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坚守科学，哪怕科学对某些人来说是不便的真相。”2017年，时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乔治敦大学这样告诉学生。这句曾被视为医学伦理基石的话，在周三的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被另一句话反复替代：“根据律师的建议，我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的权利，恭敬地拒绝回答。”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样的画面都算不上体面，但观察者得出的结论几乎完全取决于各自的立场。批评者眼中，福奇听起来像极了黑帮片里拒绝开口的角色；而在支持者那里，这位传染病专家依旧是一位拒绝踏入“陷阱”的英雄。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参议员玛吉·哈桑甚至在听证会上当面称赞福奇拒绝回答国会提问的做法。
援引不自证其罪的特权无疑是福奇的合法权利，许多人也建议他这样做。这一特权可以出于战略考虑而被使用，并不等同于存在犯罪嫌疑。更何况，总统拜登在最后一刻给予了他赦免，这意味着他在听证会上任何不实陈述都可能被用来对他发起刑事指控。但福奇的情况与许多过去引用该权利的证人不同——他曾在无数次听证会上作证长达数天，也曾在无数采访中谈论过这些问题。他之所以对这场听证会心存恐惧，是因为他私人日记中所记录的内容，与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之间，浮现出令人震惊的矛盾。
许多人会问，福奇为什么就不能“坚守科学”，解决这些矛盾。事实是，面对他自己日记中那些“不便的真相”，他很难自圆其说。福奇在开场陈述中毫不掩饰对“未经编辑的日记”被曝光一事的愤怒，但这些新证据显示，他在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武汉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将其与正在蔓延的危机联系了起来。日记还显示他反复提及该实验室的功能增益研究，并淡化“湿市场”作为病毒真正起源的可能，转而将其视为一个“放大器”。
让福奇更加难堪的，是日记中承认他推动关闭学校的记录，而这与他公开否认曾经建议关闭学校的说法完全相悖。他的日记内容显示，他曾说服包括时任纽约市长白思豪、加州州长纽森的幕僚等人做出关闭学校的决定，并且将功劳归于自己。如今，这些文字如同他自己写下的一份份证词，在听证会上替他“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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