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洋务官员的倒台：李凤苞革职案再探

在伏耳铿公司与中国海军的交谊史中，时任中国驻德公使李凤苞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他首先将中国铁甲舰的订单交给了这座奥得河畔的船厂。以之为始，他又向该厂订购了多达15艘舰船，几乎占据了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的半壁江山。然而，就在“定远”“镇远”“济远”三舰建成回国后不久，李凤苞却突然被清廷下旨革职，其政治生涯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

对于李凤苞被参劾革职一案，此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论著，如李喜所、贾菁菁：《李凤苞贪污案考析》、任燕翔：《李凤苞“购舰贪渎”说的形成源流探析》、姜鸣：《欺人到底不英雄——关于首位上海籍外交家李凤苞的争议与辩诬》等。以上研究基本认为李凤苞被参劾革职的主要罪名之一——在购舰过程中贪污受贿缺乏可靠证据，其被参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非科举正途出身，且购买军舰等大宗军火招来了相关利益方（如赫德等人）的毁谤。另外，李凤苞被李鸿章委为心腹，破格任用为驻外公使，自然引起了许多守旧派官员的不满，也是他被革职的深层原因之一。

李凤苞在维也纳

即便已有以上研究，但李凤苞被革职一案仍然存有许多疑问，例如：在金额巨大的军火买卖中，他到底有没有中饱私囊的行为？在波诡云谲的晚清官场上，他又到底触碰了谁的利益？为何他在出使任上屡遭参劾却仍能保全官位，任满回国后却即遭革职？他在同僚中的风评口碑不佳，是他的行为真的“近于小人”还是别有原因？以上种种问题，似乎都还未完全厘清。

近年来，随着李凤苞与天津军械局之间的通信《李凤苞往来书信》的发现，以及一些海外档案史料陆续浮出水面，关于李凤苞被参劾革职的问题值得被进一步挖掘和匡正。

《李凤苞往来书信（全二册）》，张文苑 整理，2018年3月出版，128.00元

李凤苞被参革职经过缕述

李凤苞（1834-1887），字丹崖（另说字海客，号丹崖），江苏崇明人。早年经历不详，1853年其通过崇明县院试，考取秀才，但科举功名也止步于此。他虽然科举不顺，却非常博学多才，不仅精通数学、测绘，对“地理、兵法、风角、壬遁、剑术、医药、卜筮、金石、碑板、篆隶、音韵”等杂学也十分通晓。同治初年，其因勘测绘制《崇明县图》而得到了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赏识。丁日昌为当时首屈一指通晓西学的洋务派官员，因此他对李凤苞这样的西学人才自然极为看重，资助其捐纳得官，派其在江苏舆图局工作。1870年丁日昌又将李凤苞推荐给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遂委李凤苞在江南制造局、吴淞炮台工程局等处工作。在此期间，李凤苞与洋员金楷理合作，翻译了多种西方军事专著（多数为克虏伯火炮的技术说明书）。这既进一步丰富了他的西学知识，又成为他与金楷理十多年的交谊之始。

1875年李凤苞随丁日昌在天津谒见了李鸿章，由此为李鸿章所赏识。同年10月，丁日昌接任船政大臣，调任福州，李凤苞亦随其前往福建船政，任总考工。1876年夏，李凤苞被李鸿章招至天津，参加了中英《烟台条约》的谈判，此后又被委为船政留学生监督，于1877年3月前往欧洲。在监督管理留学生的同时，他还兼办各地委托的军火采购事务，尤其留心李鸿章托付的铁甲舰订购任务。1878年2月，李凤苞被驻德公使刘锡鸿推荐担任驻德使馆头等参赞。8月，在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推荐下，李凤苞又接替刘锡鸿，被任命为署理驻德公使，1879年正式任命为驻德公使。1880年12月，李凤苞在德国伏耳铿公司订购了第一艘铁甲舰“定远”，并为南北洋和广东等地方政府采办了大批军火，因此赫德不屑地讥其为“军火商”。1881年初，其又兼任出使奥地利、意大利、荷兰公使。当年8月，他在伏耳铿公司订购了第二艘铁甲舰“镇远”。

定远舰

就在李凤苞于欧陆全力施展其外交、军事技术才能之时，他却突然与其关系亲密的同僚——徐建寅发生了龃龉。徐建寅（1845-1901），字仲虎，江苏无锡人，著名近代科学家徐寿次子，曾先后供职于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山东机器局等近代军工企业。他在江南制造局工作时便与李凤苞是同事。1879年8月，李凤苞上奏调徐建寅为驻德使馆二等参赞，主要任务是襄助其订购铁甲舰。但徐建寅在德期间，与李凤苞的关系却慢慢出现了裂痕，1881年9月，两人终于闹到了无法转圜的程度，徐建寅遂请辞参赞职务，不久即返回了国内。

孰料徐建寅回到国内后，却在京、津官场间大肆宣扬李凤苞在德工作的过失，最致命的一点是声称他在订购军火、军舰的过程中有收取“暗扣”的行为。无论徐建寅的这些指摘是否有切实可信的证据，这些流言的传播本身已经足够具有杀伤力。1882年5月，总理衙门上奏李凤苞三年出使任期已满，但因监造铁甲舰，暂行留任一年。1883年1月23日，监察御史陈启泰参奏：“出使德国之李凤苞，不过一负贩小夫，略通西语，钻营保荐，遽赋皇华，闻其装学外夷，不带薙发，罔遵定制，私带武弁，而且挟妓出游，恣情佻达，背本辱命，莫此为尤。”指摘的内容俱是李凤苞出身卑贱、品行不端，且不分夷夏、有辱国格之类的问题，尚未提到他有贪渎之事。这些上纲上线的指控与当年刘锡鸿等人参奏郭嵩焘的理由有些类似。另外，陈启泰折中还奏请“向例册封藩属，必简文学侍从之臣，嗣后遣使，当慎选科目中人”。这显然是为了维护科举晋仕群体的利益，而嫉妒李凤苞无甚功名却因西学洋务本领而得到快速升迁的机会。总理衙门随即将陈启泰的这份奏折转呈李鸿章，命其调查内容是否属实。李鸿章随后上奏，对陈启泰折中所陈各条一一进行了驳斥，称李凤苞“驻德四年以来，书问时通，于泰西各邦船炮、机器、军政、新法探讨入微，心精力果，一时罕有其匹。即于各国交涉事宜，亦能不激不随，洞中肯綮，实无贻误之处”。维护了李凤苞的声誉。对此，李凤苞在写给刘含芳等人的信中自白道：“弟资望才识无一可称，过蒙傅相重任，自知非分，况本无志与都人士争攫荣利，早思求退矣。惟所劾之负贩、夷语、洋女等等，恰为他人或有而弟独无之事，未免太非知己耳。”

