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当众把我9万月薪改成0.18元，我平静接受，三天后百亿专案

楔子

那串数字从投影幕布上砸下来的时候，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滴水的声音。九万，小数点，一八，再乘以十二个月，就是一百零八万。我知道这个数字，那是我在这家公司熬了七年拿到的年薪。但此刻它被一条红色的横线划掉，旁边用加粗的宋体写着0.18元。董事长周国梁站在幕布前，手里的激光笔红点戳在我胸口的位置，像一把烧红的匕首。他说，林峰，公司现在困难，全员降薪，你是高层，得以身作则。会议室里二十几号人，没人抬头看我，但我知道他们都在等，等我拍桌子，等我摔门，等我像从前每一次被触到底线时那样暴跳如雷。可我那天只是站起来，把面前的矿泉水瓶拧紧，然后点了点头，我说好的，周董，我接受。三天后，一份关于城东旧改项目的百亿专案静静地躺在我邮箱里，发件人是我自己，收件人也是我自己，发送时间是三年前的今天，而那份专案的执行总裁签名栏，至今空白。

林峰把车停在老小区第三棵梧桐树底下的时候，雨刮器刚好把一片枯叶推到挡风玻璃边缘。他熄了火，没有立刻下车，后视镜里映出他自己的眼睛，眼白里有血丝，是从昨晚那份财务报表上一直带出来的。母亲打来第三个电话的时候他才接起来，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说你弟媳又把厨房的墙砸了，说是要改开放式，可那堵墙后面是你爸当年亲手砌的壁龛。林峰听着，手指在方向盘上轻轻敲了两下，他说妈，让她砸吧，那套房子迟早是她的。母亲在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挂了电话。林峰知道她不是生气，她只是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因为那套八十平的老房子在拆迁名单上挂了五年，每平米估价从两万涨到四万五，而他的弟弟林涛结婚后就住在那里，弟媳王莉隔三差五就要搞一次装修，每搞一次，墙就薄一层，母亲的心就跟着薄一层。

他上楼的时候在二楼转角撞见了对门张姨，张姨手里拎着一袋橘子，看见他就把袋子往他怀里塞，说小林啊你妈这两天血压又高了，你劝劝她，别总跟儿媳妇置气。林峰把橘子接过来，说张姨您留着吃，我妈那儿有我。张姨叹了口气，说你们家的事儿啊，里里外外都是钱闹的，可钱这东西，多了是祸，少了也是祸。林峰笑了笑没接话，继续往上走，到了五楼自家门口，钥匙还没插进去就听见里面王莉的声音，尖尖的，像指甲刮玻璃，她说妈您别怪我不讲理，这房子写的是林涛的名字，我想怎么装就怎么装，您要是看不惯，您搬到大儿子那儿去住啊，他不是一个月挣九万吗。林峰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门开了，屋里三个人同时转过头来，母亲坐在沙发上攥着遥控器，林涛站在厨房门口系着围裙，王莉手里举着一把腻子刀，墙上果然豁开了一个大口子，露出里面红砖和水泥缝隙里嵌着的一块蓝白瓷片，那是父亲生前从景德镇带回来的，他说这瓷片能保佑一家人团团圆圆。

他走进门，王莉的腻子刀放了下来，嘴却没停，说大哥你回来得正好，你给评评理，这房子我们住了八年，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我想扩一下怎么了。林峰把橘子放在鞋柜上，弯腰换鞋，动作很慢，慢到王莉的声音自动低了下去。他直起身来看着那个豁口，说王莉，你想扩就扩吧，但那块瓷片给我留着。王莉愣了一下，说一块破瓷片值几个钱。林峰没回答她，转头看向母亲，说妈，我今天把工作辞了。母亲手里的遥控器啪嗒掉在地板上，林涛手里的锅铲也停了，王莉的嘴张成一个o型，整个屋子只剩下窗外雨打在空调外机上的嗒嗒声。林峰走到母亲身边坐下，捡起遥控器递回她手里，说不是辞，是降薪了，降到一块八毛八，哦不对，是零毛零分零角，准确说是零点一八元。他笑了，自己也觉得荒唐，可那笑挂在脸上像一张揭不下来的面具。

