有科室主任、医务处长。两条轨道各有顶点，待遇和话语权可以对等，但职责不再混装。

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在过去六年经历的，是同一个命题的资产管理版本。

1.一日三签

2026年7月22日，易方达基金同日发布三则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生效日统一为7月20日。管理586亿元的固收老将胡剑卸任副总的高管职务，转向专注投资管理。一位从未管过基金的人和一位已脱离一线一年的人同日获任同级职务。一位在司近二十五年的创始元老离场，不再转任其他岗位。

摘帽、授帽、离场，三个动作压在同一天。

胡剑是固收出身，在易方达的履历从固收研究负责人一路走到部门一把手总经理，管理规模在2022年一度超过千亿，是易方达固收梯队的绝对核心。

他的摘帽完成了一个序列。此前两年，陈皓、萧楠、张坤、张清华四位权益条线明星已先后卸任副总级职务。

如果说权益明星的退出还可以被解释为业绩回撤之后的个案处置——毕竟张坤的蓝筹精选最大回撤达到57.91%，陈皓在高位新发的港股通成长任职回报约为负33%。

那么，一位固收名将的同步退出就只能指向制度层面的安排。

这不是针对某条投资线的善后，整个投研条线统一执行了“投管分离”。

再看接棒的两个人。

付浩2003年入司，权益投资总部副总经理、公募基金投资部总经理、权益投资管理部总经理都做过，投资出身没有疑问，但他在2025年6月就卸任了最后一只在管公募产品，到获任副总时已脱离一线基金管理超过一年。

岳新宇的路径完全在投资之外，他此前曾在北京市法制办、中国证监会、腾讯科技工作，2019年加入易方达后一直在机构客户条线，没有任何公开的投资经历。

法制办出身的人接过了投研高管摘下的帽子，六年前授衔的标准是“管多少钱”，如今的标准是"管什么事"。同一个职位名称，两次公告之间完成了一次静默的功能重置。

张南的离场是第三条线索。

她2001年易方达成立之初即加入，历任监察部总经理、督察长、副总。结合2025年3月詹余引卸任董事长、刘晓艳出任董事长、吴欣荣接任总经理的调整，创始一代行政高管的退场与新班子的定型是同一进程的两面。

人事变化本身未必值得关注，更值得被审视的，是公募高管的那顶帽子是怎么被造出来，又怎么被拆开的。

2.加冕年代

副总经理头衔成为投资能力的对价，根源在2014至2015年那轮奔私潮。

2015年全行业离职基金经理296人，年末总数1236人，离职率接近24%。近1/4的基金经理在一年之内离开公募行业，其中绝大多数流向私募。彼时公募股权激励尚未放开，基金公司能够拿出的最高筹码就是管理层的席位。

给不了股权，就给头衔，副总经理这个原本指向行政管理的职务，开始被用来锚定一件它本不描述的东西：投资能力。

这个做法在诞生之初有真实的组织价值，不能简单地归为"留人权宜之计"。

优秀基金经理进入管理层，意味着投资决策委员会里多了一位真正经历过牛熊的人；研究资源的配置可以由最懂投资的人主导；年轻基金经理有了一位既能带教又握有组织权力的老将。

在一些投研一体化做得好的公司，核心投资人员进入管理层确实推动了投研体系的系统性升级。。

对于机构客户而言，一家基金公司的核心投研人员是否拥有管理层席位，本身也是一种信号：投资在这家公司的决策链条里有多大权重。

问题出在规模上。

2020年至2021年，公募权益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规模膨胀。授衔潮与规模潮叠加，把一个原本针对少数核心人才的制度安排推到了远超其设计边界的位置。

全市场共有47位基金经理在这几年间晋升副总经理，仅2020年和2021年就有25人。

当一个激励工具从少数人的稀缺待遇变成多数明星的批量标配，它就既不稀缺、也不再具有留人效力。

但它对戴帽子的人施加的行政负担，一分没少。

易方达是最集中的样本。2020年6月张坤最先获任，此后胡剑和张清华7月，冯波和陈皓9月，到2021年7月萧楠加入，一年间六人完成授衔。

景顺长城刘彦春2021年3月升任副总时在管规模已近800亿，广发傅友兴和刘格菘同年9月17日同日获任时合计管理接近1300亿。

张坤2021年二季度在管规模达到1345亿元成为"公募一哥"，头衔与规模形成正循环，副总头衔为规模背书，规模又为头衔的合理性提供论据。

留人这件事本身也有反例。

2022年1月21日，兴证全球副总经理董承非因个人原因离任奔私。七天后的1月28日，谢治宇升任同一职务。旧人拿着帽子离开，新人立刻戴上同一顶。

帽子留不住想走的人，却可能压住想留下投资的人，这个矛盾在接下来几年里集中爆发。

3.冠冕之重

爆发的方式是数字。

张坤的在管规模从2021年二季度的1345亿元降至2026年二季度的322.85亿元，缩水76%。

刘彦春从1163亿元降到240.5亿元，缩水79%，陈皓峰值接近500亿，萧楠峰值超过600亿，到卸任副总时都已大幅回落。

这些数字不能被简单归因为"做了副总所以分心了"。

消费白马行情在2021年下半年之后的彻底反转，是任何一位基金经理都无法对抗的系统性力量。把所有锅扣在行政负担上面，既不公平也不准确。

但更深层的张力确实存在，"明星基金经理"和"公司高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设定。

