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伟在意大利的日子过得相对简单,他一度以为美国那边的那场官司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直到自己被押下休斯顿的舷梯时,才真正明白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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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正下着雨,他身上穿着一件灰色夹克,两个联邦探员一左一右架着他,手铐勒得手腕子发红,连鞋带也被抽走了。他后来跟律师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当时还觉得这应该是一场误会,心里想着只要把事情解释清楚,就能回家。
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挺镇定,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英语虽然磕磕巴巴的,但好歹能说上几句,想跟检察官把事情讲明白。可后来案卷变得越来越厚,九项重罪指控直接砸了下来,每一项的后面都写着“十年以上”这样的字样。
他翻看起诉书的时候手指都在发抖,很多术语看不太懂,但“电汇诈骗”“洗钱”“身份盗窃”这几个词反复出现在眼前。律师跟他说,每一项单独算的话,叠加起来足够让他坐上一辈子牢。
从自信到清醒,这个过程花了他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他不再跟狱友吹牛了,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盯着天花板回想自己到底哪一步走错了,想不明白为什么隔着大半个地球的事情,能把他拽进这个铁笼子里。
认罪协议被摆在了桌上,他盯着那份文件看了整整三天。如果签了,就能离开这个地方,但得承认自己是个骗子。回国以后亲友会怎么看他?女儿在学校里会不会被人指指点点?要是不签,就得熬上十年甚至更久,到时候能不能活着出去都是个问题。
他老婆寄来一封信,信上说“黄金营救期”已经关上了,只能靠他自己选。她没有逼他,只说了一句“不管你选什么,我都等你”。
这封信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趴在桌上哭,眼泪把信纸都泡皱了。想起在意大利跟老婆视频的时候,女儿在屏幕那头喊爸爸,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可现在,连女儿上几年级都快记不清了。
认罪协议带来的困境,实际上就是尊严与活命之间的选择。签了,尊严没了但能活下去;不签,尊严还在但可能活不了。他问律师有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律师摇了摇头,说只有两条路。
他后来听说了,类似的案子十个里面有八个都会签,不是因为有罪,而是因为耗不起。在异国的监狱里,语言不通,连吃饭都很难适应。有人吃不惯面包,三个月瘦了三十斤。他觉得自己挺能扛的,但扛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他不想签,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凭什么要认罪。可又怕自己扛不住,怕老婆撑不下去。女儿才七岁,要是真坐十年牢,闺女都十七岁了,那十年拿什么来补?
他想起爷爷说过的话:做人要硬气,心里得有一根线,不能碰。他不知道自己的这根线还在不在,但他清楚,一旦签了,这根线就断了。
休斯顿的夜晚黑得彻底,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他躺在地铺上,听着隔壁打呼噜的声音,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还在意大利的阳台上晒太阳喝咖啡。那个画面越来越模糊,但他还是拼命地想着。
他告诉自己,再长的夜也会亮起来,这话没什么根据,就是心里头的一个念头。他不想说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天亮不亮,得等到了才知道。
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有活着,等那封信,等一个消息。老婆说会一直等他,他也得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管它什么认罪协议,管它什么九项重罪,先把今天熬过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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