那天晚上林峰睡在母亲隔壁的小房间里，床是父亲生前睡的硬板床，被子上有樟脑丸和旧棉花混在一起的味道。他翻了个身，床板吱呀响了一声，隔壁传来母亲压抑的咳嗽声，一下一下的，像有人拿小锤子敲他的太阳穴。他闭上眼，眼前全是那串数字，九万，零点一八，还有三年前那个深夜，他在公司加班写那份城东专案时窗外的月亮，又圆又大，像一枚银元钉在天上。那时候周国梁拍着他的肩膀说小林啊，这个项目要是拿下来，你就是公司的功臣。他那时候信了，所以他写方案、跑关系、做测算，整整三个月没回家过周末，连母亲做手术都是林涛签的字。可专案交上去的第二天，周国梁就把它锁进了保险柜，说时机不成熟。三天前那个会议室里，林峰看着周国梁的眼睛，忽然就明白了，时机永远都不会成熟，因为那个专案一旦启动，真正拿大头的人不会姓周，而周国梁这一辈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比他拿得多。

第二天一早林峰是被砸墙声吵醒的，王莉请的装修工七点就上门了，电钻嗡嗡响着，整栋楼都在抖。他穿好衣服走出房间，看见母亲坐在客厅沙发上，面前摆着两碗白粥和一碟酱菜，母亲的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把粥往他那边推了推。林峰坐下来喝粥，酱菜是父亲腌的，玻璃瓶里还剩最后一截萝卜皮，他夹起来咬了一口，咸得发苦，可他还是嚼碎了咽下去。王莉从厨房探出半个身子，说大哥，你那个零点一八元的工作还干不干了，不干的话正好，你弟说想开个早餐店，缺个帮手。林涛在旁边扯了扯王莉的袖子，被王莉一把甩开。林峰把粥喝完，用纸巾擦了擦嘴，说干，怎么不干，零点一八也是钱。他站起身往门口走，经过那个豁口的时候停了一步，那块蓝白瓷片被工人扔在脚边的水泥袋上，他弯腰捡起来揣进兜里，然后出了门。

他开车去了公司，但没进写字楼，把车停在地下车库负三层最角落的位置，熄了火，掏出手机打开邮箱。那份百亿专案还在，他三年前写的东西，每一个数字每一行条款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城东那块地皮现在的估值比他写的时候翻了一倍，而周国梁上个月刚跟城投的人吃过饭，照片被人发在行业群里，三秒钟就撤回了，但林峰截了图。他知道周国梁在等什么，在等那个专案里唯一没有签字的执行总裁落笔，而那个人三年前是他林峰，三年后还是他林峰，只是周国梁以为他林峰现在值零点一八元了，就该乖乖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功劳拱手让人。林峰把手机屏幕摁灭，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地下车库的通风管嗡嗡响着，像巨大的蜂巢。他想起母亲昨晚在隔壁床上翻来覆去的声音，想起王莉说一块破瓷片值几个钱时撇嘴的表情，想起周国梁在会议室里举着激光笔的样子，那红点戳在他胸口，烫出一个洞来，洞里慢慢长出一颗新的心脏，那颗心脏跳动的节奏跟三年前写专案那晚窗外的月亮一样，又慢又沉。

第三天傍晚林峰接到一个电话，号码没存，但他认得那串尾号，是周国梁的私人助理小郑。小郑在电话里说林总，周董请您明天上午九点到办公室来一趟，说是关于城东那个旧改项目的事情。林峰嗯了一声，说好的，小郑，我知道了。挂了电话他看着窗外，雨停了，天边烧着一片火红的晚霞，把对面那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映得像一面面铜镜。他摸了摸裤兜里那块蓝白瓷片，棱角硌着掌心，有点儿疼。他走进母亲的房间，老人正坐在窗前看晚霞，背影佝偻着，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树。林峰在她旁边坐下，说妈，你记不记得爸走那年说的那句话。母亲转过头看他，眼睛浑浊但亮，说哪句。林峰从兜里掏出那块瓷片，蓝白的釉面上有一道细小的裂纹，他说爸说，瓷片碎了可以再粘，人心碎了就粘不回来了。母亲看了他很久，然后伸手摸了摸那片瓷，说那你现在的心碎没碎。林峰把瓷片放在母亲掌心里，说碎了，但我在粘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林峰准时出现在周国梁办公室门口，西装是昨天特意送去干洗的，领带是母亲十年前送他的生日礼物，藏青色暗纹，打了七年没换过。他敲门进去，周国梁坐在那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正是那份百亿专案。周国梁抬起头来笑，眼角的皱纹堆成一团，说小林来了，坐坐坐。林峰在他对面坐下，周国梁把专案推过来，说这个项目现在要启动了，董事会决定还是由你来负责执行，毕竟当初是你写的方案嘛。林峰接过文件，翻到最后一页，执行总裁签名栏还是空白的，他抬头看周国梁，说周董，我的月薪还是零点一八元吗。周国梁的笑僵了一秒，随即更热情地堆上来，说那当然是玩笑话，公司现在缓过来了，你的待遇恢复原样，另外项目奖金另算。林峰点了点头，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支钢笔，拧开笔帽，在签名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周国梁的笑容刚要舒展，林峰却把文件合上，又推了回去，说周董，我签的是我自己的那一份，您手上这份，我觉得应该由城投集团派来的监督代表签，您说呢。周国梁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很精彩，像打翻了调色盘，红白青紫依次闪过，因为他知道，三年前他锁起这份专案的时候，城投那边就换过一任负责人，而新来的那位，跟他周国梁在酒桌上拍过三次桌子。