前者的工作是在不确定性中做判断，要求敏锐、果断、甚至偏执。后者的工作是让一个组织稳定运转，要求协调、妥协、均衡。这两套操作系统安装在同一个人身上运行，兼容性问题不是会不会出现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问题。

制度层面的回应在同一时期接踵而至。

2022年4月，证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公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构建团队化、平台化、一体化的投研体系，明确提出扭转过度依赖明星基金经理的发展模式。2025年5月《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5条举措落地，将基金经理薪酬、公司高管跟投比例和锁定期与业绩更紧密地绑定。

监管从未禁止基金经理兼任公司高管，反对的是明星化的包装和由此衍生的规模冲动。

但当"投而优则仕"本身就是明星化叙事的核心环节时——公司靠升职背书品牌，渠道靠头衔推销产品，基民靠"副总亲自管的基金"做购买决策——这两件事在实践中已经长在了一起。

拆明星化，就绕不开这顶帽子。

摘帽由此展开。

2024年8月23日，南方基金茅炜清仓所有五只在管产品。一个月后的9月20日，他升任副总经理。这个反向操作确立了一条此前不存在的惯例：要做高管，先交出基金。此后万家基金黄海和乔亮9月同日卸任副总，冯明远10月卸任信达澳亚副总。

2025年，易方达三步走完。3月20日陈皓和萧楠卸任，5月15日张坤卸任，9月29日张清华卸任。诺安基金杨谷4月18日因高管换届离任，他担任副总长达十八年，是行业里任副总时间最长的在管基金经理，接任者为中化系背景、无投研经历的刘翔。

直到2026年7月20日的胡剑，固收条线最后一道关关上了。

但不是所有"专注投资"的表态都指向回归。安信基金张翼飞2023年5月升任副总，不到一年就在2024年3月离任转首席投资官，2025年7月清仓九只产品彻底离开公司，中间隔了一年四个月。摘帽对他来说是离场的前奏。

这顶帽子的拆解有时是回归投资，有时是告别行业。区别取决于戴帽子的人想要什么，而不是帽子本身。

4.各归其位

回到易方达那六个人。

到2026年7月，他们走向了两个出口。陈皓、萧楠、张坤、张清华、胡剑五人卸帽留基金——帽子摘下，投资继续。

冯波走了反方向：2025年陆续卸任产品，9月27日清仓所有基金，但至今保留副总经理级高管等职务，转成了纯管理岗。

六个人没有一个停留在2020年的位置上。但他们分流的方向证明了

投资与管理的合体是临时安排，分离可以向任何一侧完成。关键不在于往哪边走，而在于不再让一个人同时承载两种注定相互消耗的职责。

放大到行业，同样的拆解以另一种方式进行。

谢治宇仍任兴证全球副总，刘彦春仍任景顺长城副总，刘格菘仍任广发副总。他们没有摘帽，但产品端正在从独管转向共管。

兴全合宜2025年3月增聘薛怡然，刘彦春六只产品中四只已增聘搭档，独管规模从千亿级降至约130亿。

直接卸帽是拆行政权力，增聘共管是拆个人规模。两条路在终点交汇，拆的都是明星基金经理与规模与权力的三位一体绑定。

当然行业中也有特例。

万家基金莫海波2022年8月任副总，2026年4月以在管百亿的状态进一步升任总经理，一边管公司一边管基金，成为行业罕见的案例；更早前的3月25日，华泰柏瑞董辰以在管超过200亿元、连续五年正收益的成绩升任副总经理，任职后继续管理全部产品。

摘帽潮的最高峰，仍有人在往头上戴。

这说明"投而优则仕"作为一种组织安排并没有被判死刑。在某些公司、某些条件下，让最优秀的投资者参与管理决策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前提是这个安排服务于组织能力的建设，而不是服务于个人品牌的包装。

莫海波和董辰的共同特征是，所在的公司把这件事当作投研体系建设的一部分来做，而不是当作明星营销的一部分来做。

从全行业的统计口径看，授衔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2025年至2026年间前30基金公司新任的24位副总经理级高管中，以在管百亿基金经理身份升任的只有1人。

75%的新副总来自业务、股东方或行政条线。副总经理这个职位的主流功能，已经从明星加冕回归组织管理。

更值得观察的是，行业正在为优秀基金经理探索副总头衔之外的激励路径。

首席投资官的独立设置是一个方向。

冯明远卸任副总后转任信达澳亚首席投资官，张翼飞在离场前也曾以混合资产CIO的身份过渡，这个职务承载了投资领域的专业权威，但不附带行政管理职责。

它更接近医院里的"首席外科医生"角色：拥有临床决策权，不需要审批科室的年度预算。

股权激励是另一个方向。

中欧基金的事业部合伙制、睿远基金创始合伙人的机制设计，都在尝试用经济利益的深度绑定替代职级的象征性绑定。当一位基金经理可以通过持股分享公司长期增长的价值时，一个"副总经理"的头衔本身的吸引力就会自然降低。

归根结底，投资和管理是两种专业分工，不是两个高低等级。

过去六年的曲折，实则是一个行业在为"如何尊重投资这门手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

2020年的答案是给它一顶管理的帽子，2026年的答案是把帽子还回去，然后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一位优秀的基金经理，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组织位置。

7月22日那天，当岳新宇接过副总经理的头衔，这个职位在行业规模最大的机构里里完成了重新定义：

谁来管人与谁来管钱，不再是同一个问题的同一个答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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