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印度茶产业背后藏着中国茶工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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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龙新

编辑|王智

审核| 江怡

茶布瓦茶叶种植园茶园工人（Chabua）。图源：TEA MAN

“没有什么比内心承载着一个未曾诉说的故事更痛苦的了。”——美国诗人、作家和民权活动家玛雅·安吉罗（Maya Angelou）。《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

一、19世纪英国的印度茶叶种植园

招募了多少中国茶工？

我一直对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招募中国茶工到印度阿萨姆种植茶叶的问题充满浓厚兴趣，他们是谁？他们为何来到阿萨姆的？他们在茶叶种植园是怎么工作的？这些问题深深吸引了我。于是，我开始研究，试图揭开他们的故事。

图源：TEA MAN

我在《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第四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和《印度茶叶百年风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1年）一书的第五章，研究论述了1836～1851年中国茶工被招募到印度从事茶叶种植和加工的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和《印度茶叶百年风云》。

1835～183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委员会戈登秘书瓦里奇博士和植物学家从中国前后4批招募了42名茶工到阿萨姆地区。18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布鲁斯主管率领第一代中国茶工，在上阿萨姆地区的萨地亚（Sadiya）建立了东印度公司第一家商业化的茶叶种植园——茶布瓦种植园（Chabua）等茶叶种植园。

1839～1841年，阿萨姆公司从英国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招募了中国劳工358人，从加尔各答华人居住区招募了24名中国木匠和劳工。1840年5月至1841年4月，阿萨姆公司在阿萨姆地区实际聘用的中国人共有70名，其中专职制茶工34名，其余从事木匠、铁匠、油漆工、造纸、包装等不同的工种。中国茶工被分散在阿萨姆地区6家茶叶种植园工作。1841年，布鲁斯主管从东印度公司保留的茶叶试验场又接收了3名中国造纸工和4名中国铅板制作工。

如今，在阿萨姆邦焦尔哈特区（Jorhat）仍有一家名为“Cinnamara”（辛纳玛拉，意思是“中国人茶园”）的茶叶种植园，据说当时这家种植园里居住着许多中国制茶工。因此，后来当地人将这个种植园称为“Cinnamara”。

阿萨姆邦焦尔哈特（Jorhat）区“Cinnamara”（辛纳玛拉）的茶叶种植园（2020年）。图源：TEA MAN

在遥远的印度西北部旁遮普省地区，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招募了几批中国茶工。据当时担任殖民政府冈格拉区（Kangra）政府官员的英国人爱德华·帕斯克上校（Edward H. Paske ）在1868年的一份资料中记载，“1842年，9个中国制茶工到达库马盎（Kumaon）茶叶试验场，1843年茶叶种植园收获了第一批茶叶”，但是资料没有记载这批中国制茶工是如何被招聘到印度西北部库马盎和台拉登（Dehradun）茶叶试验场工作的。

1851年3月，罗伯特·福琼从中国带回约13000颗茶籽、茶叶加工设备以及8位中国制茶工，1851年4月19日到达了印度西北部的萨哈兰普尔植物园。据罗伯特·福琼在书中写道，这些有经验的中国制茶工中6名制茶工都是来自安徽徽州的。这是19世纪英国人从中国直接招募到印度的最后一批中国制茶工。

那么，早期被招募至阿萨姆茶园的中国茶工以及他们的后代，在20世纪最终迎来了怎样的命运？在创作印度茶叶系列第三部《寻茶印度》著作期间，我搜集、梳理各类史料，深入考证相关脉络，基本厘清了近代阿萨姆地区中国茶工的历史与现状。受《寻茶印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全书篇幅所限，这部分内容最终遗憾删减，未能收录成书。现将该章节单独整理发布于公众号，以飨读者。

二、阿萨姆邦丁苏吉亚县

马库姆镇华人社区

在阿萨姆邦的丁苏吉亚县（Tinsukia）以东7公里的马库姆镇（Makum），曾经有一个当地人称为“China Patty”（中国佩蒂）的华人居住社区。马库姆镇是连接上阿萨姆邦三个主要城镇——丁苏吉亚、迪格博伊（Digboi）和多姆多马（Doomdooma）区的连接点。如今这片区域仍叫“China Patty”，社区的道路至今仍被称为“China Patty”路，足以见证当年华人的影响力。