1883年，李凤苞再为北洋订购防护巡洋舰一艘，即“济远”。又因“镇远”舰工程延宕，总理衙门再次奏请将其任期延长一年。可是出使时间的延长令他更为言官们所不容，1884年1月2日，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又参奏：

“臣访闻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初充上海、福建各局厂委员，继而奉派差事，来往外洋，不过以薄技微长，聊效奔走，本乏折冲御侮之才，自蒙简任使臣以来，为李鸿章定购德国铁甲兵船二号，迄今四年矣。该使臣不能认真催督，以致逾期未成，推其心实故留此经手未完之事，为要求留任地。且以数百万巨款任其一人开支，难保无收受花红，浮报款目等弊。现当法越有事，德夷且执两国交锋不得助造兵器之例，藉词延宕，贻误军事，谁执其咎？

近又闻其于法越一案并不商同曾纪泽，私自派员前赴法国，越俎调停，擅为退让土地之谋，尤觉举动谬妄。伏念使臣之责无论常变刚柔，能争一分则国事受一分之益。今李凤苞首倡异说，曲意迁就，以图见好外夷，损国威而辱君命莫甚于此。”

针对潘衍桐的指摘，李鸿章专门致信总理衙门，为李凤苞辩诬：“查丹崖经手订购新式船械枪炮，较赫德及各洋商经办者尤为精坚得用，价亦略廉，并无嗜利确证。目今防务孔急，正当广求利器，汲引人才，各省文员如丹崖之能讲求戎备、条理精密者实不易得，尚求保护而维持之，勿为浮言所惑。幸甚，幸甚。”总理衙门大臣奕䜣等此后也根据李鸿章汇报的情况复奏，折中将铁甲舰制造延期、不能按时回国的情况，以及法越交涉中李凤苞失误的情况一一进行了说明，最后总结道：“该员讲求戒备，条理精微，为不易得之员。臣等伏查该员办理交涉事件尚称熟悉，惟识力未定，不免轻率任意，是其所短，亦即为人言所由来。”李鸿章也将潘衍桐参奏的情况电报告知了李凤苞，并让他尽快设法将铁甲舰驶回，以杜人之口。李凤苞接电后也无奈地表示：“受诬不白，求速派替人交卸船务、使务。”

潘衍桐所指摘的“定远”“镇远”工程延期，无法按时驶回的情况，确实是李凤苞的无奈。而潘衍桐攻击李凤苞的另一条罪状“以数百万巨款任其一人开支，难保无收受花红，浮报款目等弊”则不知是否受到了徐建寅传言的影响，但他又拿不出切实证据，不啻为“莫须有”的罪名。但这无疑反映了当时朝中许多人的共同想法——购舰巨款全部经过李凤苞一人之手，而他又不是什么正经仕途出身，受贿贪腐自然应是大概率事件。当大部分人的想法皆如此时，确切的证据似乎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此后，对李凤苞的指控愈演愈烈。1884年5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尚贤上奏：“现闻署出使法国大臣李凤苞，久滋物议，其购买铁甲船二只，价三百万两，以二成折扣，侵吞六十万金，以肥己囊。又闻包修船屋，靡费巨款数十万，将来船之好坏不可知，而该员已盈箱充橐，曾经言者论列。”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李凤苞在购舰之时中贪污受贿，中饱私囊的问题。尚贤道听途说，竟说购舰款项被李凤苞侵吞20%之多，显然是天方夜谭，笔者猜测他是将“二厘”与“二成”搞混，才会出此大谬。但无论如何，他的参奏给当轴者留下对李凤苞的负面印象却难以抹去。

虽然李凤苞在驻德公使任上屡造弹劾，但他并未被清廷撤职。1884年5月，他更是接替曾纪泽，署任出使法国大臣，几乎兼欧陆外交大权于一身，期间他参与了中法开战前的一系列外交斡旋活动。同年10月，续任驻德公使许景澄抵达德国，李凤苞才交卸使务。1885年4月他离德回国，7月21日，李凤苞到达天津后便谒见了李鸿章，后来更是搬到北洋大臣行辕居住。在此期间，朝廷下旨订购4艘新型巡洋舰，李凤苞应当负责了李鸿章身边主要的参谋工作。他在天津停留达一个半月之久才进京述职，但到了北京后不久，李鸿章又刚好进京谋划建立海军衙门等事宜，于是两人再次相见。

1885年10月10日，李鸿章上《调李凤苞襄筹北洋片》，请清廷允准调李凤苞在北洋工作，参谋海军事务。10月15日，总理衙门大臣庆郡王弈劻将驻德使馆参赞王咏霓、舒文等的私函上呈海军大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函件内容为指摘“济远”舰性能的问题，甚至提到该舰价格虚高，李凤苞为翻译金楷理所愚等等。这两份信件继而又被奕譞转呈到了慈禧太后面前。慈禧太后随即颁布懿旨：“俟济远等舰驶到天津，遴派妥员，详加查勘，究竟是否合用，有无原信所指各弊，即行据实复奏，毋稍回护。”这一事件对李凤苞的声誉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10月21日，李鸿章与李凤苞一同返回天津。这时李凤苞苦心定造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舰终于先后抵达大沽口，他遂与周馥、丁汝昌等人一同前往验收。但这时朝中对李凤苞的参奏仍在继续。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延茂上奏，将“济远”舰的质量问题说得极为夸张，并直指他有贪污舞弊之责：“‘定远’一船质坚而价廉，‘镇远’一船质稍次而价稍涨，至‘济远’一船质极坏而价极昂。自海上喧传，直抵都下，人人骇异，咸谓苟非李凤苞勾串洋人侵蚀肥己，必不至船质与船价颠倒悬殊至于此极。”这份奏折几乎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将李凤苞案一锤定音。

济远舰

11月17至20日，李凤苞陪同李鸿章勘验新到的三艘战舰，以及旅顺口的防务建设情况。22日，清廷突然发出上谕，将李凤苞革职：

“以品行卑污，巧于钻营，革记名海关道李凤苞职，永不叙用。”

李凤苞被革职后，不久即返回崇明故里。即便如此，朝中对其的批评声浪仍未停歇。12月6日，国子监祭酒盛昱奏：“近闻已革道员李凤苞所购‘济远’铁船，一切皆不如式，浮开价值，尽入私橐，闻其数目足敷十余营一年之饷。可否密派公正大臣，严密查抄，勿使寄顿，即可移为朝鲜防军之用；或即将该员查拿监禁，勒令缴出船价……”当然，清廷最后只是将李凤苞革职了事，并未真的将其治罪或抄家，这或可令他感到一丝庆幸了。