林峰走出写字楼的时候太阳正烈，他眯着眼睛站在台阶上，手机响了，是林涛发来的微信，说哥，王莉把厨房砸完了，墙里面掉出来一个铁盒子，里头有一张存折，是爸的名字，上面有十六万，妈说是爸留给你的。林峰站在那儿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阳光把手机屏幕晒得发烫，他回了一个字，嗯。然后他拨了母亲的电话，响了两声就接了，那头母亲的声音很平静，说峰啊，你爸走之前跟我说，那笔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可你这七年光顾着工作了，连个女朋友都没谈。林峰对着电话笑了一声，喉咙里却堵着什么，他说妈，那钱你留着养老，我这儿有。母亲在那头沉默了一下，说你那零点一八元能养什么老。林峰站在台阶上仰起脸来看天，天蓝得像一块新染的布，他说妈，不是零点一八了，今天我签了个大单，百亿的项目。母亲在那头轻轻哦了一声，然后说那你也别忘了吃饭。林峰说好，挂了电话他走下台阶，裤兜里那块瓷片还在，他掏出来对着太阳看了看，裂纹在光线下像一道金色的闪电，而他忽然想起来，父亲当年从景德镇带回来的其实是一对瓷片，另一块早在他和林涛小时候打架时摔碎了，父亲把碎片粘好了放在壁龛最里面，说等你们长大了就明白，有些东西碎了粘起来比原来更结实。

那天晚上林峰回家的时候，王莉破天荒给他盛了一碗汤，排骨炖莲藕，汤面上飘着油花。王莉说大哥，今天那个装修工跟我说，那块瓷片是民国时候的老物件，值好几万呢，还好你收起来了。林峰端着汤碗看了她一眼，说你想要啊。王莉讪讪地笑了笑，说不想要不想要，那是爸留给你的。林涛在旁边扒拉着米饭，小声说哥，那个早餐店的事儿我算了算，还差五万块启动资金。林峰把汤喝完，碗放在桌上，他站起来走到那个已经扩大了一倍的厨房门口，新的瓷砖贴了一半，露出一截旧墙皮，他伸手摸了摸，然后回头说，存折上的十六万，你跟妈一人一半，早餐店开起来，算我一股。王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林涛的筷子停了，母亲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走廊那头，隔着整个客厅看着林峰，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灯下一闪一闪的。

林峰回到自己那个小房间，关上门，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他签过字的专案副本，压在枕头底下。他躺下来，床板还是吱呀响，隔壁母亲的咳嗽声还是轻轻的，但今天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远处敲一面温柔的鼓。他闭上眼，三年前那个写专案的深夜又浮上来，窗外的月亮还是那么大那么圆，但这一次他看清了，那月亮旁边还有一颗星，很暗，可一直亮着。他想等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要给城投那位负责人打个电话，约个饭，不带周国梁。然后他要带母亲去医院看看血压，再给林涛的早餐店选个门面，最后把剩下那半块瓷片从壁龛深处挖出来，找个师傅镶在一起，就镶在他新办公室的墙上。至于周国梁今天那张五彩斑斓的脸，他决定把它放进记忆深处那个叫"算了"的抽屉里，因为有些仗打赢了不值得庆贺，但有些人守住了就值得余生慢慢回味。

他翻了个身，裤兜空了，瓷片已经给了母亲，但掌心里那道棱角的印子还在，浅浅的，像一句没说完的话。窗外有晚风吹进来，带着雨后泥土的潮气，林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那床硬板床今天好像没那么硬了，他合上眼，嘴角有一丝很淡很淡的笑意，像一碗白粥面上凝住的那层米油，不声不响，但实实在在的，暖着。

