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名为鸭赤的鄯阐城：大理国东都，如何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昆明

提起昆明，世人最先联想到四季如春的滇池湖畔，很多人自然而然认为，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便称作昆明。在日常传播甚至不少通俗读物之中，常常直接将南诏拓东城、大理鄯阐城古称为古昆明，这样的说法虽然便于大众理解城市延续脉络，却在地名沿革层面存在史实偏差。在我看来，区分城市空间沿革与地名名称沿革，是读懂昆明千年历史至关重要的一环。

今昆明主城区的城池雏形始建于公元 765 年南诏修筑的拓东城，其后更名鄯阐城，作为大理国鄯阐府治延续近五百年，但是在漫长的南诏、大理时代，这座滇中重镇从来不曾拥有 “昆明” 这个名称。

真正让 “昆明” 二字扎根滇池北岸，成为这片土地专属地名的历史节点，定格在蒙古宪宗四年，公元 1254 年。这场地名的变更，并非简单名称替换，而是伴随着蒙古大军远征大理、西南政治格局重构的宏大历史进程，它标志云南结束长达五百余年地方政权割据状态，重新深度纳入大一统王朝治理体系的开端。

想要厘清这段历史，我们首先需要追溯 “昆明” 一词最初的内涵。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明确记载，西汉时期，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广阔区域内生活着嶲、昆明部族。这里的昆明，是古氐羌系游牧族群的称谓，后世史学界普遍称之为昆明夷。这支族群没有固定城邑，依靠游牧、渔猎辗转迁徙，活动范围覆盖滇西、川西南大片区域。

此时的 “昆明” 只是族群名号，并非任何固定城邑的地名。汉武帝开拓西南夷，一心寻找通往西域的通道，数次遭到昆明部族阻拦，甚至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操练水军，但是关中的昆明池、滇西活动的昆明夷，都和后世滇池边的昆明城没有直接地理绑定。

时间推移至唐代武德二年，中原王朝在今天四川盐源一带设立昆明县。《元和郡县图志》清晰解释设立缘由，此地南部临近昆明部族活动区域，因此取用族群名称定名。这也是文献之中最早出现以 “昆明” 命名的县级行政区。我认为，这一设置充分体现古代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命名习惯，借用当地土著族群名号设置政区，用以标识疆域、安抚部族。但必须明确，唐代四川盐源的昆明县，行政辖区与滇中滇池互不相连，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少文旅科普常常模糊两处地名的区别，造成大众认知误区，这也是地名考证需要格外审慎之处。

南诏崛起之后，洱海区域的蒙氏政权逐步整合云南各部，滇西原本昆明夷聚居的区域慢慢被乌蛮、白蛮势力占据，大量昆明族群沿着山地通道向东迁徙，逐步定居滇池周边。族群迁徙带来名称地域属性的转变，只是在南诏、大理国持续数百年统治之中，滇池北岸的城池始终沿用拓东城、鄯阐城名号。公元 765 年，阁罗凤派遣长子凤伽异修筑拓东城，取名拓东，寓意向南诏东部疆域开拓经营。这座城池选址昆川，依托盘龙江形成天然屏障，凭借优越的区位迅速发展，不久升格为南诏东都，承担管控滇东、连通黔桂的军政职能。

大理国建立之后，延续前朝建制，拓东城改称鄯阐城，作为鄯阐府治所，成为大理国八府之中东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大理末期的鄯阐城商贾云集，手工业繁荣，是连接滇西洱海区域与中原、巴蜀的商贸枢纽，马可波罗日后途经此地，将这座城市记载为壮丽大城，彼时蒙古人称呼此地为鸭赤，亦写作押赤。鸭赤属于少数民族语言音译名称，是外来征服者对鄯阐城的俗称，不属于传统汉式地名体系。

平静的滇中繁华，被 13 世纪北方草原席卷而来的战火打破。蒙古宪宗二年，蒙哥汗谋划迂回攻宋战略，命令弟弟忽必烈率领大军远征大理。传统进攻南宋的路线长期僵持在长江沿线，蒙哥试图拿下云南，从西南形成对南宋腹地南北夹击的战略包围。公元 1253 年，忽必烈率军自宁夏出发，穿越川西艰险山道，依靠革囊横渡金沙江，突袭大理国腹地。

同年冬，大理都城陷落，权臣高泰祥兵败身死，大理国王段兴智出逃。很多通俗叙述存在一处史实疏漏，我认为有必要厘清：攻破大理国都之后，忽必烈并未长久留在云南，在初步完成受降、稳定局势之后，他率领主力大军北返，留下大将兀良合台继续清剿大理境内尚未归附的城池与部族。攻克鄯阐、设置军政机构一系列举措，主导者是兀良合台，而非忽必烈本人。

公元 1254 年，兀良合台领兵进攻鄯阐城，也就是蒙古人口中的鸭赤。鄯阐城依靠城池防御顽强抵抗，城破之后，出逃的大理国王段兴智最终被俘。随着鄯阐平定，大理国残余抵抗力量基本瓦解。为有效管控广袤复杂的西南边疆，蒙古政权并没有立刻推行中原传统州县制度，而是沿用草原军政合一的万户、千户、百户体系治理新征服区域。就在这一年，元廷于鄯阐城内设立昆明二千户，民间与后世史料常简称为昆明千户。这是史料能够证实，“昆明” 首次正式作为滇池区域本地行政地名投入使用。

