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士风与隐逸——一个时代的清议与归隐

公元166年，洛阳太学。三万太学生同时罢课，涌向宫门。他们不是为了抗议赋税，不是为了要求加薪，他们是在为一个叫李膺的人请愿——这位被宦官诬陷入狱的名士，是太学生们心目中的“天下楷模”。

在此之前，东汉士人从未如此大规模、如此公开地表达过政治立场。在此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东汉的士风，是中国古代士人精神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一页。一方面，太学生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以“清议”为武器，品评公卿，裁量执政；另一方面，当党锢之祸的血雨腥风席卷而来，幸存的士人开始远离政治，走向清谈与隐逸。从“婞直”到“隐逸”，从慷慨赴死到退隐山林，东汉士人的精神轨迹，既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也为魏晋风度埋下了伏笔。

东汉隐逸思想有两大转折——王莽篡汉与桓灵党锢。前者催生了光武朝的“征隐”之风，后者则将隐逸推向了一种社会思潮。范晔在《后汉书》中首创《逸民列传》，标志着隐逸者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精神特质的社会群体，正式被纳入史学视野。

一、士风与清议：当“清流”成为一种武器

东汉的士风，以“名节”为核心。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盖东汉风气，本以名行相尚，迨朝政日非，则清议益峻。”士人们“互相标榜”，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当时称为“清议”。

清议的兴起，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正常的上升通道被堵塞，士人们便转向舆论——用“清议”来确立另一种权威。谁被清议推崇，谁就是“天下名士”；谁被清议贬斥，谁就身败名裂。

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那里的太学生不仅是学习者，更是舆论的制造者。他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士人们相互标榜，有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被清议推崇为“党人”，在当时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清议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反对宦官专权。士人们“指斥权奸，力持正论”。然而，宦官以“结党”之名和“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之罪进行诬陷，最终引发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对士人集团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天下善士基本被迫害殆尽，党人清议也不复存在”。幸存的士人面临着深刻的信仰危机。清议失败后，其名教理想几乎完全破灭。于是，一部分士人开始寻求新的出路——清谈与隐逸。

东汉士风经历了从“保身怀方”到“婞直”再到“隐逸”的嬗变。在党锢之前，士人追求的是“去就之节”；党锢之中，士人走向“蹈义陵险”的“婞直之风”；党锢之后，士人开始远离政治，清谈与隐逸风气就此流行。这种风气直接整合，酝酿了魏晋的玄谈与隐逸风气。

二、隐逸文化：从“避世”到“思潮”

东汉的隐逸，并非始于党锢之祸。早在光武中兴时期，隐逸就已经成为一种受到尊重的选择。

《后汉书·逸民列传》的序言，对隐逸者的动机做了精辟的总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这六种动机，涵盖了从主动的政治反抗到被动的避祸自保——既有“隐居以求其志”的高洁，也有“去危以图其安”的无奈。

光武帝刘秀对隐士的态度，开创了一种传统——“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所征贲，相望于岩中矣”。他广泛征召隐士，给予礼遇。然而，应征者的态度各不相同：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刘秀的做法，既是对“举逸民天下归心”的政治策略的践行，也客观上提升了隐士的社会地位。

东汉隐逸思想有两大转折：一为王莽篡汉，二为汉末桓灵党锢之祸。王莽篡汉时，许多士人“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他们拒绝与新朝合作，隐逸成为对抗暴政的方式。而党锢之祸后，隐逸则从个别人的选择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两次党锢之祸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遭到杀戮、禁锢，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

东汉隐逸者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不但有真隐和假隐的区别，永久隐和暂时隐的不同，而且真隐中还有道隐和儒隐的差异，以隐为目的和以隐为手段的分野”。有人是真隐——终身不仕，躬耕自给；有人是假隐——以隐求名，以名求官。有人是道隐——追求精神自由；有人是儒隐——以退为进，等待时机。这种复杂性，恰恰说明隐逸在东汉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避世”行为，而是一种包含着政治、哲学、伦理多重内涵的文化现象。

