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尸人说：你们知道一具尸体在殡仪馆里会经历什么吗？

我叫李默，在殡仪馆干了十二年接尸人。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行有个规矩，接尸车从来不洗。不是懒，是怕把晦气洗到别处去。每辆车上都糊着厚厚的泥，分不清是哪个山头的土，哪条河边的沙。新来的小年轻问我，李哥，这车脏成这样怎么不洗洗。我说你干满三个月再问这个问题。他没干满三个月就走了，走的时候脸色煞白，说梦见有人趴在他床底下。

我没告诉他，我床底下也有人趴着。只不过我习惯了。

今天第一趟活，凌晨三点四十七分，调度打来电话。我正靠在值班室的椅子上眯着，手机一响我就醒了，这十几年养出来的毛病，电话响不过两声。调度老周的声音很平静，他说老城区筒子楼，独居老人，发现时已经走了三天。

我套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拎起工具箱出了门。工具箱里装着手套、口罩、消毒水、裹尸袋，还有一些你们不想知道的东西。凌晨四点的街道很空，路灯把树影子拉得老长，我开着那辆糊满泥的殡仪车，穿过半个城市。

筒子楼在一条窄巷子里，车开不进去。我停在巷口，拎着工具箱往里走。巷子很深，路灯坏了两盏，明一段暗一段的。我走到一半的时候，看见楼洞口站着个女人，四十来岁，穿着睡衣，外面披了件薄外套，抱着胳膊在等我。

“是殡仪馆的吗？”她声音有点抖。

我点点头。她带着我往楼上走，楼道里堆满了杂物，旧自行车、泡沫箱子、成捆的纸壳。声控灯亮一下灭一下，她走在前面，脚步很急，我拎着箱子跟在后面，脚步很慢。干这行的，走快了不吉利。

五楼，501。门开着，门口站了两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一男一女，表情都很凝重。看见我来了，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更紧张了。那个男工作人员递给我一支烟，我摆了摆手，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点上。干这行有个规矩，抽自己的烟，不接别人的。

“什么情况？”我问。

“老张，六十三岁，离异，独居。退休前是中学老师，教物理的。三天没下楼打牌，牌友找上门来，闻到味儿了。”社区的人说着，往屋里看了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复杂。

我叼着烟进了屋。

客厅很小，一张折叠餐桌，两把椅子，电视还开着，放着早间新闻。茶几上有一杯喝了一半的茶，茶水上浮着一层白色的霉。沙发上摊着一本书，翻开到第两百多页，是一本物理教材。墙角堆着成捆的试卷，用橡皮筋扎着，最上面那捆的试卷日期是十年前。

尸体在卧室。

我推开门，那股味道扑面而来。你们可能不知道，人走了三天之后是什么味道。那不是单纯的臭味，是一种甜腻的、带着腥气的、会钻进你每一个毛孔的味道。新来的人会吐，老手会屏住呼吸，而我，我已经闻不到了。

老张躺在床上，侧着身子，蜷缩着，像是在睡觉。他穿着灰色的秋衣秋裤，脚上还套着一双深蓝色的袜子，袜底磨得发亮。床头柜上放着一副老花镜、一瓶降压药、一个老式闹钟。闹钟的指针停在了三点十五分。

我戴上手套，开始检查。

尸僵已经缓解，皮肤上出现了青黑色的尸斑，集中在身体的低垂部位。手指微微弯曲，指甲缝里有白色的皮屑。嘴唇干裂，眼睛半睁着，浑浊的眼球上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薄膜。我轻轻按了按他的手臂，皮下的组织已经开始液化，手指按下去，会留下一个坑，弹不回来。

我掏出记录本，写下：男性，63岁，死亡时间约72小时，初步判断为心源性猝死，无外伤，无他杀痕迹。

写完之后，我合上记录本，开始打量这个房间。

这是老张最后的空间，也是他最后的故事。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奖状，是优秀教师的表彰，日期是1998年。旁边的相框里有一张全家福，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老张站在旁边，笑得很拘谨。照片边角泛黄，像是被反复摩挲过。床头柜的抽屉没合严，我拉开看了一眼，里面有一本存折，余额十一万三千块，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女儿收”，邮戳是三年前的，被退了回来，上面贴着一张条子，写着“原址查无此人”。

我把抽屉合上。

客厅里，社区的人还在等着。我走出去，把情况简单说了一遍，然后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让他安排后续手续。挂了电话，我靠在走廊的墙上，又点了一根烟。

“他女儿联系不上吗？”我问。

“联系不上。”社区的人叹了口气，“老张离婚之后，他前妻带着女儿去了外省，后来就断了联系。老张这些年一直一个人过，逢年过节也没人来看他。去年过年，社区给他送了一袋米一桶油，他非要给我们写感谢信，说这是他收到过的唯一一份年礼。”