周国梁在办公室里枯坐了一整个上午，那份被推回来的专案摊在面前，最后一页上林峰的签名笔迹干透，墨色沉甸甸地陷进纸纤维里，像一粒钉死的铆钉。他伸手摸了摸那个签名，指尖触到微微凸起的笔痕，忽然想起七年前在人才市场里第一次见到林峰的样子，那时候这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简历上写着上一家公司破产清算的通知，眼神却亮得不像个失业的人。周国梁当时就动了心思，把林峰招进来，从项目助理开始带，一步步提到副总的位置，他以为这根苗子长在自家院子里，再高也高不过墙头。可今天林峰从这把椅子上站起来走出去的时候，腰板挺得比进来时还直，周国梁忽然觉得那面墙好像矮了一截，矮到他抬头就能看见墙外面那片天，而那片天上写着三个字，他不认识。

林峰没急着去约城投那边的人，他先开车去了老城区的菜市场，在卖活鱼的摊子前站了一会儿，挑了一条黑鱼，让摊主杀了片好。鱼贩子手里的刀刮过鳞片，哗哗的声响让他想起王莉装修用的腻子刀，他提着鱼走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碰到卖豆腐的老周，老周认识他，说你妈这两天没来买豆腐啊。林峰说血压有点高，在家歇着。老周从框里捡了两块嫩豆腐装进袋子里塞给他，说给阿姨炖汤喝，补钙的。林峰接过来道了谢，把豆腐和鱼一起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往回开。路上经过林涛看中的那间早餐店门面，红底白字的招租广告贴了三个月，风吹日晒的边角卷起来，像一张合不拢的嘴。他靠边停了一会儿，拨了广告上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中年女人，声音沙哑但干脆，说房租一年五万，押一付三，不讲价。林峰说我要租，下午带钱过来签合同。那头愣了一秒，说你是林涛的哥吧，他前两天来看过，我说五万五，你一来就变五万了。林峰笑了一声，说大姐您听出来了，那就五万五，不过您得帮我个忙，别跟我弟说是我出的钱。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了句你们家真有意思，行吧。

他到家的时候王莉正在擦新贴的厨房瓷砖，见他拎着鱼和豆腐进来，手上的抹布停在半空，嘴巴张了张，最后挤出一句大哥你买了鱼啊。林峰把鱼放进水槽里，豆腐搁在案板上，说中午炖个黑鱼豆腐汤，妈血压高得补蛋白质。王莉哦了一声，把抹布甩了甩水，走过来把鱼接过去，说我来弄吧，你这双手签大合同的，别沾鱼腥味儿。林峰站在那儿看她麻利地刮鱼腹里的黑膜，水龙头哗哗响着，她侧脸的轮廓在窗光里显得比平时柔和很多。他忽然想起王莉第一次进这个家门的时候，扎着一条马尾辫，手里拎着一箱牛奶站在门口喊他大哥，声音脆生生的，那时候她连炒个青菜都要问母亲放多少盐。八年过去，她把厨房的墙砸了又砌砌了又砸，把母亲气哭过好几回，可此刻她站在水槽前面切姜片的样子，倒有点像多年前那个小心翼翼的新媳妇。林峰没说话，转身进了母亲房间，老人靠在床头看一本泛黄的菜谱，封面上的油渍像一朵朵暗色的花。林峰在她床边坐下，说妈，我把早餐店门面租下来了，下午去签合同。母亲翻菜谱的手顿了一下，说你哪来的钱。林峰说爸留下的那十六万，我让林涛拿一半，剩下一半我帮他垫着，算我入股。母亲把菜谱合上，搁在膝盖上，看着他的眼睛说峰啊，你爸那笔钱是给你个人的。林峰伸手把菜谱拿过来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旧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站在景德镇窑口前面拍的，身后是一排刚出窑的瓷瓶，釉色蓝得像那天天上的云。他说妈，钱这东西给出去才叫钱，攥在手里就是一张纸，跟那份零点一八元的工资条没什么区别。

下午签完合同出来，他站在早餐店门口给林涛打了个电话，说你过来看门面吧，我租好了。林涛在电话那头半天没出声，最后瓮声瓮气地说了句哥，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林峰站在夕阳里，看着对面理发店的转灯一圈一圈转着，他说因为爸走的时候跟我说，大的要让着小的，你忘了那会儿你偷吃我藏在枕头底下的糖，我揍了你一顿，爸那天晚上第一次打了我手心。林涛在那头吸了一下鼻子，说哥，那糖其实是我偷了送给隔壁小花吃的。林峰笑了，笑得嘴角扯得有点疼，他说我知道，那糖是我故意放那儿的，我就想看你敢不敢偷。林涛也笑了，笑完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哥，早餐店开起来，赚了钱先还你。林峰说不用还，你每天早上给我留一碗豆浆就行，要现磨的，别掺水。挂了电话他站在路边，晚风把招租广告的残角吹起来啪嗒啪嗒响，他伸手把它撕下来揉成团扔进垃圾桶，那块玻璃门后面空空荡荡的，但林峰已经看见灶台摆在哪个位置了。