三、严光：一个“拒绝皇帝”的同学

严光是东汉隐逸的标杆人物。

他本姓庄，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因避汉明帝刘庄讳，后世改称严光。他与光武帝刘秀曾是太学同窗，“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严光“变名姓，隐身不见”，跑到富春江边钓鱼去了。

刘秀“思贤念旧，令绘形貌寻访”。找到严光后，刘秀亲自到访——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拜访隐士”的场景。两人同寝时，严光把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报“客星犯帝座甚急”。刘秀一笑置之。

司徒侯霸派人来邀，严光回了一封信：“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心怀仁义辅佐正义，天下都会喜悦；阿谀奉承顺从旨意，迟早要掉脑袋。刘秀听说后，笑称这是“狂奴故态”。严光最终拒绝了谏议大夫的官职，归隐富春山耕钓终身，八十岁终老故里。

严光拒绝了皇帝的同学，也拒绝了大汉的官位。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了一件事：权力再大，也买不来所有人的膝盖。范仲淹后来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之风”，就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风骨。

四、梁鸿：一首诗引发的逃亡

如果说严光是“拒官”的隐士，那么梁鸿就是“因诗获罪”的隐士。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他少孤家贫，入太学博览群书，学问深厚。乡里势家争相求婚，他谢绝了，娶了同县一位容貌丑陋但心地高洁的女子孟光。婚后夫妻“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

梁鸿是一个有良知的诗人。他东游洛阳时，看到帝王宫室的奢靡，写下了一首《五噫歌》：

陟彼北芒兮，噫！顾览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

五个“噫”字，一声比一声沉痛。汉章帝读后大怒，下令追捕。梁鸿只好改名换姓，逃亡齐鲁，最后逃到吴郡，依附在皋伯通家中，靠舂米为生。

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举案齐眉”的典故。每次梁鸿劳作归来，孟光“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恭恭敬敬地将食案举到眉间。皋伯通看到后感叹：“能使妻子如此敬重，绝非寻常之人。”从此待以宾礼。

梁鸿晚年闭门著书十余篇，死后葬于吴地，墓在要离墓旁。他的一生，是“君子固穷”的写照——宁可逃亡，也不沉默；宁可舂米，也不谄媚。

五、隐逸文化的遗产

东汉的隐逸文化，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一，它塑造了一种独立于权力的精神价值。 严光拒绝刘秀，梁鸿因诗获罪，他们的选择证明：一个人的价值不由官位决定，而由人格决定。“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士人的精神坐标。

第二，它为魏晋玄学与隐逸风气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党锢之祸后，“士人远离政治，清谈、隐逸风气较为流行”。这种风气“直接整合，酝酿了魏晋的玄谈与隐逸风气”。可以说，没有东汉末年的士人转型，就没有后来的竹林七贤。

第三，它确立了一种批判性的士人传统。 东汉士人用“清议”对抗宦官，用“隐逸”对抗暴政。范晔在《逸民列传》的序言中写道，这些隐士“蝉蜕嚣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异夫饰智巧以逐浮利者乎”。他们拒绝与浑浊的现实同流合污——这种传统，在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

第四，它使“隐逸”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后汉书》首创《逸民列传》，标志着隐士作为一个群体正式被史书记载。此后，隐逸不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一种对权力保持距离、对名利保持清醒的精神姿态。

东汉的士风，从清议到党锢，从党锢到隐逸，走过了一条从“入世”到“出世”的完整路径。士人们一开始试图用舆论改变政治，失败后用生命捍卫气节，最后用退隐保存人格。他们不是不爱国，而是爱的方式与权力不同。

一千多年后，当我们读《后汉书·逸民列传》，读严光的“客星犯帝座”，读梁鸿的“举案齐眉”，读那些拒绝与权力合作的隐士们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群人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遗产。那个让隐士成为一种传统的时代，也让“不事王侯”成为一种可能。

正如《后汉书·逸民列传》开篇所引《周易》之言：“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句话，成为东汉士人最后的尊严，也成为中国隐逸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密码。

主要史料来源：

• 《后汉书·逸民列传》
• 《后汉书·党锢列传》
• 赵翼《廿二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