李凤苞回到乡里后郁郁不得志，加之疾病缠身，于两年后的1887年8月6日溘然离世，终年53岁。“临卒之夕，神明已离，而口中呫喃不绝，听之，皆在法国时事也，亦可悲已。”李凤苞死后的1888年，因黄河于上年决口，河南、直隶等省份受灾，其子李钟英捐出家资白银600两赈灾，李鸿章上奏为其恢复原衔：“李凤苞前带闽厂学生出洋肄习驾驶等事，以开风气，现在铁舰管驾官弁，多系该故道造就，其监造‘定远’等三舰到华后，曾蒙醇亲王亲临阅看，尚属船坚炮利，虽因人言获咎，究亦不无微劳。今病革时，犹遗命其子变产救灾，捐银至六千两……可否仰恳天恩，赏还……李凤苞原衔、翎枝，以资观感之处。”后奉朱批赏还李凤苞原衔，或可聊慰其在天之灵。

以上叙述，目的是大概捋清李凤苞革职一案的前后脉络。但仍有两个时间段的事件需要进一步详细考察：其一是李凤苞与徐建寅的龃龉经过，因徐建寅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指摘李凤苞的人，并且他与李过从甚密，是许多事情的亲历者，因此他的指摘杀伤力甚大，是李凤苞后来被不断参奏的重要肇因之一。其二是李凤苞自德返华至他被革职的时间段，这一时间里发生了众多事件，过程跌宕起伏，也直接影响了李凤苞最后命运的走向。下文将对这两个时间段的事件经过详述之。

李凤苞与徐建寅龃龉之经过

徐建寅是1879年12月来到德国，协助李凤苞订购军舰、军火事务的。他在驻德参赞任上留有日记《欧游杂录》，详细记述了他在德期间的工作、游历经过，历来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德外交史、技术史的珍贵资料。但他在日记中较少提到李凤苞，甚至许多明明有李凤苞参与的事件却刻意略去其名字，仿佛这些事情都是由他自己所主导，而与李凤苞无涉。按照清朝制度，出使人员须将日记上交总理衙门，作为档案保存。徐建寅的日记略去李凤苞的参与，可能也有他想要在上级面前彰显自己功劳的考虑。因徐建寅日记中提到李凤苞不多，就很难从中窥见二人之间究竟有何矛盾，惟有1881年8月21日所记中指摘了一些李凤苞的问题，或可作管中窥豹：

“二十七日四点钟，送星使赴奥国递呈国书。是日借星使照会，饬往司旦丁、海林司叨夫、溪耳等处验雷艇及鱼雷，并第二号铁甲船三事，而于署中公事无一提及。照各国通行出使章程，凡星使出外，必将使署公事，备文饬交参赞代办，并照会该国外部，声明由参赞某人代办使事，以专责成，而崇体制。今星使临行，饬洋司阍将各处所来公牍、信函径送奥国，与署中人无涉。重洋仆而轻华员，不亦异哉！”

显然，徐建寅此处表面上说的是李凤苞“重洋仆（金楷理）而轻华员”的问题，实则抱怨的是李凤苞不给他单独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如果从这一角度而言，李凤苞的行为实属无可指摘，他躬亲处理所有外交事务，诚然是最辛苦也是最稳妥的办法。况且徐建寅的专长是军事技术，外交本非他的内行，李凤苞又怎么会放心全然交给他处理？这次事件是否是两人矛盾的关键原因，不得而知。而两人最终闹掰，则发生于半个月之后的1881年9月9日。当时李凤苞准备去基尔港观摩德国海军大演习，而徐建寅却“借阅操事顿掀大波，屡劝不止，坚请销差”。这一事件在徐建寅的日记中找不到任何踪迹，而究竟是为了何事掀起大波，李凤苞也未详细说明，姑且只能存疑。无论如何，徐建寅在这之后便辞去了参赞职务，对外说是水土不服，身体抱病。他不久便启程回国，并于是年12月抵达上海，次年1月北上抵达保定，谒见了李鸿章。李鸿章专门为其上奏，引见其赴吏部选用，“该员徐建寅熟悉洋务，于船炮制造之学研究尤精。……现既销差回华，自应以三品衔候选道仍遵前奉谕旨，送部引见，候旨录用”。

但徐建寅对李凤苞积怨已深，在谒见李鸿章时，对李凤苞“颇有违言”。他对李鸿章陈述的主要意见是李凤苞使务繁重，因而在监造铁甲舰期间未能专心管理，而将其主要托付给船政学生（陈季同、魏瀚、刘步蟾等）。对此，李鸿章后来在信中劝李凤苞“不必深究”，但也告诫他须“随时督同各监工等认真考核，勿任嬉游敷衍，蒙蔽草率”。另外，李鸿章还提到徐建寅在入京后似未能被吏部选用，“闻引见似办不成，恐亦难免遍告廷僚耳”。他的猜测没错，从实际情况来看，徐建寅确实在京中同僚面前说了李凤苞的不少坏话。

是年冬天徐建寅在京度岁，等候委用。可是孰料第二年开春之后，他与李凤苞的矛盾却再次升级。起因是他上年回国面见李鸿章时，李曾询问其克虏伯24厘米炮的价格，因该种口径火炮有多种型号，徐建寅未及深究，便把其中一种2号短炮的价格报给了李鸿章。但此后天津军械局又收到李鸿章幕僚沈能虎提供的克虏伯原厂报价，与徐建寅所提供的不符。1882年3月3日，徐建寅从北京前往天津，见到了在天津军械局工作的王德均（王也是他从前在江南制造局时的同事），王就此事责备了徐建寅的冒失，而徐却辩解称：“我所说者，非价也，价有刊本，焉能舞弊，但其付价，明扣五厘之外，尚有暗扣一厘。”这是对李凤苞收受厂商贿赂的明确指摘。

这里需要着重解释一下何为“明扣”“暗扣”。在当时国际通行的军火贸易中，由于政府订单的报价都是净价，但习惯上要从制造商的利润中扣取1%-2%作为代理商的佣金，以补偿他们作为代理支付遇到麻烦时的费用。但近代中国在进行对外军火贸易时却不习惯这种做法，要求将原本在价目之外的佣金也明确列于合同之内，作为防止官员从中牟利的变通办法，这便是“明扣”，一般是5%。因这一佣金实际上已非常透明，且经常被中国官员要求扣回几个点，作为对朝廷的报效，因此实际上西方厂商通常会把这部分佣金直接做进预算里，等于没有减少成本。

而在“明扣”之外，各级官员总要变通办法去争取私利，或私底下收取一笔费用，或由经手洋行送礼表达谢意，这部分回扣称为“暗扣”，一般为1%到5%不等。“暗扣”是中国政府所绝不能容许的。因此，可以想见当李凤苞听说徐建寅说克虏伯炮价中有“暗扣”时的反应。他在给刘含芳的回信中激动地说道：

