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花500万两白银操办的汉阳铁厂投产即陷绝境，为何盛宣怀一接手就起死回生？

1896年，盛宣怀接办了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这座号称东亚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但彼时的汉阳铁厂，更像是一块烫手山芋。由于官办体制的臃肿，煤焦短缺、洋匠滥竽，已令总督张之洞心力交困，不得不被迫交出，改由商办，并邀请盛宣怀接办。

盛宣怀就已在湖北勘探煤铁，是洋务派中勘察铁矿、创办铁厂的第一人。他深知“钢铁非推广大举不能为功”，更担心“若一推让，必归洋人”，一旦利权尽失，中国将永无自主钢铁工业可言。

事实上，盛宣怀与张之洞在办厂理念上早有分。盛宣怀主张“商办”，商办才能处处精打细算、降低成本和售价；张之洞认为应该“官办”，担心商股“多胶葛”，实则是怕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除此之外，盛宣怀更与张之洞在厂址、体制上激烈交锋。

盛宣怀接办后他抓住要害，提出“当以得煤为体，造轨为用”，亲赴湘赣觅煤，坚持“轨归厂造”以保销路，并将洋匠由三十六人裁至十四人，委派郑观应总办整顿。

十年后，汉阳铁厂成效昭彰，“各省铁路制造枪炮所用钢铁，悉资于此”，基本实现自给，改变了依赖外洋的局面。

他抱定“愿以一身开风气之先，至于自己成败利钝皆不在意”的决心，终使这座濒临倒闭的官办铁厂，逆转为中国近代民族钢铁工业的支柱。

如果说1896年是盛宣怀大发迹的起点，那么，这年5月间接办汉阳铁厂则是从“起点”跨出的第一步。

汉阳铁厂

钢铁工业是富强的基础，没有它，就谈不上发展机器工业；没有它，就没有近代的新式军火工业；没有它，就无法发展轮船、铁路等新式运输业。因此钢铁工业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效益不一定很高，但它的社会价值却是很高的，是很重要的。

对盛宣怀来说，他已掌握轮、电、矿和纺织等重要企业，但没有钢铁工业在握，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已很坚实牢固。清政府在19世纪90年代初建成投产的号称东亚第一兼采煤采铁和冶炼的汉阳钢铁联合企业，于1896年交给盛宣怀去接办，一方面表明清政府对他的极大信任，另一方面也为盛宣怀的大发迹创造了更为优越的条件。

盛宣怀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即对钢铁工业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在洋务派中，他是勘探、购买铁矿山并创建铁厂和发展钢铁工业的第一人。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所经办的湖北煤铁矿务与冶炼业未见成效而以失败告终，但盛宣怀并未因此气馁，而是念念不忘煤铁矿务的开采与冶炼事业。还在张之洞准备创办汉阳铁厂之前一年（1888年），盛宣怀就在做发展钢铁业的准备工作了。

这个准备工作首先表现在人才的聘用上。他电告李鸿章说：“现拟请一头等曾经办矿之矿师，遍勘五金及煤矿，择优钻探，核估酌办。又拟请一副手驻学堂教习地质学、石质学，锻炼、测量、绘图等学。”

1890年张之洞在湖北筹建铁厂，时任登莱青道的盛宣怀曾函告驻英公使薛福成，说他自己独树一帜地“想纠商本开办利国（驿）煤铁，该处好在煤铁相距只三十里”，利国地理条件优于湖北，可以做到运费省成本低。盛宣怀知道，办钢铁工业，短期内是无利可图的，但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钢铁非推广大举不能为功”。因此，困难虽多也要上，暂时虽费亦所不惜。所以当张之洞要求盛宣怀承办汉阳铁厂时，他勇敢地承担说：“宣系创始得矿之人，颇愿为之区划。”