我没说话，把烟抽完，踩灭，重新进了屋。

该走了。

我打开裹尸袋，铺在地上，然后走到床边。老张很瘦，大概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不会超过九十斤。我先把他的身体放平，把他蜷曲的四肢轻轻掰开。关节已经僵硬，需要用点力气。我托住他的后颈和膝盖窝，把他抱起来。

他的身体很凉，那种凉不是正常的凉，是一种带着湿气的、沉甸甸的凉。隔着工作服，我能感觉到他皮下的组织在滑动，像是皮肤和肌肉之间灌了一层水。

我把他放进裹尸袋里，拉上拉链。拉链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滋啦一声，像是把什么东西彻底隔开了。

然后我背起裹尸袋，往楼下走。

楼道里的灯还是亮一下灭一下，我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稳了再迈。老张很轻，但背在背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不是物理上的沉，是别的什么。

快到巷口的时候，我看见那辆殡仪车旁站了个人。一个中年男人，穿着背心裤衩，手里拎着一袋早点，豆浆油条。他盯着我背上的裹尸袋，眼神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像是恐惧，又像是好奇，还带着一点点兴奋。

“是老张？”他问。

我嗯了一声。

“啧啧。”他摇了摇头，往后退了两步，“我住他隔壁，前几天还听见他咳嗽来着。这人说没就没了，真是……”

他没说完，转身走了。豆浆袋在手里晃来晃去，洒了一路。

我把老张放进后车厢，关上门，坐进驾驶室，发动车子。车载收音机里放着早间新闻，说今天的天气晴，气温三到十五度，适合出行。我把收音机关了。

回去的路上，我绕了一条路，避开了早高峰的拥堵路段。殡仪馆在东郊，要穿过整个城市。我开了四十分钟，到的时候天已经全亮了。

殡仪馆的院子里停着几辆车，工作人员来来往往，脸上都是那种职业性的平静。我把车停到后门，两个同事过来帮忙，把裹尸袋抬进去。

“老李，这趟活什么情况？”小刘问。

“独居，心梗，走了三天了。”我说。

“又是独居。”小刘摇了摇头，“这个月第几个了？”

“第四个。”

小刘没再说话。

我脱了手套，去洗手间洗手。水龙头里的水很凉，我搓了三遍肥皂，洗了两分钟。然后我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四十岁的脸，五十岁的眼睛。眼袋很重，眼角有细密的皱纹，嘴唇干裂起皮。我对着镜子咧了咧嘴，露出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笑的表。

回到值班室，我把记录本交给老周。老周翻了翻，叹了口气。

“老张的女儿还是没联系上？”

“没有。地址不对，电话是空号。”

“那就按无名氏处理吧，骨灰先存着，等找到家属再说。”

我点了点头。

老周递给我一杯茶，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茶很烫，烫得舌尖发麻。

“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老周突然问了一句。

我没回答。

窗外的天已经大亮了，阳光照进来，落在桌面上，落在那本记录本上。记录本很厚，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年龄、死因。每一行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站着一个人。只是这些人，大部分都没人记得了。

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却一直想着老张床头那个闹钟，停在三点十五分的闹钟。

他走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十五分。

那个时候，整个城市都在睡觉，没有人知道他正在死去。没有人握着他的手，没有人叫他的名字，没有人听见他最后说了一句什么。

他就那么侧着身子，蜷缩着，像是睡着了。

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下午又来了一趟活。这次是个年轻人，二十六岁，车祸，当场就走了。地点在城南的快速路上，一辆大货车追尾，小车直接被挤成了铁饼。我到的时候，交警还在处理现场，地上碎玻璃碴子铺了一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撒了一把碎钻。

消防已经把驾驶室破拆开了，人用白布盖着，放在路边。围观的人站了一排，举着手机在拍，嘴里说着“太惨了”“真可怜”，但镜头一个比一个稳。我走过去的时候，听见有人说“殡仪馆来了”，然后镜头齐刷刷转过来对着我。

我没理他们，蹲下来掀开白布。

年轻人穿着灰色的卫衣，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白色运动鞋，鞋带系得很整齐。他的脸很年轻，五官端正，皮肤白净，左耳上还戴着一枚银色耳钉。只是脑袋上有一个很大的凹陷，头发里全是凝固的血块。眼睛睁着，瞳孔已经散大，虹膜的颜色很浅，像是褪了色的照片。

我把他翻过来检查背部，发现脊椎完全断裂，肋骨断了至少六根，胸腔塌陷下去一块。撞击的时候，他大概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他的手机从口袋里滑出来，屏幕碎了，但还能亮。屏保是一个女孩的照片，长头发，笑得很甜。我按灭屏幕，把手机放回他口袋里。