晚上黑鱼豆腐汤端上桌的时候，母亲从房间里走出来坐到主位上，王莉给她盛了一碗，汤面上撒着翠绿的葱花。母亲喝了一口，没说话，又喝了一口，眼角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她拿袖子蹭了一下，说咸淡刚好。王莉在旁边搓了搓围裙的下摆，说妈，咸了您告诉我，我下次少放点盐。林涛低头扒饭，耳朵根红红的。林峰坐在母亲左手边，喝着汤，听着厨房里新装的抽油烟机嗡嗡的底噪，忽然觉得这间八十平的老房子好像比昨天宽敞了一点。他想等城东那个项目真正落地了，他要在附近给母亲买一套带电梯的小两居，窗台上养几盆绿萝，厨房不用太大，够放一个砂锅就行。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他自己都愣了一下，因为过去七年他脑子里全是项目节点和利润回报率，从来没想过给母亲买房这件事，好像在她住在这间旧房子里是理所当然的，而她总有一天会离开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放下汤碗，看着母亲低头喝汤时露出的白发发根，忽然觉得那个理所当然很混蛋。

夜里他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隔壁母亲的呼吸声均匀了，不再咳嗽。他摸出手机打开邮件，城投那边新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静静地躺在通讯录里，那个名字他背熟了，叫陈建国，四十八岁，在城投系统里摸爬滚打了二十三年，以难缠出了名。周国梁跟陈建国在酒桌上拍桌子的那次，林峰也在场，陈建国拍完桌子站起来说周国梁你那个方案里利润分配比例不合理，要么改，要么这项目就烂在那儿。周国梁当时笑着敬酒，说陈局您说改咱就改，可改来改去三年过去了，方案上的数字换了三茬，那张利润表里的名头却始终没动过。林峰闭上眼在脑子里把那份专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每一个数字都像刻在骨头上的纹路，闭着眼也能描出来。他发现陈建国当年指出的那个问题，周国梁其实改过一版，但那版方案被锁在保险柜最底层，上面压着三份无关紧要的年度报告，而周国梁拿给他签的，还是最初那份利润倾斜严重的老版本。林峰在黑暗中睁开眼，天花板上有一道从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光，细细的，像一把开锁的钥匙。

第二天一早他给陈建国发了条短信，说陈局您好，我是林峰，城东旧改项目的原方案撰写人，方便的话想约您面谈一次，有些数据细节想当面核对。发出去五分钟，手机就响了，陈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粗粝得像砂纸，说林峰是吧，我知道你，三年前那份方案写得不错，可惜被锁起来了。林峰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梧桐树，说陈局，您看的还是第一版，后来周董让我改了一版，那份您没见过。陈建国在那头顿了两秒，说下午三点，我办公室，你带着那份新版来。林峰说好，挂了电话他转身回屋，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上的胶带已经发黄，里面装着那份被压在保险柜底层的方案。他抽出来翻了翻，纸页泛潮，但每一行字都是他亲手敲出来的，利润分配表上城投那边的比例比第一版高了百分之十二，而周国梁自己的名字在后面缩了一格。

下午两点半他提前到了城投大厦楼下，没急着进去，在旁边便利店买了瓶矿泉水站在门口喝。太阳晒得柏油路面泛起一层油光，他看见一辆黑色奥迪停在路边，车门打开，陈建国从后座下来，个子不高，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拎着一个旧公文包，皮质磨得发亮。林峰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迎上去，陈建国看见他，上下打量了一眼，说你比三年前瘦了。林峰伸出手跟陈建国握了一下，掌心粗糙，是常年握笔的老茧，他说陈局您记性好。陈建国哼了一声，说记性好的人活该吃亏。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大厦，电梯里只有他们俩，陈建国按了十七楼，忽然扭头看着林峰说，周国梁昨天打电话给我了，说你签了字又把文件推回来，什么意思。林峰看着电梯门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说陈局，我签的是我认可的数字，周董拿给我的是我不认可的。陈建国没再说话，电梯叮的一声到了十七楼，门打开的时候他率先走出去，背对着林峰说了一句，三年前你要是有这个胆子，这项目早就开工了。