“此等污蔑，不但戏弄弟辈，且戏弄听言者矣。无论使臣万不肯为此，万不能为此，即仆隶辈稍有廉耻者，亦不便请洋商暗扣分文，另开假账，以失中国体面，况厂商亦万万不允。此间每有订购，必邀参赞在座，翻译传语，信札存案。试问仲虎此言，系厂主明告耶？抑翻译转告耶？自古小人构谗，必欺以其方，此直罔以非道耳。此可诬也，孰不可诬耶？……敬恳转求傅相澈底究办。苟凤苞实有弊病，亦愿明正典刑，以为不忠不廉者万世殷鉴，则社稷苍生之幸也。”

在这封信中，李凤苞还向刘含芳详述了他与徐建寅先前的龃龉经过。按照他的说法，徐建寅对其不满主要是出于三点：其一是他在监造铁甲舰期间未能专心管理，主要交给船政学生，这点之前徐建寅已经向李鸿章告发。对此李凤苞的解释是他“迄今事事亲裁，向不假手他人”，从目前留存的档案资料来看，李凤苞在铁甲舰的订购建造过程中确实可谓尽心竭力，这点上徐建寅的指摘并不能令人接受。而且，李凤苞之前曾想把监造工作交由徐建寅负责，但观察后发现他办事“徇私袭貌，不能正躬率属，学生亦渐鄙夷之”。

其二是徐建寅不满李凤苞接见太滥，对一些德国的炮台工、下级尉官、士官等李凤苞都亲自接见。但李凤苞辩称自己是对他们有所咨访，并不是胡乱接见。李凤苞是技术人员出身，对于技术细节格外重视，这是他与其他驻外公使最大的不同点。他接见这些下级人员很难说是有损国格，却充分反映了他的务实精神，实在无可指摘。

其三是徐建寅不满李凤苞督责下属不严，使下属有在外沾花惹草的情况。结合其随员陈季同等人确实流传有不少风流韵事，徐建寅此言应当非虚。但李凤苞的解释是此类事情“父兄亦不及防，非上司所能详查也”。说得倒也无可厚非。总而言之，这三点均是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远比不上收取“暗扣”的问题来得严重。

那么，徐建寅对李凤苞收取“暗扣”的指责到底是否站得住脚呢？刘含芳在给李凤苞的回信中就为他进行了辩污。刘翻检出了当初订购10门克虏伯12厘米炮时与李凤苞的往来信函和合同，其中写明了此次订购既无洋行经手，便于总价132000马克中扣回5%，即66000马克，归还国家。也就是说只有“明扣五厘”，而无“暗扣一厘”。当然，刘含芳拿出的这一证据并不能完全证明李凤苞的清白，因为如果真的有暗扣，也不会堂而皇之地写进合同和信函里。

在徐建寅在京、津逗留的这几个月里，他所散布的李凤苞贪污受贿的传言并不限于这笔克虏伯炮的订单，甚至包括订购铁甲舰之事也被徐建寅说得有舞弊问题。“定远”号铁甲舰的合同近年已被发现，其中没有提到“明扣”的数目，估计其总价6200000马克即为实价，这也能与伏耳铿公司的档案相互印证。而且在该舰的合同中还附有反商业贿赂的条款：“定造铁甲船之价，毫无经手之费，中国使馆无论何人，皆不得经手之费。又申明本厂亦不送贿予所派监工之员，凡送贿或送经手之费，即作为犯法，愿照办公时送贿于德国官员之律例办罪。”对贿赂行为有很大的约束力。另外，作为当事另一方的伏耳铿公司的说法也可资证明。1886年3月8日，伏耳铿公司为了解释“定”“镇”“济”三舰在华交付时不顺利的情况而向国务秘书冯·贝希姆做了口头说明，其中特别提到了商业佣金问题，这也许是该公司对不久前李凤苞因受贿传闻而被革职一事的回应：

“从该总经理的陈述中，还有一点值得着重指出：伏耳铿公司为交付这批舰船，确实必须向其驻华代理人支付交货价值2%的佣金，折合约36万马克；而李凤苞从未从该公司获得任何金钱报酬。因此，倘若有人指控李凤苞借此牟利敛财，那么其收入只可能来自：挪用中国政府交付给他的公款，通过利息获利，或在银两与马克的兑换中赚取利差等途径。”

由此看来，李凤苞在购舰一事上并未收取回扣应该基本可以坐实，至于他有没有像伏耳铿公司猜想的那样利用银行利息或货币差价获利，则是更加难以考证清楚的事了。如此，我们可以想见李凤苞听说徐建寅在国内散布他在购舰合同中牟利谣言时的愤怒：

“闻城北公在津污蔑更多，竟有铁舰等件无不作弊之说，居然有垂听之而传述之者，时事至此，尚可为耶？若与置辩，太无谓矣，徒叹我生不辰而已。惟彼在洋时，一事一语必邀与共，苟疑有弊窦，应于当时访确面诤，方能有济于公，乃必隐忍不发，待回华后陆续编造，谓某事有弊、某事有弊，有是理乎？且言语不通，某事之弊果系何人译告，何不指明证据而必挦撦诬陷，有是情乎？”

事已至此，李凤苞便开始怀疑徐建寅是因为揽权不成才大肆散布谣言的。他告诉刘含芳，徐建寅在德国时曾多次对金楷理说李鸿章是专门派他来办理购舰事务，李凤苞只是挂名而已。他还屡次对伏耳铿公司说只有他自己有定夺之权，不必过问他人。“苟非欲招摇图利，何以必作此等语耶？”

1882年4月，滞留京城多时的徐建寅终于等来了对其任用的上谕，“命徐建寅以知府发往直隶，交李鸿章差遣委用”，终于还是把他分配到了李鸿章手下。可是经过徐建寅与李凤苞的这番龃龉，不仅李鸿章已经无法接纳他，李鸿章部下的刘含芳等人也早已对他多有鄙夷。此后李鸿章对徐建寅“两次咨查”，徐建寅“颇自悔其失言”。最终他自然未在直隶省谋得一官半职，只能黯然回家赡养老父去了。直到1884年初，发生了潘衍桐参劾李凤苞“收受花红”的事件，李鸿章在致张佩纶的私信中还评论说：

“丹崖用人或未尽当，若谓藉端图利，尚不致此……徐建寅心术太坏，又从而媒孽之，此谣啄所由来，不可不察也。”