旁边一个交警递给我他的证件，我接过来看了一眼。二十六岁，叫陈远，在城东一家汽修厂上班。驾照是去年刚考的，实习期还有两个月。

“他家属呢？”我问。

“在路上。”交警说，“他女朋友打来的电话，哭得说不成话了。他爸妈在外地，正在往回赶。”

我没再问，开始干活。

年轻人身体还软着，没有出现尸僵，我把他放进裹尸袋的时候，他的手臂垂下来，搭在我手腕上。手还很凉，但那种凉跟老张不一样，是一种新鲜的、还没完全散尽温度的凉。

拉链拉上的时候，我听见人群里传来一阵骚动。一个女孩从人群里挤出来，头发散乱，脸上全是泪水，一边跑一边喊着一个名字。她跑到警戒线前，被警察拦住了。

“让我看看他！求求你们让我看看他！”她哭着喊。

警察拦着她，低声说着什么。她听不进去，整个人往下坠，像是被抽走了骨头，两个警察才架住她。

我站在旁边，手里攥着裹尸袋的拉链头，看着她。

她穿着一件粉色的卫衣，跟裹尸袋里那个年轻人身上那件是同一个牌子，同一个款式。衣服上印着一行英文，我看不懂。她脚上穿着一双拖鞋，其中一只在跑过来的路上掉了，光着的脚踩在碎玻璃上，割开了一道口子，她好像完全感觉不到疼。

“让我看看他！我求求你们！我就看一眼！”她的声音已经哑了。

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

“姑娘，”我说，“相信我，别看了。”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红肿，泪水糊了满脸。

“他现在不好看，你记住他最好看的样子就行了。”

她愣了几秒钟，然后整个人瘫在地上，发出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声音。不是哭，不是喊，是一种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沉闷的、压抑的、像是被什么重物碾过的声音。

我站起来，把裹尸袋抬上车。

关车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跪在地上，手里攥着那只从裹尸袋里掉出来的运动鞋，抱在怀里，低着头，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车开了很远，我还能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跪在那里的影子。

回到殡仪馆，我把尸体送进冷藏间。冷藏间的温度很低，大概零下五度，进去的时候要穿棉衣。一排排的冷藏柜，像是银行里的保险箱，每个抽屉里都躺着一个人。我把小陈的抽屉拉出来，核对了一下编号，然后把裹尸袋放进去，拉上抽屉。

抽屉关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声叹息。

我站在冷藏间里，看着那一排一排的抽屉，突然想起一件事。

大概半年前，我去一个小区接一个老太太。老太太九十一岁，寿终正寝，走得很安详。她的儿女都在身边，走的时候，她握着儿子的手，说了一句“我走了”，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我到了之后，她的儿子站在门口等我，眼眶红红的。他跟我说，师傅，麻烦您轻一点，我妈怕疼。

我说，好。

我进去的时候，老太太躺在床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她的儿女围在床边，有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大概十几个人，把小小的卧室挤得满满当当。

我把老太太抱起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片干枯的树叶。她的儿子突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很胖，一百六十斤，后来一年一年瘦下来，瘦到现在这个份上。

他顿了顿，又说，我总觉得人是被时间一点一点吃掉的。

这句话我记了很久。

从冷藏间出来，我回到值班室。小刘正在吃泡面，看见我进来，指了指桌上的一个塑料袋。

“李哥，你婶子给你带的饺子，让你趁热吃。”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一个保温饭盒，打开饭盒，饺子还冒着热气。是我老婆包的，韭菜鸡蛋馅，皮擀得很薄，馅塞得很足。我拿起一个塞进嘴里，嚼了两下，突然觉得喉咙有点堵。

“李哥，你咋了？”小刘问。

“没啥。”我说，“烫着了。”

晚上八点，我下班回家。

家在城西一个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我爬上去的时候，喘得厉害。年轻的时候一口气能上六楼，现在不行了，得歇两回。

推开门，我老婆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看见我进来，她站起来，接过我手里的工具箱，放在鞋柜旁边。

“吃了吗？”她问。

“吃了。”我说，“饺子很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她说，“我看你没吃完。”

“明天早上热了吃。”

她没再说什么，转身去了厨房。我听见她打开水龙头的声音，碗碟碰撞的声音，煤气灶点火的声音。这些声音很熟悉，熟悉到我有时候会忽略它们的存在。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里放着一个综艺节目，几个人在哈哈大笑，笑声很响亮，但我听不出有什么好笑的。

我老婆从厨房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

“今天又怎么了？”她问。

“没怎么。”

“你每次说没怎么，就是有怎么。”

我没接话。

她擦了擦手，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比我小两岁，但看起来比我年轻很多。头发还是黑的，脸上也没什么皱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很好看。