在陈建国办公室里，林峰把那份泛黄的方案摊在茶几上，一页一页翻过去，每翻一页就停下来解释当时的数据依据和测算逻辑。陈建国坐在对面，翘着腿抽烟，烟雾袅袅升起来笼着他的脸，看不清表情。翻到利润分配表的时候林峰的手指停在那一页上，说陈局，这份您从来没看过，因为周董说时机不成熟就把整个项目锁了，可他锁的是第一版，这一版他单独锁在另一个地方，连我都差点忘了。陈建国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凑过来看了那页表格，手指在数字上划了两遍，然后靠回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说你知不知道，三年前城投准备在这个项目里投三十个亿，因为分配方案谈不拢，那笔钱转去做了别的项目，现在地价翻了一倍，三十亿已经不够了。林峰把方案合上，说陈局，我知道，所以我在新方案里调整了融资结构，用土地预抵押的方式撬动银行端资金，城投的出资金额可以降到二十二亿。陈建国盯着他看了很久，窗外是下午三点半的阳光，照在林峰的侧脸上，把他眼角的细纹照得分明。陈建国忽然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促，像一个阀门被拧开又迅速关上了，他说林峰，你这份方案我要拿给领导看，你等消息吧。林峰站起来道谢，走到门口的时候陈建国在后面又补了一句，说你要不要考虑来城投干，我这里缺个懂业务的副总。林峰回头笑了笑，说陈局，我先把手里的烂摊子收拾干净。

从城投大厦出来的时候林峰的手机上有五个未接来电，全是母亲打的。他回拨过去，母亲的声音很急，说峰啊你快回来，王莉跟楼下刘阿姨吵起来了，刘阿姨说咱们家装修把她的天花板震裂了，要赔钱。林峰揉了揉太阳穴，说妈你别急，我马上回来。他上了车发动引擎，拐出停车场的时候忽然在路边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玻璃柜里红艳艳的山楂串裹着亮晶晶的糖衣，他踩了刹车，摇下车窗买了一串，老头说六块钱，他扫码的时候多按了一个零，老头喊他他没听见，一脚油门走了。那串糖葫芦放在副驾驶座上跟早上没吃完的半包饼干挤在一起，红得有点刺眼。他到家的时候楼道里围了三四个人，王莉叉着腰站在门口跟楼下刘阿姨对峙，刘阿姨手里举着手机拍墙上的裂缝。林峰拨开人群走进去，把糖葫芦递给站在门后面偷看的母亲，然后转身对刘阿姨说，阿姨对不起，装修是我们家的问题，裂缝我找师傅来修，您楼下那面墙我给您重新刷一遍，您看行不行。刘阿姨举着手机的手放下来，说小林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可你弟媳那嗓门吵得我心脏病快犯了。林峰回头看了王莉一眼，王莉嘴唇动了动，把叉腰的手放下来，嘟囔了一句阿姨对不起。刘阿姨哼了一声转身走了，人群散了，楼道恢复安静。林峰把母亲拉进屋关上门，王莉站在新贴的瓷砖前面低着头，脚尖在地上画圈。林峰说王莉，以后吵架之前先想想，你嗓门大赢了没什么好处，这栋楼里住的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王莉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水龙头开了又关，关了又开。

那天晚上林峰坐在自己房间里拆那份牛皮纸档案袋，里面除了方案还有一张小纸条，是他自己三年前写的，上面只有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你忘了为什么而忙，看看窗外那棵梧桐树。他扭头看窗外，夜色里梧桐树的轮廓模糊成一团墨影，树叶在风里沙沙响着。他忽然想起来三年前写方案写到凌晨三点的时候，就是透过办公室窗户看见楼下那棵梧桐树，树枝上挂着一只断了线的红色气球，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但始终没有掉下来。他当时觉得那只气球像自己，看着快要坠落了，可偏有一股什么力气托着它。他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档案袋里，摸了摸枕头底下那份专案副本的硬边，然后关了灯。黑暗里他听见隔壁母亲的房间里传来一声轻轻的笑，不知道是梦到了什么，那笑声很轻很短，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他闭上了眼睛，心里想着明天要去买一盆绿萝放在新办公室的窗台上，再给母亲配一把新办公室的钥匙，让她随时可以过来坐坐，坐在窗边看看楼下那棵不知道从哪儿移栽过来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