十多年后的1893年，徐建寅再次被朝廷派往北洋以知府任用，但他这次仍未被李鸿章所重用。直到甲午战争期间，光绪皇帝于1894年11月16日特别召见了徐建寅，命其查验北洋海军的军备、人员情况，但徐建寅的查验也多受到李鸿章的阻挠，最后连报告都未能上呈皇帝，是为后话。

综上所述，可见李凤苞与徐建寅之龃龉主要出于以下几点：徐建寅指摘李凤苞主要是认为他监造军舰未能专心管理、接见德员太滥、对下属督率不严、重使馆洋员而轻华员等，尤其是他怀疑李凤苞暗中收取德国厂商的贿赂。对于前面几点，虽然会加深两人之间的误解，却都是无伤大雅之事，只有受贿的指控才至关重要。而对于这一点，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较大的可能是徐建寅误解了李凤苞。在错综复杂的军火交易中，经常会留下个人攫取利益的空间，因此也常会引起一些捕风捉影的猜忌，但徐建寅未经详查，便出于对李凤苞的怨愤而将自己内心的怀疑广为宣扬，造成了李凤苞名誉的败坏，实非君子行为。而李凤苞对徐建寅的指摘则是他在监造过程中“徇私袭貌，不能正躬率属”，还认为他极欲揽权，或为“招摇图利”之故，也都是对其人品的批评。这对曾经亲密无间的同事兼朋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少见的技术型官僚在驻德期间却因为种种原因反目成仇，无论孰是孰非，都是令人感到扼腕遗憾的事情。而徐建寅对李凤苞的攻讦更直接成为后来言官们参劾他的把柄，为他最终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凤苞自德返华至被革职前后经过

李凤苞在德期间，虽然也曾三次遭到参奏，令清廷对他留下了非常负面的印象，但他却尚未被即行革职。1884年10月，继任驻德公使许景澄抵达德国，李凤苞开始与他交接使务以及军火订单等业务，直至1885年4月16日才最终离开德国，经由意大利布林迪西回国。5月20日他到达香港，23日前往广州。在粤期间，他谒见了两广总督张之洞、督办广东军务的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人，并在广东水师提督方耀的陪同下巡阅了虎门等处炮台。在广州驻留多日后，李凤苞继续离粤北上，经过上海。在沪期间，“本埠自道宪以下印委各员齐往行辕进谒”，李凤苞在沪逗留不久，便继续乘坐招商局轮船北上前往天津，并于7月21日抵达。此时李鸿章正好在天津北洋大臣行辕，立即接见了从海外风尘仆仆归来的李凤苞。24日，李凤苞更是直接搬到李鸿章行辕居住。

由于此时中法战争刚刚结束，朝廷下旨，提出“惩前毖后，大治水师”，并令沿海各省督抚就“造船”“制器”“选将”“筹费”等方面各抒己见，确切筹议，将海防建设再次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现在李凤苞到津，作为李鸿章最为信任的海军事务参谋，他刚好可以当面为李鸿章出谋划策。7月28日，总理衙门又致函李鸿章，让其酌夺购买何种军舰，这更是李凤苞的专长。30日，李鸿章复函总理衙门，建议续购“济远”型巡洋舰。“济远”舰是李凤苞亲自参与设计的“得意之作”，李鸿章的建议显然是出自李凤苞的意思。

根据这一建议，朝廷随即决定订购4艘“济远”级巡洋舰，分别电告驻英公使曾纪泽、驻德公使许景澄寻访购买。但消息传到欧陆，却立即引起了使馆一些人员的意见。如驻德使馆随员王咏霓在8月6日写给张之洞的信中就说：“窃谓此次三舰内渡，未及验收，而朝廷遽令仿造，恐系过信人言。”这里的“人”指代的恐怕既包括李鸿章，也包括李凤苞。许景澄自己也于8月14日写信给广东按察使沈镕经，信中“启论十八子”，所谓“十八子”即“李”字的拆写，代指的是李凤苞，信之内容显然也无外乎指摘其在订购“济远”过程中的失职行为。可见此时“济远”舰的问题已在驻欧使馆人员之间传开。

相比驻德使馆人员的私下讨论，驻英公使曾纪泽对于续订“济远”型舰的抵触就更加公开。接到李鸿章的电报后，他没有回复李鸿章，而是直接给总理衙门致电，说：“刘步蟾前告泽云，德前制舰上重下轻，泽意宜催该三舰到后，察其利弊，乃定新舰。”曾纪泽性格刚直清高，“俯视一切”，且素与李凤苞“积不相能”，因此他这次并没有给李凤苞和李鸿章面子。他这一越过李鸿章的陈请，也使得两人的关系“几致龃龉”。而李鸿章也没有迁就曾纪泽，他在回复曾、许两人的电报中说：“请将‘济远’图式交英海部员及有名大厂详细考订，是否上重下轻。刘步蟾语不可靠，……望速商订购造，三舰到华须九月，不必待。”背后也彰显出了李凤苞对“济远”舰的自信。此后经由李鸿章、许景澄、曾纪泽往返电商，终于9月3日决定订购一种基于“济远”型而略微改进的防护巡洋舰，作为对三方意见的折衷。

“济远”舰尾的克虏伯炮

在津期间，李凤苞除了协助李鸿章订购新舰外，还协助其拟就了一份《遵议海防事宜折》，作为此次海防大筹议中北洋方面的“答卷”。在此折中，李鸿章除了提出增购“济远”型巡洋舰外，还就建立舰队、整顿船厂、建设军港、扩充学堂、开源节流、成立海部等问题发表了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可以想见，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出自李凤苞的谋划。时《申报》有云：

“按海军之议，创于傅相，成于李丹崖星使，左文襄亦深以为是。盖星使在外洋八年，于泰西军国情形确有见地，固非一知半解者可与比伦。洎使旋津，驻节傅相行辕一月有半，互商海军各举，傅相叹赏不置，因有是举云。”

在完成了以上诸般事宜后，李凤苞终于得以暂时告别李鸿章，于9月7日晚由水路抵京。他作为一名由总理衙门遣派的驻外公使，这次回国后并未直接赴京，而先在北洋驻留一个半月之久，确实“殊不合例”，这也使得朝中人对其议论更甚。李凤苞到京后，暂住于东华门内北池子关帝庙中。9月16日，他进宫请安。照例慈禧太后要与这些入内请安的外任官员寒暄几句，李凤苞之前留给她的印象显然并不好，所以虽然不知两人具体的奏对内容，但也可想见太后的态度应是以训诫为主。