“老李，”她说，“要不你别干了。”

“你每次都说这句话。”

“我每次都是认真的。”

“我知道。”我说，“但我不干这个，能干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干这个了。你看你，这几年老了多少？头发白了一半，眼袋掉到下巴了，晚上睡觉说梦话，说的都是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听着害怕。”

“我说什么梦话了？”

“你说，别动，我轻一点。”

我没说话。

她又说：“上回你半夜坐起来，对着墙角说话，我问你跟谁说话，你说没人，然后倒头又睡了。我吓得一晚上没睡着。”

“我那是做梦。”

“我知道你做梦。但你做的是什么梦？”

我没回答。

电视里又传来一阵笑声，响亮而空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躺在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窗外的路灯灯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出一块模糊的光斑。我盯着那块光斑，脑子里乱糟糟的。

我老婆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我肩窝里，呼吸均匀。她已经睡着了。

我闭上眼睛，试着让自己放松下来。

但脑子里开始闪过今天的画面。老张蜷缩的身体，那个年轻人的凹陷的头颅，那个女孩光着的脚，碎玻璃上的血，还有那声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声音。

这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地循环，按下暂停键。

我睁开眼睛，坐起来，点了一根烟。

窗外很安静，远处的霓虹灯一闪一闪的，把夜空染成一种浑浊的橘红色。我抽着烟，看着窗外，突然想起我爸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我爸也是干这行的，干了三十年。

他说，儿子，干这行久了，你会慢慢不怕死人。

你会怕活人。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上班。

刚到殡仪馆，老周就递给我一张单子。

“今天上午三趟活，一趟医院的，一趟养老院的，还有一趟是派出所的。”

“派出所什么情况？”

“跳楼。昨晚十一点多，从十八楼跳下来的。是个女的，三十二岁，抑郁症。警察勘查完了，让咱们去接。”

我接过单子，看了一眼地址。城东一个新小区，房价不便宜，一平得两三万。

我开着车出了门。

先去的是医院。医院停尸房在负二楼，走进去一股福尔马林的味道，冷森森的。护士把手续办了，我把一个老头的遗体接出来。老头八十七，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儿女轮流陪床，走的时候，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全在跟前。我把遗体抬上车的时候，他的大儿子还跟着出来，站在车旁边，一直看着裹尸袋，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

第二趟是养老院。养老院在城郊，环境不错，有院子有花园，里面住着一百多个老人。我要接的是一个老太太，九十四岁，无儿无女，在养老院住了十二年。护工说，老太太走的时候很安静，早上查房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了，脸上还带着笑。

我问，她有没有家人？

护工说，没有，一个都没有。她的费用是一个远房侄子交的，每年交一次，从来没见过人。

我把老太太接出来的时候，她穿着养老院发的统一服装，一件蓝色的棉袄，上面印着养老院的名字。她的头发全白了，梳成一个小髻，用一根黑色的发夹别着。手指上戴着一枚银戒指，很旧了，上面刻着两个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

我试着辨认了一下，好像是“念安”。

我把戒指轻轻摘下来，放在她手心里，然后把她的手合上。

护工站在旁边，看着我做这些，眼眶红了。

“阿姨在这里住了三十年，从来没抱怨过什么。”她说，“她总说，侄子会来接她的。每年过年，她都会换上新衣服，坐在门口等。等一天，没人来，她就自己回房间，把新衣服叠好，放到箱子里。第二天继续穿这件蓝棉袄。”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把老太太抬上车之后，我坐在驾驶室里，抽了一根烟。

那年过年，我妈给我织了一件毛衣，红色的，穿起来很暖和。我嫌颜色太艳，不愿意穿。我妈说，过年就要穿红的，喜庆。后来我妈走了，那件毛衣我一直留着，每年过年穿一次。

然后我发动车子，往城东去。

跳楼那个小区叫“锦绣家园”，一个高层住宅小区，十几栋楼，密密麻麻的窗户像蜂巢一样。我到的时候，现场已经围了一圈人，警察拉了警戒线，几个穿制服的在维持秩序。地上还有一滩没干透的血迹，颜色发黑，上面盖了一块塑料布。

一个警察走过来，递给我一张单子。

“女的，三十二岁，叫陈雨，住在十八楼1803。她老公报的警，说晚上十点多发现人不在家，找了一圈没找到，后来在楼下发现了。”

“她老公呢？”

“在派出所做笔录。”警察顿了顿，又说，“也是可怜人，哭得不行。他说他老婆抑郁症两年了，一直吃药，最近好像好转了，他还以为快好了。”