盛宣怀 电视剧《走向共和》

为什么“颇愿为之区划”？除认识到钢铁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等原因外，也出于对发展民族钢铁工业的要求和维护民族权益的愿望。他所说的“若一推让，必归洋人”所得，以致利权尽失，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

1889年，当盛宣怀听说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时，即电告张说：“湖北煤铁，前请英矿师郭师敦勘得。如果开办，仍请原经手较易。”这个“原经手”，从行文看是郭师敦，但不言而喻当然应该首推盛宣怀。

是年秋冬之交，张之洞赴鄂督任途中，在沪上约见了“勘矿首功”的盛宣怀，“连日晤谈，详加考究”，得盛之指点殊多。张之洞答应盛宣怀，在汉阳铁厂建成投产后，生产钢铁每吨提银2钱，以弥补盛在办湖北煤矿开采时的损失。如以年产6万吨计，岁可1.2万两；如果年产在5万吨以下，“即以岁提万金为断”。

照理，办铁厂张、盛是可以很好合作的，但由于盛宣怀拟订了一个办铁政的章程，主张招集商股商办，与张之洞的宗旨相左，张之洞电告李鸿章说：“盛道前在沪具一禀，所拟办法与鄙见不甚同。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张之所以反对商办而坚持官办，是为了便于自己控制。“且多胶葛”一语，即说商本商办必将干扰他对企业的控制权。而盛宣怀在当时公认是招集商股经营洋务企业的权威人士，商股商办，他至少将对铁厂有较多的干预和发言权。集商股商办企业较有生命力，是盛宣怀的一贯思想，他认为张之洞既不听从己意，乃修函直接通到庆亲王奕劻那里。

盛氏在信中写道：“外洋煤铁矿皆系商办。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始可以不买他国之铁，以杜漏卮。”接着又从盈亏上说“大冶铁矿官办必致亏本，不仅（垫支的）二百万无着”。

从盈亏、杜漏卮等出发，又牵涉到厂址的选择问题，这个问题同官办还是商办也有一定的联系。

张之洞主张冶铁厂应设于坐在总督衙门里就能看到烟囱的大别山下汉阳；盛宣怀则认为炼铁厂如设于汉阳，与原料、燃料产地距离太远，他说这样做是“舍近图远......运远本重”，必将加重产品的成本，“必不能敌洋料”。

盛宣怀认为张之洞这样做法，与官本官办有关，他说“如果及早改归商办，就大冶江边设炉开炼，以就煤铁”，必能做到“轻运费而敌洋产”。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主张，退一步折中建议：大别山下炼铁厂址如果不能改变，那就“以大别山为炮厂，以大冶为铁厂，则无论官办商办，均能百世不移”。他为改变张之洞的主张，甚至对奕劻说：“可否求钧署托为西洋熟习矿务者之言以讽之，或尚及挽回。”

他这种托为洋人之言的见解不一定可取，却表明他实现自己正确意见的决心。他很自负地说：“将来综计运费成本孰靡孰省，当以刍献为不谬也！”

关于盛宣怀与张之洞在办汉阳铁厂一事上的官办商办和厂址选择之争，向之论者多扬盛贬张。

我认为，盛之商本商办主张优于张氏是毫无疑义的。在厂址问题上，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盛宣怀比张之洞也要正确些，但张之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原来，张之洞打算用当年盛宣怀曾经勘探过的长江上游当阳一带的煤，用下游大冶的铁砂。煤的数量远超过铁砂，上游煤顺流而下，下游数量较少的铁砂溯流而上，上下会合于汉阳所设的铁厂，当然还是可以的，不能认为是荒谬之举。盛宣怀“就大冶明家山开煤、黄石港设炉”的“苦口力谏”较之张之洞要正确些，因为煤、铁能在一处当然是好的。

张之洞 电视剧《走向共和》

可是这只能是钢铁生产限于极小规模才有可能，而事实上这是难以办到的，钢铁生产规模稍大一些更难做到。后来铁厂的燃料来源主要靠萍乡的煤，运输能力薄弱而又长途逆流运至汉阳，固然显出张之洞的错误，也证明盛宣怀企图将煤、铁聚于一处的想法不切实际。