李凤苞在京中住了三周左右。9月29日，李鸿章抵达北京，住在东安门外冰渣胡同的贤良寺。李鸿章到京后，李凤苞也搬去贤良寺与其同住，更显示出了二人非同一般的关系。李鸿章此次来京，主要就是为了商讨建立海军衙门、大治水师、建设铁路、开办银行等具体改革事宜。10月6日至7日，他与李凤苞一同前往总理衙门开会，参与此次重要会议的人员至少还包括：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弈劻、军机大臣额勒和布、军机大臣张之万、军机大臣孙毓汶、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总理衙门大臣沈秉成、总理衙门大臣续昌、户部尚书福锟、户部尚书阎敬铭、新任出使美国公使张荫桓等，可谓京中大佬济济一堂。在这些人中，李凤苞显然是小字辈，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的会议上抛头露脸，原因无它，只是因为他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海军事务专家，也是李鸿章在此方面最为倚重之人。虽然这次会议的详细内容已不可考，但根据后来的上谕可知，会议决定在目前较为拮据的财政状况下，“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枝，以之为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并正式决定建立海军衙门，以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弈劻、李鸿章会办，善庆、曾纪泽帮办。10月13日，清廷明发上谕，将以上安排确定了下来。

李凤苞回国后，外界对其接下来的任用早已是议论纷纷，有猜测他即将在新建的海军衙门中任帮办的，有说他即将接替方汝翼担任登莱青道的。但事实证明以上猜测均不属实。10月10日，李鸿章上奏调李凤苞襄筹北洋，总理水师营务处，会办水师学堂。他在折中写道：“该员朴诚耐劳，深明西法，其于各国舰船之利钝、炮台之坚脆、军械之良窳，阅历探讨八年之久，实能穷究精微。现当筹备海防善后之际，需才孔急，合无仰恳敕下三品卿衔记名海关道李凤苞前赴北洋，襄筹一切，俾资指臂之助。”不难看出，李凤苞在归国后并未能获得重用，李鸿章调他到北洋，一方面是爱惜其才，不忍其埋没；二来也是对他的一种保护。而慈禧太后对李鸿章此折的批复也证明了李凤苞此时地位依旧岌岌可危：“李凤苞著交李鸿章差遣委用，仍随时察看，如不得力，即行奏撤。”

无论如何，李凤苞终于还是在北洋得到了任用，没有丢掉乌纱帽。10月14日，李鸿章赠给刚刚在海军衙门履新的醇亲王《海战新义》《各国水师操战法》《艇雷纪要》三本书，均为李凤苞所编，显然有在醇亲王面前推荐李凤苞的用意。同时，李鸿章还邀醇亲王于次日中午到贤良寺便饭，下午再一同前往神机营商谈，这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增进他与醇王的交谊。然而恰在这时发生了一桩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李凤苞稍得稳固的地位再次摇摇欲坠。

时间回到四天之前。10月10日，户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袁昶收到了来自好友王咏霓的一封信。王咏霓此时正随同许景澄出使欧陆，协助订购战舰。由于关于“济远”舰弊病的话题已经在驻欧使馆内传开，因此王咏霓在信中谈及了许多“济远”舰的问题。与此同时，另一位驻法国使馆参赞舒文也给某位总理衙门章京写信，说的也是“济远”舰问题。舒文除了历数该舰弊病外，还提到驻德使馆翻译金楷理在该舰的订购中“大发财”，李凤苞为其所愚。这些私底下的揭发信件却被袁昶等人呈给了庆郡王弈劻，引起了他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舒文在信中检举揭发金楷理“大发财”的情况仍属于个人猜测，并未掌握切实证据。而且李凤苞在其中最多负有监察下属不严之责，并没有他也参与贪污受贿的实证。

10月15日一大早，弈劻登门拜访了醇亲王奕譞，将王咏霓、舒文的信函交呈。奕譞看了王咏霓等人的信后，对其意见深表认同，他旋致信军机处，称“新购四船，决不可照‘济远’定造，而李凤苞承办不力之咎，亦应俟船到时设法查勘，不使有所诿卸”。写罢此信后，他便前赴贤良寺，与李鸿章共进午餐。当天李凤苞应当也在贤良寺，李鸿章还将一套精巧的火车模型在寺中为醇亲王进行了演试，显然是为了推销其铁路建设计划，并博取醇亲王的欢心（事后这套模型还被李鸿章送给醇王，由其进呈御览）。李凤苞在欧八年，对铁路事业也颇有心得，不知他当天是否与醇亲王在此方面进行了交流，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王咏霓、舒文二信的曝光，令他在醇亲王心中的印象已一落千丈，难以挽回。

第二天，王咏霓、舒文的信由奕譞上呈慈禧太后御览。太后阅后颁布懿旨：“俟济远等舰驶到天津，遴派妥员，详加查勘，究竟是否合用，有无原信所指各弊，即行据实复奏，毋稍回护。”同时由军机处致电曾纪泽、许景澄，“于著名大厂详加考察，何式最善，电奏候旨遵行”。等于将之前李凤苞颇为中意的“济远”舰设计完全推翻，另起炉灶，这便成了后来“致远”“经远”的设计由来。

10月21日，李鸿章与李凤苞从通州上船，由水路还津。李鸿章和李凤苞在京期间，还有一事值得一述。按照当时的官场习惯，外任官员到京须对相识的京城官员有所金钱报效，称为“分鹤俸”。李鸿章、李凤苞此次入都也概莫能外。李鸿章虽然财大气粗，但在京大半月登门来访者不下千余人，他也实在难以照顾周全。“傅相衡情酌核，除年世乡寅各谊曾肆筵演剧者从丰酬答外，其余概从割爱”。而李凤苞则略显清贫：“李丹崖观察自外洋回华，宦囊既非甚裕，惠泽未克遍施。除各当道前竭力趋承外，苏松太三属京员处已有左支右绌之势。所幸此中人俱能曲谅苦衷，并不介意耳。”可见李凤苞若非吝啬，则定是家资不裕，也可作为其没有贪污受贿之旁证。李凤苞给京城官员送礼的事，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同龢在当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李丹崖（凤苞、出使德国大臣，从海外归）来谒，余曾识于雨生处，盖崇明诸生，精洋学者也，临行怀中出二百金为赠，力却之。李相国、王鲁芗观察皆有赠，受之。”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与李凤苞家乡崇明同属苏松太道管辖区域，也算有些同乡之谊。但他接受了李鸿章、王毓藻等人的礼金，却对李凤苞的礼金“力却之”，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两人不算熟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李凤苞确实不像另两位地方大员一样财力雄厚。

李凤苞抵津时，他在德订购的“镇远”“定远”二舰已先后抵达大沽口。“济远”舰由于途中轮机故障而耽搁，数日后也将到达。10月25日，李凤苞与周馥、丁汝昌等一同前往大沽验收新舰。其间发生了因送舰合同规定不严密而造成德国水兵闹事的事件（详见第三章），经多方协调才得以解决。此事件也是李凤苞工作的失误之一，消息可能也传到了醇亲王的耳朵里。这段时间，李凤苞除了勘验自己亲手订造的军舰之外，还参加了天津的赛马会，一同参加者还包括周馥、丁汝昌等北洋官员，以及英国驻华公使馆翻译卫察理、德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克林德、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等。