我没说话。

人跳楼之后的样子，我不想描述。我只能说，我把她收进裹尸袋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有些部位已经不太完整了。她的头发很长，黑色的，散在地上，沾满了血和灰。我把头发轻轻拢起来，放进袋子里。

她的手指上涂着指甲油，淡粉色的，涂得很仔细。手腕上有一道疤，是很久以前留下的，已经长成了白色的瘢痕。

我蹲在那里，看着她的脸。她的脸还算完整，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嘴唇微微张开，露出一点牙齿。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袖T恤，袖口很长，遮住了半只手。我轻轻把袖子往上拉了拉，看见手腕上有一道新的伤口，很深，切口很整齐，还没有完全愈合。

她试过不止一次了。

这一次，她成功了。

我把她抱起来的时候，从她口袋里掉出一个东西，是一张照片，被她捏得皱巴巴的。我展开看了一眼，是一个小女孩，大概四五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笑得很开心，露出两颗缺了的门牙。

我把照片放回她口袋里。

回到殡仪馆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我把三具遗体分别送进冷藏间，核对编号，拉上抽屉。每拉上一个抽屉，我都会在心里默念一遍他们的名字。

张大爷，八十七岁，肝癌。

赵奶奶，八十五岁，阿尔茨海默病。

陈雨，三十二岁，抑郁症。

抽屉关上之后，冷藏间里静得可怕。冷气机嗡嗡地响着，像是某种低沉的诵经声。我站在那一排排冷藏柜前，突然觉得很累。

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累。

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闪过那些画面。老张的闹钟，停在三点十五分。那个年轻人的手机屏保，那个女孩的笑容。赵奶奶手心里那枚刻着“念”的银戒指。陈雨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照片。

还有那个跪在碎玻璃上的女孩，光着的脚，粉色的卫衣。

我睁开眼睛，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

干这行十二年，我见过太多死亡了。

有安详的，有惨烈的，有突然的，有漫长的。有被家人包围的，有孤零零一个人的。有寿终正寝的，有英年早逝的。

但不管什么样的死亡，最后都变成同一个样子。

一具冰冷的身体，一个拉上拉链的裹尸袋，一个编了号的冷藏抽屉。

然后，是一捧灰。

我们这些人，来的时候惊天动地，走的时候悄无声息。好像什么都没留下，又好像什么都留下了。

留下的那些东西，在别人心里，一点一点地褪色，一点一点地模糊，最后变成一张泛黄的照片，压在箱底，再也没人翻出来看。

我把烟掐灭，走出冷藏间。

老周看见我，招了招手。

“老李，有人找你。”

“谁？”

“不知道，一个女的，在门口等了半天了。”

我走到门口，看见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那里，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化了淡妆。她看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您是李师傅吗？”

“是我。”

“您好，我是张桂兰的女儿。”

“张桂兰？”

“就是……就是昨天您接的那个……老张，张老师。”

我想起来了。老张，那个独居走了三天的物理老师。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问。

“我……我看到了社区的通知。”她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我跟我妈搬了好几次家，我爸不知道新地址。他寄的信，我没收到。”

我没说话。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走。”她的声音有些抖，“我本来打算今年过年回来看看他的。我……我已经买好票了。”

她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张火车票，捏在手里，攥得紧紧的。

“我买好票了。”她又说了一遍，“我真的买好票了。”

我看着那张票，看着她的脸。

她的眼睛很红，但没有哭。她的嘴唇在发抖，但也没有哭。她就站在那里，攥着那张火车票，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买好票了。”

我点了点头。

“嗯，我知道。”

她抬起头看我，眼眶里终于蓄满了泪水。

“我想看看他。”她说，“我想看看我爸。”

“他现在不好看。”我说，“他走了三天了。”

“我知道。”她说，“但我还是想看看他。”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跟我来吧。”

我带她去了冷藏间。打开抽屉，把裹尸袋拉出来，放在推车上。她站在旁边，双手攥着推车的扶手，指节发白。

我拉开裹尸袋的拉链。

老张的脸露出来，青灰色的皮肤，凹陷的眼窝，干裂的嘴唇。他身上还穿着那件白色的秋衣，领口泛黄，袖口磨得起了毛边。

她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脸。

很久很久，她没有动，也没有说话。

然后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脸。

“爸，”她叫了一声，“我来了。”

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什么悄悄话。

“爸，我买好票了。”

她弯下腰，把脸贴在他胸口上，贴了很久。

我没有催她。

冷藏室里很安静，冷气机嗡嗡地响着，像是某种低沉的诵经声。

她贴了很久，然后直起身，从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是一个闹钟，崭新的，包装盒还没拆。

“爸，你的闹钟坏了。”她说，“我给你买了个新的。”

她把闹钟放在他手边，然后轻轻合上了裹尸袋的拉链。

我推着车子，把老张重新放回冷藏抽屉里。

关上门的时候，我看见她站在门口，低着头，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一颗一颗地，砸在冰冷的地面上。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发呆。