此外，盛宣怀对于张之洞的建厂步骤也有异议。盛认为办钢铁厂要先煤后铁，他说：“煤成不怕铁不能炼，此一定层次也。鄂省先办铁而至今未开煤矿，何异养牲口而不蓄草料乎？”盛宣怀本打算利用当地煤铁近便的条件，在江苏利国另建铁厂，以与汉厂较量，“因沅帅江督曾国荃去世，恐岘帅（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不愿办，故中止”。与汉厂的对台戏没有唱成，这就更加促使他处心积虑地谋得汉厂而经营之了。

盛宣怀虽因与张之洞的意见不合而脱离汉厂的筹建工作，但还是时时关心它的进展情况。除上述不时提出厂址迁移等建议外，对它的“入手已不得法”“将来价或贵于洋铁”等，不断有人为他通情报，并策划相机接办。

例如1893年春，郑观应以招商局帮办身份巡查长江各分局，路过武汉时，从湖北藩司王之春处获悉，汉厂已用去银400余万两，随即函告盛宣怀说，张之洞“又奏扩拨七十万，仍恐不敷，势要招商承办”。

郑观应建议盛“如欲接办”，“宜先寻有好煤矿，可炼焦炭，将化铁炉移于大冶铁矿山左右，可省运费，焦炭价廉方可获利”。郑观应是盛宣怀的知己和得力帮手，从郑氏的“如欲接办”一语，可知他们对于承办汉阳铁厂已有较为充分的酝酿。这种酝酿主要体现在：一是接办，二是招集商股，三是设炉于靠近原料燃料的地方，等等。

果然，不出郑观应“势要招商承办”之所料，到1896年，“心力交困”的张之洞再也无力继续办下去，只有交商承办之法了。

这个“商”当时有两种议论：一议招洋商承办，二议交盛宣怀招商股接办。盛宣怀坚决反对招洋商承办，而极力争取自己接办。他说：“铁政属洋商，力大流弊亦远；属华商，力小收效亦远。”表示愿意亲自赴鄂参与“通筹决策......熟商办法”。

当接到张之洞代言人恽菘耘“决意不招洋商矣，今已决计与吾兄商办”的电报时，立即表态说：“如帅（指张之洞）意坚定，必当竭力为国家筹计远大，决不存丝毫私见。”接着，恽菘耘电请盛赴鄂，盛再次表示必尽力而为。他复电恽云：“承公以驽劣尚堪任重，劝令就道，感帅与公挚意。无论如何为难，俟二月间傅相起节出洋后，即当来鄂禀商勘度，如有一知半解，必尽情倾吐。”并提出初步的关键性意见，说钢铁必须大办，炼炉必须推广，“而推广炼炉非另筹佳煤无可为力”，表示要“调开平矿师偕来细勘煤矿”。盛宣怀抓住了整顿汉厂的要害。

不久，张之洞即作出了交盛宣怀接办的决定。盛宣怀在叙述作出这一决定的过程时说：“铁政不得法，徒靡费，几为洋人得。右铭（陈宝箴）、松云讽阻，乃属意宣，督饬华商接办，重整旗鼓。”看来盛宣怀取得铁厂承办权，是经过不少周折的。

事实上，在当时国内，无论从经济实力或经营才干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来看，铁厂的重任是非盛宣怀莫属的。张之洞在派令盛宣怀任汉厂督办的“札委”中说，“盛道才猷宏达，综合精详，于中国商务工程制造各事宜，均极熟习，经理商局多年，卓有成效。因该道从前曾有承办铁厂原议”，当然只有“颇愿为之区划”的盛宣怀来接办是最为适宜了。