10月28、29日，11月7日，“镇远”“定远”“济远”三舰分别换旗，完成了接收工作。11月11日，太仆寺少卿延茂上奏：

“近闻李凤苞自德国购买‘定远’‘镇远’‘济远’三船，其‘定远’一船质坚而价廉，‘镇远’一船质稍次而价稍涨，至‘济远’一船质极坏而价极昂。自海上喧传，直抵都下，人人骇异，咸谓苟非李凤苞勾串洋人侵蚀肥己，必不至船质与船价颠倒悬殊至于此极。数日以来，人言啧啧，岂尽无因？且素闻李凤苞之为人，小有才而性极贪，不惟中国鄙其行，即洋人亦笑其无使臣礼，此近年以来京外所喧传而迨遍者也。方今讲求海防，力图自固，若任令此辈怀私肥己，其为国家漏卮者犹小，其贻误海防者患甚巨也，应请饬查惩办，以为玩误军事者诫。”

延茂此折，显然是受到了王咏霓、舒文信函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李凤苞的失责行为作了进一步的夸大。然而折中指摘的李凤苞“勾串洋人，侵蚀肥己”仍属于无证据的猜测。而“洋人亦笑其无使臣礼”，则更是彻头彻尾的虚构了。

11月17日，李鸿章偕李凤苞、周馥、罗丰禄、德璀琳等人由天津出发，前往大沽口亲自勘验“定远”“镇远”“济远”三舰。18日舰队驶离大沽口前往旅顺口，李鸿章在旅顺检阅两日后，于20日乘舰返回大沽。这是李凤苞最后一次陪同李鸿章进行公务。21日，醇亲王、庆郡王致电李鸿章：“勘船公牍备悉。……‘济远’屡遭指摘，未便据镇、道之词遽奏。阁下既亲阅，自极切实，希再咨复来署并入奏中为宜。”而就在第二天，朝廷突然明发上谕，将李凤苞革职，因此后来李鸿章上奏的《验收铁甲快船折》《驾驶回华人员请奖片》中都没有出现李凤苞的名字。

李凤苞被革职的罪名是“品行卑污，巧于钻营”，都属于对其品行方面的批判，而并未涉及贪污受贿问题，也就是说，朝廷也认为李凤苞受贿的说法缺乏实据。何为“品行卑污，巧于钻营”？这恐怕是谁都难以清晰界定的问题。据笔者所见，在朝廷的眼中，李凤苞的问题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站队北洋集团，目无君上。李凤苞是在光绪初年由丁日昌推荐给李鸿章的，随即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李凤苞随即向北洋集团靠拢，成为李鸿章的心腹之人。在他被清廷任命为驻德公使后，执行的也主要是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与曾纪泽等人的外交思想颇有相左之处。在由欧洲回国后，他又在天津李鸿章行辕盘桓达一个半月之久方才晋京，“殊不合例”。中法战争后清廷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倾向，对北洋集团的尾大不掉有所顾虑，而将李凤苞革职显然是震慑北洋集团的一种手段。工作失职，有言过其实之嫌。李凤苞作为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海军事务专家，在欧陆八年，理应在购舰之事上尽善尽美，但他订购的“济远”舰却多受指摘，令这位“海军专家”名誉扫地。事实上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该舰的问题虽然大部分是由于伏耳铿公司的经验不足导致的，但李凤苞未经详察，就将赫德推荐的阿姆斯特朗公司“翡翠”型巡洋舰方案否决，而采用了德国船厂不完善的方案，也显示出他过于刚愎自用的缺点。在“定”“镇”“济”三舰回国的问题上，李凤苞未能确保三舰按期回华，在清廷看来有工作未能尽职之嫌。他招募的式百龄等一些德国洋员言过其实，不堪大用，甚至沦为笑柄，反映出他无知人之明。另外，他订立的洋员招募合同也不够严密，导致了后来德国水兵闹事事件的发生，连伏耳铿公司都说，如果没有李凤苞参与其中，类似的事件本不会发生。如此种种问题，不一而足。处事不知权宜变通，在同僚中风评不佳。李凤苞作为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军火采购负责人，将几乎所有的军舰、军火订单都交给了伏耳铿、克虏伯等德国公司，自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军火利益集团和朝廷官员的猜忌。比如赫德就多次在与金登干的通信中对李凤苞持鄙视态度。在得知李凤苞被革职之事后，赫德在日记中写道：“朝廷降下圣旨，将李凤苞革职，永不叙用！此事于所有相关之人而言，不过一场琐碎闹剧——举荐庇护他的李鸿章、一众趋炎附势、对他俯首逢迎的怯懦官僚，以及一周前尚且忌惮他的驻外公使馆众人！”薛福成也曾在他的日记里点评所有的中国驻外公使，他将李凤苞排在倒数第四，仅列在刘锡鸿、崇厚和徐承祖之前。薛福成评论他“才力有余，西学亦精，一旦得志，器小易盈，其所为颇近于小人。晚年被谴，永不叙用，殆由自取”。薛福成虽曾入李鸿章幕，但与李凤苞的交集似并不多，他所闻李凤苞“近于小人”之事，估计大半也是道听途说。但即便如此，也可以推测李凤苞在同僚中的风评不佳。又如许景澄曾在致友人的信中多次对李凤苞持非议：“致钱密老（钱应溥，时任军机章京），……十八子偏执，致‘济远’误。积赀存银号，有物议……‘济远’穹甲太低，致英议。其人合肥相国信任，公函不及。”“致升芷……丹崖所办公事，与自诩‘济远’之长，不能附和。尚无一言达署，以尽前后任交谊。”虽然许景澄的这些私信基本都写于李凤苞被革职之后，可能不是他被革职的主因，但他仅与李凤苞相识几个月就对其颇有微词，也说明李凤苞在驻外人员中的口碑不佳。再者，曾纪泽与李凤苞“积不相能”，其中可能既有曾纪泽心高气傲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李凤苞自身的问题。在李凤苞被革职后，有不少议论认为是曾纪泽的参劾所导致。笔者尚未发现曾纪泽参与弹劾李凤苞的证据，但由于中法战争前后的外交立场等问题，曾纪泽与李鸿章、李凤苞的矛盾却是人尽皆知之事。在成立海军衙门后，本对海军事务了解不多的曾纪泽被任命为帮办，而李凤苞却没有在其中得到任何位置，这明显可以看出二人在当轴者心目中的地位孰轻孰重。有贪污受贿嫌疑。虽然就目前留存的史料看，尚未发现李凤苞贪污受贿的确切证据，更不可能如尚贤等人所说受贿达60余万两白银，但众口铄金，李凤苞贪渎之事也已经成了清廷对他的刻板印象，也成为他被革职的间接原因之一。