我老婆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今天又怎么了？”她问。

“没怎么。”

“你又说没怎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今天有个女的，来殡仪馆看她爸。她爸昨天接回来的，独居，走了三天。”

我老婆没说话。

“她给他买了个新闹钟。”我说，“他床头那个闹钟坏了，停在三点十五分。”

“然后呢？”

“然后她就把闹钟放在他旁边，退后，哭了。”

我老婆沉默了很久，然后靠过来，把头靠在我肩膀上。

“你什么时候给我买个新闹钟？”她问。

“你的闹钟没坏。”

“坏了。”她说，“坏了好久了。”

我没听懂她的意思。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泪光。

“你每天回来，魂都不在身上。”她说，“你人在家里，但你的魂还在殡仪馆。你陪那些走了的人说话，陪他们走最后一段路，但你从来不肯陪我好好说一句话。”

“我……”

“你什么都跟我说，什么都不跟我讲。你怕我担心，但你越这样，我越担心。”她顿了顿，又说，“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晚上都等你回来，等你回来的时候，我都会先看你一眼，看你有没有事。”

“我能有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说，“但我就怕。”

我看着她，突然发现她眼角也有细密的皱纹了。什么时候有的，我竟然没注意到。

“你明天休息吗？”她问。

“明天排班轮休。”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她说，“好久没一起出去了。”

我点了点头。

她笑了一下，然后靠回我肩膀上，闭上了眼睛。

我看着她的脸，听着她的呼吸，突然想起一件事。

去年过年，她给我买了一件新衣服，红色的。我说我都多大年纪了还穿红的，她说，红色喜庆，过年就要穿红的。

我没穿。

那件衣服现在还在衣柜里挂着，吊牌都没拆。

我突然想，明天我应该穿上那件红色的衣服。

跟她出去走走。

去哪里都行。

只要不是殡仪馆。

第二天早上，我换上了那件红色的羽绒服。

我老婆看见我穿上，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今天怎么想通穿这个了？”她问。

“过年要穿红的，喜庆。”

“现在才二月，年早过完了。”

“没过完。”我说，“我说没过完就没过完。”

她没再说什么，挽着我的胳膊出了门。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有一点风，但不冷。我们去逛了公园，看了花展，还去吃了一顿火锅。她点了一大桌子菜，我说太多了吃不完，她说吃不完打包，明天接着吃。

吃饭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

“记得。”我说，“在你家楼下，你妈把你推出来的。”

“我妈说，这个小伙子老实，你跟他处处。”

“然后你就跟我处处了。”

“对。”她笑了，“处处就处处，就处了一辈子。”

“还没一辈子呢。”

“快了。”她说，“再过二十年，就是一辈子了。”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喉咙有点堵。

二十年后，她还在我身边，我也还在她身边。

这就是一辈子。

吃完饭，我们沿着河边散步。河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阳光照上去，闪着细碎的光。她挽着我的胳膊，走得很慢。

“李默。”她突然叫我的名字。

“嗯？”

“如果有一天，我比你先走，”她说，“你别把我放在冷藏柜里。”

“你说什么呢。”

“我是认真的。”她说，“我怕冷。”

“你不会的。”

“万一呢。”

“没有万一。”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种很认真的东西。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把我火化了，然后带着我的骨灰，去咱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地方，撒在那里。”

“撒在那里干什么？”

“这样我就能一直等你。”她说，“等你来找我。”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

阳光落在她脸上，把她眼角的皱纹照得很清楚。她的头发里夹着几根白丝，在光下闪闪发亮。

“好。”我说，“如果真有那一天，我就把你撒在那里。”

“然后呢？”

“然后我每年都去看你。”

“带什么？”

“带你喜欢吃的。”

“我喜欢吃什么？”

“韭菜鸡蛋饺子。”

她笑起来，笑得眼睛弯弯的。

“对了。”她说，“你记住了。”

“记住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也睡得很沉。

没有做梦。

或者说，做了一个梦，但醒来之后什么都记不得了。

只记得梦里好像有人笑，笑声很轻，很暖和。

第二天上班，老周又递给我一张单子。

“今天两趟，一趟医院的，一趟家里的。”

“什么情况？”

“医院那个是癌症，拖了一年多，家属都准备好了。家里那个是老人，九十多了，早上发现的，家人都在。”

我接过单子，看了一眼。

医院那个，名字叫刘建国，六十七岁，肺癌。

家里那个，赵素珍，九十三岁，寿终正寝。

“行。”我说，“我去。”

我开着车出了门。

天还是那个天，路还是那条路。殡仪馆的墙还是灰扑扑的，门口那棵老槐树还是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双干枯的手。