这里需要客观看待蒙古政权选择 “昆明” 作为千户名称背后的逻辑。在我看来，名称选定并非偶然。历经长期迁徙，昆明部族大量聚居滇池周边，这片区域已经形成浓厚的族群地域印记。蒙古统治者选用土著族群古名设立军政建制，延续历代中原王朝治理边疆的思路，借助土著族群名号实现地域标识，降低本地民众对外来征服者的抵触情绪。

同时，废弃沿用数百年的鄯阐之名，启用全新建制地名，也带有一层政治寓意，宣告大理国旧秩序彻底终结，新的统治体系正式建立。

不过此时的昆明千户，仅仅是军事管制框架下的基层军政单位，和后世独立的县级行政区依然存在区别。昆明千户隶属于鄯阐万户府，军事管控优先于民政治理，制度带有鲜明的战时色彩。在接下来二十余年时间里，云南长期处于军管状态，万户世袭掌兵，土酋与蒙古军官共同治理地方，行政体系杂乱，政令难以统一。这样临时的军事体制，适合战后初期平定叛乱，却无法支撑长期稳定治理。

局势迎来新的转折点，是忽必烈登基建立元朝之后。随着大一统王朝框架成型，中央意识到云南持续推行万户千户制度存在巨大隐患，地方军政长官权力过大，极易滋生割据风险。至元十一年，朝廷委任赛典赤・赡思丁前往云南主持政务。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赛典赤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云南成为元朝直属中央的一级行政区。

他着手系统性改革地方建制，废除蒙古占领初期的万户、千户军事体系，效仿内地推行路、府、州、县行政制度。原本的鄯阐万户府改为中庆路，原昆明千户改建为昆明县，作为中庆路附郭县，行省治所设置在中庆路，也就是昔日的鸭赤、鄯阐城。

这次改制拥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 1254 年设立昆明千户，只是 “昆明” 地名落地滇池的开端，那么 1276 年昆明县的设立，让这个名称完成制度化固化。同时，云南行政中心从大理洱海沿岸转移至滇池北岸，持续改变云南千年以来的区域发展格局。为什么行政中心最终选择鄯阐也就是昆明，而放弃传统中心大理？

从地理区位分析，大理偏居滇西，距离中原、巴蜀路途遥远；滇池区域向东连通贵州、四川，更容易接收来自中央的政令与物资流通。站在大一统王朝治理视角，管控整个西南疆域，昆明的区位优势无可替代。我认为，行省治所东移，并非单纯城市之间的地位更迭，而是古代王朝经略西南边疆战略思维的重大调整。

地名一旦稳定传承，便会持续塑造地域文化认同。元代之后，历经明、清两代，中庆路更名云南府，昆明县建制长期延续。明代大军平定云南，继续以昆明作为云南省治；清代完整承袭明代行政区划。数百年持续使用之下，昆明二字彻底取代拓东、鄯阐、鸭赤等旧称，成为这座滇中城市唯一官方名称。

时至今日，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更应当理性区分几组容易混淆的概念。拓东城、鄯阐城是今日昆明主城的城市前身，空间范围一脉相承，但是地名体系相互独立；汉代昆明夷、唐代四川昆明县，是 “昆明” 词汇更早的载体，却和滇中城市无关；1254 年昆明千户，是地名转移至滇池的起点，1276 年昆明县，则奠定名称永久延续的基础。

网络上不少历史科普喜欢简化叙事，笼统宣称 “昆明自古名为昆明”，或是直接将南诏拓东城称作古昆明。我并不否认大众通俗传播可以适当简化表述，但是严肃历史叙述之中，应当保留地名沿革的边界。混淆空间沿革与名称沿革，会遮蔽 13 世纪西南变局带来的巨大影响。忽必烈远征大理，兀良合台平定鄯阐，看似只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却在无形之中改写了一座西南重镇的名字，同时重塑整个云南的地缘重心。

更深一层来看，一个地域名称的流转，从来不止是文字符号的变化，背后承载族群迁徙、政权更迭、治理策略的层层演变。从滇西游牧族群的名号，到四川边境的县名，再辗转落户滇池湖畔，最终成为云南首府的专属称谓，“昆明” 二字跨越近两千年，完成一场漫长的地理迁徙。

大理国时代，鄯阐城是独立地方政权的东部重镇；元代设立昆明千户、昆明县之后，这座城市逐步成为大一统王朝管控西南边疆的枢纽。名称变迁的背后，是云南从五百余年地方割据，重新纳入中央行省体系的宏大历史进程。

鸭赤这个蒙古人赋予的临时称呼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鄯阐、拓东沦为史书里的古老称谓，唯有昆明，自 1254 年落地滇池之后，跨越七百余年沿用至今。当我们行走在昆明街头，触摸盘龙江两岸留存的古城遗迹，不应当只看见春城秀丽的风光，更应当看见七百多年前那场战争带来的历史转折。

那个设立昆明千户的年份，不只是一个冰冷的时间节点，它标记着一段地名传奇的起点，也标记着云南融入全国一体化治理全新阶段的开启。边疆城市的命运、西南地域的格局、多民族交融的脉络，都浓缩在这一座城池名称的更迭之中，等待后人持续细读、审慎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