李凤苞被革职后，各方对此反应不一。清流集团俨然将其看作是进一步打击李鸿章的绝佳机会，对李凤苞和李鸿章的攻讦有愈演愈烈之势。12月6日，国子监祭酒盛昱上奏，请旨将李凤苞抄家或监禁。1886年1月25日，兵部侍郎黄体芳更是呈上了一份《海军事情繁重曾纪泽熟习洋务请电饬遄归练师折》，他在折中列举了李鸿章的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任用李凤苞之类“贪诈卑污、毫无天性”之人，请求免去李鸿章会办海军大臣之职，以曾纪泽代之。虽然黄体芳因此折而被慈禧太后严厉申斥“妄议更张，迹近乱政，著交部议处”，但他的参奏也使得李鸿章倍感愤懑。可见即便李凤苞已被革职，清流集团仍对北洋集团不依不饶，直欲将李鸿章罢之而后快。直到甲午战争时期，仍有清流官员拿李凤苞案说事，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奏折中称：“中国出使大臣向以购买船炮为利薮。前使臣李凤苞定造‘济远’等舰，与洋员金楷理朋比为奸，侵蚀至百万上下，‘济远’原价三十万，报销六十万。”将其作为攻击北洋集团的手段。

德国方面对李凤苞被革职一事显得非常惊讶。他被革职后，德国人首先试图撇清其革职原因与德造舰艇的质量有关。其次，李凤苞对德国维护在华利益有很大的作用，他被革职后为其鸣冤的德国人不在少数。如《北华捷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冯·托菲尔斯德罗克”（von Teufelsdröckh）的德国外交官员写给总理衙门的信，其中写道：“贵国政府将李凤苞革职实属重大失策。该官员深谙帝国涉外事务的办理之道；尤为重要的是，他深得我国民众之心，亦获俾斯麦侯爵本人青睐，且与我私交甚笃。若阁下等重臣能为这位有功之臣恢复名誉，官复原职，本人将深感欣慰。”香港《循环日报》刊载的一篇新闻中称，李凤苞被革职后，俾斯麦电请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照会总理衙门，询问李凤苞被革职的原因，总理衙门官员答称：“朝廷因观察（指李凤苞）屡次被参，与贵国毫无关涉。”此后德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询问：“李星使前在敝国任所极蒙德皇优待，今恭诵上谕有‘品行卑污’之语，嗣后德国接待贵国使臣宜以卑鄙之礼待之，抑仍以优异之礼待之？”总理衙门大臣沈秉成答道：“朝廷所派出使大臣均系才优识卓，为皇上识拔之人。今李某因他故被褫顶戴，非贵大臣所知也。”

英国方面则大多对李凤苞被革职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将其视为打击德国对华影响的一个天赐良机。如《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称：“李凤苞身居高位却遭此严惩，无疑是因为清廷对他全权负责监造的这批舰船极为不满。由此可见，在中方看来，德国为清廷建造的四艘舰船全都大有问题。”又如《北华捷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称：“这位失势官员究竟有罪与否，本无可争辩；以我们认知里的品行标准来看，他绝非清正廉洁之辈，这一点确凿无疑；而倘若他当初肯为求得宽恕而有所付出，极大概率可以逃过此番重罚……我们不必将李凤苞视作一众清廷官员中罪大恶极之人。他不过是个普通、狡黠、学识粗浅的官僚，以官场常见的手段敛财，且宁愿将钱财私藏，也不愿为谋求日后复官而花钱打点。”但作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清廷派出的驻外公使都是李凤苞、刘锡鸿这般品行卑污之人，那么在西方各国政府面前是交代不过去的。“试想，倘若英国仅从伍尔威治（Woolwich）兵工厂挑选一名助理译员出任驻柏林大使，德国皇帝断然不会接受。”

关于李凤苞被革职后的情况记载并不多，近年来发现的一份他写给周馥的手稿信札尤为珍贵。写信的时间是1886年5月5日，在信中，李凤苞称自己被革职后“诊治风湿，不见大效……恹恹数月，迄未复元”，可见身体和精神状态都不大好。在信中，他还关心“定”“镇”“济”三舰的操练情况。对于在英、德新订购的巡洋舰，他则认为其中有若干不善之处，虽恐“南丰（曾纪泽）见怪”，但仍“冒罪直言”，开列二十四条上呈李鸿章察阅。可见他虽遭革职，却仍心系公事，并与北洋集团有着密切的信函往来。

当年11月，曾纪泽从海外荣归，途经上海，他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辰初起，清捡行李。李丹崖来久谈。”曾纪泽与李凤苞曾为驻欧同僚，但在任时的关系不算和睦，时过境迁，此刻他们一个是炙手可热，一个是失势落魄，不知二人此刻长谈，是否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呢？

此后有风传朝廷欲重新起用李凤苞之说，但终为泡影。1887年8月6日，李凤苞在郁闷和疾病中长逝。李鸿章后来在致驻德公使洪钧的信中说：“丹崖制造之学近今罕伦，摧折而死，良可痛惜。遗书当向其家询得校刊，以存其人。”然而，李凤苞最终得以刊行的仅有驻欧时期短短一年的日记，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位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使节生前的许多事迹都还隐藏在迷雾之中。

小结

以上叙述，基本可以厘清李凤苞被参劾革职一案的前因后果。总的来说，李凤苞被革职表面上是由于其个人的品行和贪污问题，实际上却是晚清政治中的众多矛盾共同作用所导致。其中既有传统保守官僚与新兴洋务官僚的矛盾，也有洋务集团内部的矛盾，甚至还有西方各国在华利益的矛盾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事件恰好发生在清政府欲统一海军事权、“大治水师”的关键时间节点上。李凤苞的去职使得李鸿章失去了海军事务方面最得力的臂助，这无疑也折射出清廷中枢与北洋集团的矛盾。由此可见，清政府对于建立海军衙门一事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而并非出于对海军建设的真正促进，李凤苞政治生涯的落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种政治博弈的结果。

百年之后，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审视李凤苞这位曾经的中国海军建设者时，我们会发现其工作中的失误，发现其人品的瑕疵，但无论如何，中国海军能够在1880年代后期一度成为远东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李凤苞无疑居功至伟。只可惜在他功成身死之时，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对海军建设的热心，短短数年之后甲午战争海军覆师，李凤苞所订购的战舰几乎无一幸免。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幕，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