盛宣怀于接到札委后十天，即1896年5月24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接办。前面已经谈到，盛宣怀既已看出汉厂中的关键问题和不景气的原因，首要的是煤炭短缺。故在上任后即不断到江西、湖南等地寻觅煤矿，尽可能做到不购洋煤，以轻成本。

他说，如果自己不能解决煤炭来源问题，“必致厂购洋焦，路购洋轨，大负初心”。如果大购洋焦，必致“亏累不堪”，而“路购洋轨”，这就使铁厂的产品销路成为问题了。

盛宣怀 电视剧《走向共和》

盛宣怀对汉厂第二个关心的事就是市场销路。盛宣怀办任何工业企业，总是要考虑到市场销路，而这又把与洋商竞争和争利置于首要地位。他说：“中国不患弱而患贫，不患在下占在上之利，而患洋人占华人之利。”

铁厂的市场销路，主要是靠铁路钢归厂制造。他在接手前夕，即对张之洞说明钢轨必须归厂造的道理：铁厂“非支持不能推广，非推广不能持久。实一定不移之理。唯中国办事最易分歧，万一铁路所用钢轨等件，仍欲取材于外洋，使华铁销路阻塞，商局何能挽回”。如果做不到轨归厂造的话，那时即当“准其停工发还华商资本，仍归官本”。

这实际是把“轨归厂造”作为他承办铁厂的先决条件。盛宣怀对此认识透彻，意志坚定。他多次向上司和社会呼吁，承造路轨与汉厂的成败攸关。他刚接办不几天，即上书直督王文韶说：“宣怀接办铁厂......当以得煤为体，造轨为用。尤冀各制造局关怀自强之政，均购用自家之铁，此实赖大府严切嘱托，各局员或可共体时艰，以塞漏卮。”这就是说，铁轨而外的各制造局所用钢铁，也希望王文韶利用他的地位与影响敦促向汉厂购买。

当然，他更强调“轨路一气，造轨方可补救铁厂”，如果不这样做，势必“外人逼到极处仍入外人之手而不止”！这种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感情，使盛宣怀必然要力请制止购买外洋钢轨。例如1896年法国请由镇南关造路至百色，有用法轨之说，盛急电张之洞阻止，说此轨鄂厂可“赶紧代造。发端之始，似未可外购法国铁轨，使各国效尤”。

盛宣怀唯恐王文韶、张之洞的势力不足以实现他的“轨归厂造”的愿望，故于他被授予“专折奏事”特权之后，随即上奏皇上系统地陈述他的观点说：“今天下大兴作，莫甚于铁路，路料莫巨于钢轨。湖北大冶县铁矿，臣宣怀谋之于先，汉阳铁厂臣之洞成之于后。皆所以为今日造路计也。顾非轨不能成路，非铁不能制轨，非焦炭不能炼铁。”

这段话，一方面说明盛宣怀在汉厂的创始与经营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铁厂与煤炭尤其是与路轨的关系。而路轨归厂造实际上又是与洋商争市场、塞漏卮的问题。盛宣怀确实是抓住了关系铁厂成败的销路问题。

第三是人才。从原料、燃料到生产、流通、销售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均需人才，即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盛宣怀从多年兴办、经营近代洋务企业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人才的重要，没有相应的各种人才，一切设想都会落空。在过去，汉阳铁厂的高级技术人才均系洋人。盛宣怀对洋人的能力比较清楚，既不认为洋人都能，也不认为一无是处。

例如，他在1891年即说过，在煤铁矿方面洋技术人员中，只有“开平所请之坚达，系怡和代请；大冶所请之郭师敦，系金登干代请。此二人有成效，余皆混充”。汉厂的洋技术人员，合格者固不乏其人，“混充”者亦不少。他说：“总监工德培竟无本领，毫无筹划，与生铁炉洋人大相龃龉，请撤吕柏，总司生铁者请停生铁炉。”停生铁炉，是使全厂“坐食”的主张。“总监工不得其人，全厂为之受累”。因此，盛宣怀认为，“此厂用洋人三十六名，不务实。可知其整顿之难，更难于当年之招商局”。把人才问题看作是整顿汉厂最难的问题，是有见地的。

