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项英有何作为？陈毅直言：红军的命运全寄托于他

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追随着那支浩浩荡荡西去的队伍。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他们身后的南方八省崇山峻岭之间，还有一群人被留了下来。

他们没有大部队可以依托，没有后方可以补给，甚至连一部电台都很快失去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清剿"，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正在向他们收拢。

领导这群人的，是一个叫项英的人。三年之后，当这些被外界以为早已覆灭的游击队重新走出深山，集结成一支崭新的新四军时，陈毅说了一句话：红军的命运，全寄托在项英的勇气和忠诚上。

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场面话？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到那段九死一生的岁月里去。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天空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出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着走。

中共中央在转移前夕做出了一个极其艰难的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由项英担任分局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陈毅担任主任。

他们的任务是：率领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共约1.6万余人，留守中央苏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并就地坚持斗争。

项英接下了这副千钧重担。他指挥红二十四师和各军区独立团接替主力红军防务，严密封锁行动消息。10月17日，主力红军从10个渡口南渡贡水突围西去时，项英命令赣南军区各部分头出击，在安远、信丰、南康等地牵制骚扰敌人，有力掩护了主力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但掩护主力只是第一道关。主力走后，国民党很快发现苏区仍有正规红军。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压来，到12月，中央根据地已被压缩到南北百里、东西六七十里的狭小三角地带。

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任务像一道绳索束缚着他的手脚，他把希望寄托在主力远征大捷、回师反攻之上，迟迟没有完成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型。

这是项英后来自己承认的"严重错误"。但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认识到错误并不等于来得及纠正。当他终于下定决心分兵突围时，留守部队已付出了惨重代价。

转折发生在1935年2月。遵义会议之后，长征途中的中央两次来电指示："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指定项英、陈毅、贺昌等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项英为主席。接到这份电报后，项英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部署红军分九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

突围之战是残酷的，也是血腥的。贺昌在突围中举枪自尽，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

项英在发完给中央的最后一份电报后，下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带着陈毅和两百多名战士开始了生死未卜的转移。从此，他们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

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项英和陈毅化装成老百姓，由地下党员曾纪财带路，翻山越岭，终于在1935年3月底抵达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与赣粤边特委会合。

身边只剩下几百人，没有电台，没有后方，不知道中央在哪里。唯一确定的是，国民党的大军正在合围。一切，要从零开始。

1935年4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为"长岭会议"，它的意义在于，为接下来三年的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会议制定了二十个字的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将赣粤边的红军游击队分成五块游击区，化整为零，分散开展游击战争。

这个方针意味着一种彻底的转变：不再幻想正面抗衡，不再等待主力回援，把活下去本身当作最大的胜利。

项英在会上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深刻判断——敌强我弱到如此悬殊，脱离群众就等于自取灭亡。他后来写道："我们深知没有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就不能进行坚持的游击战争，群众是我们游击战争的基础。"

方针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的艰苦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国民党对南方游击区的"清剿"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甚至放火烧山、投毒水源。

项英后来回忆说："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在得到警告几分钟以后就得准备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

陈毅后来向美国外交官谢韦思描述那段日子时，用了一句极其简短却令人心惊的话："我们像野兽一样生活。"

饥饿是最大的敌人之一。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粮食、食盐、药品全部断绝。游击队员常常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有时候连续几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冬天的赣粤边山区寒风刺骨，战士们衣衫褴褛，却不敢生火取暖，因为一缕炊烟就可能招来敌人的搜山部队。

比物质上的匮乏更危险的，是内部的叛变。

1935年5月，原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这个曾经与项英、陈毅共事的高级军官，被广东军阀陈济棠封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他向敌人献计说："现在赣南的'共匪'，官最大的是项英和陈毅。我和他们共过事，是他们的参谋长，知道他们的特点和爱好，有办法把他们抓到。"

1935年10月，龚楚率特务队伪装成"红军游击队"，潜入北山，企图一举端掉赣粤边游击区的指挥机关。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北山事件"。龚楚利用叛变的交通员引路，在丹眉坑设伏截杀了游击队侦察班，然后直扑天井洞。

幸运的是，游击队小队长刘矮牯拼死抵抗，为项英、陈毅争取了撤退时间。但这次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人员损失和心理冲击，连自己的参谋长都能叛变，还有谁可以信任？

项英的应对方式体现了他在极端压力下的判断力。他迅速调整了部署，进一步缩小活动范围，加强内部甄别，同时把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战士们如何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周旋。

他提出的游击原则非常朴素却极其实用：不硬打强敌，采用袭击动作和"打圈子"的方式反击敌人的"清剿"，以保存有生力量为根本。

1936年冬天，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四十六师围困长达二十天。在丛莽间辗转腾挪、几乎绝望的时刻，陈毅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而在陈毅被围的那些日子里，项英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和营救。在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正是项英的坚持，才使得这支分散在八省崇山峻岭中的零星力量，没有彻底溃散。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项英的腰上，始终绑着一捆从瑞金带出来的金条，那是全党的活动经费。三年里，无论多么饥寒交迫，他没有动过一分一厘。

这笔钱后来完整地交到了组织手中。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月里，这份对组织的忠诚和自律，不是靠制度约束出来的，而是靠信念支撑起来的。

彭真后来评价说："我们共产党二十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红军长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

能把南方三年游击战与长征、东北抗联相提并论，足以说明这段历史的分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中国上空最后的寂静。全面抗战爆发，国共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但对于藏在赣粤边深山里的项英和陈毅来说，这个消息来得并不容易。由于与中央已经断联两年多，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37年秋天，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各种渠道，重新与隐蔽在山林中的项英取得了联系。

接到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指示后，项英面前又摆上了一道极其棘手的难题：如何把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互不联系的各支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完成改编？

这件事的难度，远比外人想象的要大。三年分散游击，各支部队之间完全失去了横向联络。有的游击队只有几十人，藏在某座山头上。

有些干部战士对国共合作的消息根本不敢相信，过去三年里，敌人不止一次用假消息引诱游击队下山然后围歼。要说服这些九死一生的人走出山林，绝不是一道命令就能解决的事。

项英和陈毅分赴各游击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做工作。项英在谈判桌上展现了过人的坚定，始终咬住一条底线：游击队可以改编，但绝不能被吞并；必须保留共产党的独立领导。

国民党方面一心想着收编，碰上项英这块硬骨头，半点便宜都占不到。陈毅后来评价说："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1937年9月，项英终于在南昌发出了给延安的电报，恢复了与中央中断两年多的联系。10月12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

接下来，项英和陈毅完成了一项近乎奇迹的工作：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把分散在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共计10300余人，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了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

一万多人，这个数字放在大战中微不足道。但这些人是从几十万敌军的铁桶合围中，靠草根树皮和坚定信念熬过三年的幸存者，这个数字的分量就完全不同了。

每一个人，都是一颗从血火中保存下来的革命种子。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还特别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

这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评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见过项英之后，留下了一句极为生动的评语："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项英不是一个完美的领导人。在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的过程中，他曾经犹豫过、延误过，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在认清形势之后，他表现出的果断、坚韧和自律，足以让后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