但今天，我觉得一切好像有点不一样。

说不清哪里不一样，就是觉得，天好像更蓝了一点，风好像更轻了一点，连车上的灰，好像都顺眼了一点。

我去医院接了刘建国，又去赵素珍家里接了她。两趟活都很顺利，家属都在，哭也哭了，该说的也说了，该办的也办了。

我把他们送回殡仪馆，登记，编号，放进冷藏柜。

关上抽屉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然后我对着那个抽屉，轻轻说了一句话。

“走好。”

说完之后，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干了十二年，这是我第一次，对着一具遗体说“走好”。

以前从来没说过。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

但今天说出来了。

我站在冷藏室里，看着一排一排的抽屉，忽然觉得，这些抽屉里躺着的，不只是一个个编号，不只是一个个名字，不只是一个个已经熄灭的生命。

他们是某人的父亲，某人的母亲，某人的丈夫，某人的妻子，某人的孩子。

他们被人爱过，也爱过别人。

他们来过这个世界，留下了痕迹。

即使那些痕迹很淡，淡到几乎看不见。

但终究是存在过的。

我从冷藏室里出来，站在门口，点了一根烟。

阳光照在我身上，暖洋洋的。

我掏出手机，给我老婆发了一条微信。

“晚上想吃什么？”

她很快就回了。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我想了想，打字：“那我做红烧排骨。”

“你上次做糊了。”

“这次不会。”

“行，我等着。”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把烟抽完，踩灭。

然后我转身，走回值班室。

老周看见我进来，说：“老李，你今天好像不太一样。”

“哪不一样？”

“说不上来。”老周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说，“你今天好像笑了。”

“我天天笑。”

“不一样。”老周摇了摇头，“以前你笑，眼睛不笑。今天你笑，眼睛也笑了。”

我没接话。

老周又说：“是不是有什么好事？”

“没什么好事。”我说，“就是想开了。”

“想开了什么？”

“想开了，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对。”他说，“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窗外的天很蓝，阳光很好。

我坐在值班室里，等着下一趟活。

下一趟活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等它来的时候，我会穿上工作服，拿上工具箱，开着那辆糊满泥的殡仪车，去接某个人回来。

然后把他放进冷藏柜，关上抽屉，说一声“走好”。

然后回到家，换上拖鞋，坐在沙发上，等着我老婆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问我一句“回来啦”。

然后我说：“嗯，回来了。”

这就是日子。

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那天下午，没有新的活儿。

我坐在值班室里，翻着那本厚厚的记录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每一页都是一个名字，一个年龄，一个死因。有些名字后面，还有人认领，有些没有。认领的，火化之后被家属带走，安葬在某块墓地里，逢年过节有人烧纸，有人献花。没认领的，骨灰存在殡仪馆的架子上，编号代替了名字，一存就是好几年。

老周走过来，递给我一杯茶。

“看什么呢？”

“看记录。”我说，“这些年接了多少人，我记不清了。”

“你不用记。”老周说，“没人会记这个。”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看？”

我想了想，说：“想记住几个。”

“记住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我说，“就是想记住。”

老周没再问，坐回自己的位置上，戴上老花镜，开始看报纸。

我继续翻记录本。

翻到三年前的一页，上面写着：无名氏，男，约四十岁，流浪人员，冻死，无人认领。

翻到五年前的一页，上面写着：王晓燕，女，二十七岁，自杀，家属拒领。

翻到八年前的一页，上面写着：陈国栋，男，七十五岁，独居，死因不明，无人认领。

每翻一页，都有这样的人。

没有名字，没有家属，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墓碑。

他们安静地来，安静地走，安静地被遗忘。

我把记录本合上，放在桌上。

窗外的天渐渐暗下来，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透过窗户，照在桌面上，照在那本记录本上。

该回家了。

我换上便服，把工作服叠好，放进柜子里。然后跟老周打了个招呼，出了门。

走到停车场的时候，我看见小刘在洗车。

他拿着水管，对着那辆殡仪车冲，水花四溅，泥点子顺着车身流下来，在地上汇成一条浑浊的小溪。

“小刘，你干什么呢？”我问。

“洗车啊。”小刘说，“这车太脏了，看不下去。”

“这车不洗。”

“我知道。”小刘说，“但我觉得，该洗洗了。”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

“李哥，你说这车从来不洗，是怕把晦气洗到别处去。”小刘说，“但我今天想了想，觉得不对。车上的泥，是咱们走过的路，是接过的每一个人留下的痕迹。洗掉它，不是洗掉晦气，是洗掉咱们心里那层灰。”

他顿了顿，又说：“这车该洗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你说得对。”我说，“该洗了。”