于是盛宣怀委派自己最得力的帮手、号称“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郑观应担任汉阳铁厂总办。郑观应既有思想理论又有经营实业的经验，并具有“富强救国”热情，又在办企业上有不少看法与盛相同。尽管郑一再推辞，盛宣怀除劝驾之外，并答应其“暂驻汉阳，仍须兼顾商局”的要求，郑观应乃接总办职。郑对汉厂的作为，与盛的见解是一致的，即抓紧觅焦炭、选人才、广销路三条。由于抓住了铁厂的要害问题，故整顿是有成效的。

然而郑观应“屡以疾辞”。盛宣怀曾考虑亲自驻鄂，函告恽菘耘说：“记得招商局糜烂之时，弟亲驻上海一年，方有起色。铁事实非弟亲临调度难期改观。”但这只不过是主观愿望而已。这时的盛宣怀非十年前可比，他已是要人和忙人了，驻鄂是办不到的。于是盛请王之春向郑劝留，说：“陶斋似不愿久于鄂，乞公劝留之。我辈知其不可为而为，无非愿以一身开风气之先至于自己成利皆不在意。”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盛宣怀的个性和心情。

经过郑观应半年多的努力，汉厂初见成效。煤炭来源基本供应不断；至于销路，由于盛宣怀担任了铁路公司督办，郑观应又兼任了粤汉铁路董事，产销握于一手。最难的还是人才问题。

于是，盛宣怀采取一方面自己培养人才，一方面对洋匠进行甄别淘汰的办法。他将洋匠由36名减为14名，这14名均为必不可少者。他将此单交给郑观应，并指示说：经考核甄别，原来在厂的可用者尽可能留用，“其缺者向外洋聘补。为在厂者工程情形已熟，且外洋来往川资甚巨......再者，厂中只可用同国之人，彼此均见合意”。

可见既考虑节省洋人工薪和洋人对工程熟悉情况，也考虑到洋人之间的协调关系，免致掣肘。这两者都是盛宣怀的一贯思想。

电视剧《走向共和》

接办汉阳铁厂对盛宣怀来说，是很大的事，也是很难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对此有清醒的估计，而作了利弊权衡和预测：

路、轨相辅而行，固属两益，惟借洋债而欲杜强宾夺主之谋，招华股而欲祛李代桃僵之弊。阅四年工始竣，积十年利始见，逾三十年债始清。人第羡为阔大差使，而莫知其艰危境界也！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确有一定的“艰危境界”的情况，但他知难而进，诚如前面引用过他的话所说，“愿以一身开风气之先，至于自己成败利钝皆不在意”的精神，没有这点精神，是不敢作此尝试的。

正因有这点精神，加上他特有的能量和社会的关系，总算在曲折坎坷中顺利度过并取得一定胜利。十余年后即1907年盛宣怀历数其社会效益说：

宣怀现办铁厂兼煤铁矿，本属一局，所用资本人工数，已有盈无绌；各省铁路制造枪炮所用钢铁，悉资于此，成效已昭彰在人耳目。

这些话并非虚构。它表明了自盛氏接办汉阳铁厂以来，在短短的近十年间，既解决了张之洞为之“心力交困”的资金缺乏、人才不足和专赖洋匠问题；又解决了最伤脑筋的焦炭供应不足或不时“难以为继”的问题，基本做到自给，改变了依赖外洋的局面；至于市场销路，也在盛宣怀努力下开辟得较为广阔，各省造铁路所用钢轨和制造局所用钢铁材料，“悉资于此”了。也就是汉阳铁厂真正实现了从生产到市场流通的全过程运转，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的运作体系。

以上内容选摘自《盛宣怀传》第七章大发迹开端的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作者夏东元，内容略有删减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