小刘笑了，继续拿着水管冲车。水花在路灯下闪着光，像碎银子一样。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家走。

走出殡仪馆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那辆洗干净的殡仪车停在院子里，车身上反射着路灯的光，比平时亮了很多。

我笑了笑，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老婆正在厨房里忙活。听见开门声，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脸上沾着面粉，手里拿着擀面杖。

“回来啦？”她问。

“嗯，回来了。”

“洗手吃饭。”

“好。”

我洗了手，坐在餐桌前。

她端上来一盘饺子，热气腾腾的。韭菜鸡蛋馅，皮擀得很薄，馅塞得很足。

“尝尝。”她说，“今天新学的，加了点虾皮。”

我夹了一个，咬了一口。

“好吃吗？”

“好吃。”

她笑了，坐在我对面，也夹了一个。

我们俩对坐着，吃着饺子，电视里放着晚间新闻，声音不大不小。

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亮着，一盏一盏的，像天上的星星。

“李默。”她突然叫我。

“嗯？”

“你说，人死了之后，会去哪里？”

“不知道。”

“你不是干这行的吗？”

“干这行也不一定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不知道他们去哪里。”

她想了想，说：“我觉得，他们会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一个不用再等的地方。”

我看着她。

她继续说：“活着的时候，总要等。等长大，等人，等车，等天亮，等天黑，等一个人回来。死了之后，就不用等了。”

“那挺好的。”

“对。”她说，“挺好的。”

吃完饭，我洗碗，她收拾桌子。然后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一个综艺节目，里面的人笑着闹着，声音很大。

她靠在我肩膀上，慢慢睡着了。

我看着她，看着她眼角浅浅的皱纹，看着她微微张开的嘴唇，看着她胸口一起一伏的呼吸。

她还活着。

我也还活着。

活着，就有很多事要做。

要吃饭，要睡觉，要上班，要洗车。

要记得给闹钟换电池。

要记得穿红色的衣服。

要记得跟她说，饺子很好吃。

要记得，活着的人，要好好活着。

我把电视关掉，轻轻把她抱起来，抱回卧室，放在上，给她盖好被子。

她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着了。

我站在边，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我走到客厅，打开衣柜，把那件红色羽绒服拿出来，仔细地掸了掸灰，挂回原处。

明天还要穿。

后天也要穿。

以后都要穿。

因为她说，红色喜庆。

喜庆的日子，就要穿红色的衣服。

我关上柜门，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城市。

远处的霓虹灯还在闪着，把夜空染成浑浊的橘红色。近处的路灯下，有个人牵着一条狗，慢慢地走着。狗走得很慢，尾巴一摇一摇的。

我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然后慢慢吐出来。

烟雾在窗户玻璃上散开，模糊了外面的灯光。

我忽然想起那个闹钟。

老张那个闹钟，停在三点十五分。

他女儿给他买了个新闹钟，放在他旁边，让他带到另一个世界去。

我不知道另一个世界有没有时间。

如果有的话。

希望那个新闹钟，永远不要停。

永远不要停在，凌晨三点十五分。

那个全世界都在睡觉，只有你一个人醒着的时刻。

我把烟掐灭，转身回了卧室。

我老婆还在睡觉，呼吸很轻。

我躺在她旁边，闭上眼睛。

明天，还会有新的活儿。

还会有新的人，等着我去接。

还会有新的故事，等着我去听。

还会有新的闹钟，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时刻。

但没关系。

因为我知道，不管接多少人，走多少路。

最后，我都会回到这里。

回到这间屋子，回到她身边。

然后跟她说一句。

“我回来了。”

这就是日子。

日子就是这样。

一天一天地，活下去。

直到有一天，我也成为记录本上的一行字。

那个时候，我希望有人能记得我。

哪怕只记得一点点。

哪怕只记得，我曾经是一个接尸人。

一个开了十二年殡仪车，从来不洗车的人。

一个在冷藏柜前说过“走好”的人。

一个终于学会了穿红色衣服的人。

这就是我。

我叫李默。

一个接尸人。

这就是我的故事。

也是所有人的故事。

因为所有人，最终都会变成同一个东西。

一具身体，一个裹尸袋，一个编号，一个抽屉。

然后，是一堆灰。

但在变成灰之前。

还是要好好活着。

好好地，穿着红色的衣服。

好好地，吃着饺子。

好好地，爱着身边的人。

好好地，说每一句“走好”。

好好地，过每一天。

哪怕这一天，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哪怕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哪怕这一天，只是坐在值班室里，翻着一本记录本，喝着一杯热茶，等着下一趟活儿。

那也是好的一天。

因为你还活着。

活着，就是好的一天。

窗外，天亮了。

阳光照进来，落在被子上，暖洋洋的。

我睁开眼睛。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