马库姆社区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印度东北部地区最大的华人聚居区。“马库姆”这个名字来自广东话中的“马金”，据说因为聚居在马库姆的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地区。社区的人口一部分是19世纪早期中国制茶工的后代。在历史资料中，我们只能找到英国茶叶种植者或英国茶叶公司资料中零碎的记载，阿萨姆地区恶劣的热带气候和环境使早期中国茶工感染了死亡率惊人的疟疾、黑水热和霍乱等疾病，许多茶工抵达后仅六个月内就遇难。到1860年左右，几乎所有生存下来的华人茶工都离开了阿萨姆的茶园，少数人选择定居并融入当地社区。这些的零星踪迹记载，我们已经无法得知究竟哪些是第一代中国茶工的后代？家族历史已湮没在混乱的时局中。

另外一部分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加尔各答陆续迁移过来的华人；还有一部分是20世纪30～40年代因战乱从中国逃难过来的华人。他们首先来到加尔各答，然后流动到阿萨姆、西孟加拉邦北部大吉岭（Darjeeling）、西里古里（Siliguri）、杜阿尔斯（Dooars），以及其他地区。杜阿尔斯地区即今杰尔拜古里县（Jalpaiguri）、阿里布尔杜阿尔县（Alipurduar）和戈杰比哈尔（Cooch Behar）县。

当时英国茶叶种植园公司在大吉岭、杜阿尔斯、阿萨姆地区的茶叶种植园招收华人木工，许多华人便从加尔各答迁往阿萨姆地区。此外，英国人在上阿萨姆地区迪格博伊镇勘探开采石油和煤矿，众多欧洲人被聘请至迪格博伊油田和煤矿工作，加尔各答的华人们看到了商机，便前往上阿萨姆地区寻求发展。

阿萨姆邦一个村庄。图源：TEA MAN

从19世纪下半叶至印度独立时期，依靠吃苦耐劳、勤奋刻苦的精神，在阿萨姆邦的不同地区纷纷出现了许多被称为“中国帕蒂”的社区，其中丁苏吉亚县马库姆镇的中国帕蒂社区规模最为庞大。华人在马库姆镇建立起了胶合板厂、木材厂，为英国人的茶叶种植园工厂提供茶叶包装木箱、铁路枕木等。华人还从事中国餐馆、机械修理、杂货店、碾米厂和制鞋店等其他的生意。马库姆镇1837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第一家商业化的茶叶种植园——茶布瓦种植园距离马库姆镇仅20 多公里。

在那个时期，在婚姻、社会、经济等方面逐渐使他们成为了阿萨姆多民族的族群体一部分。在婚姻方面，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通常与中国人结婚，而到了第三、四代，他们则与不同族群，如阿洪族（Ahom）、迪瓦西族（Adivasi）、米佐族（Mizo）、卡西族（Khasi）、卡查里族（Kachari）等的当地部落女性结婚。一些华人皈依当地信仰等方式融入了当地阿萨姆人的生活，逐渐地扎根下来，繁衍了一代又一代。

马库姆镇火车站。图源：TEA MAN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独立时，阿萨姆地区约有1500户华人家庭。到20世纪60年代，马库姆镇华人聚居区的华裔人口已达两千余人。

当地华人生活较为富足，聚居区内有华人会馆、华文学校、中餐馆等设施。华人在马库姆镇创办的华侨小学，门廊为弧形拱门，刻有“亚三马金华侨小学校”字样，“亚三”是粤语对“阿萨姆”的音译。每逢周日，阿萨姆各地华人都会前来会馆聚会，跳舞、游泳、下棋、打麻将等活动。

原本，制茶工后裔与迁居至此的华人本可安稳定居、生活闲适安逸，但1962年局势突变，他们骤然被无端被扣上“敌国间谍”的帽子，从此遭遇了始料未及的厄运与磨难。

阿萨姆亚三马金华侨小学校（1958年）。图源：TEA MAN

印地语小学（2007年）。图源：TEA MAN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印度军队不堪一击，很快被彻底打败。恼羞成怒的尼赫鲁政府在战争期间颁布了《1962印度防御法案》等其他反华法案，法案中对在印度境内“来自敌对国家”人（实际上针对中国人）实施严厉的拘捕、关押和驱除。禁止居住在印度的华人在印度政府工作，要求华人进行重新登记和分类，必须向印度政府申请和更新居留许可。强制要求中国人迁移集中在特定的城市，并要求华人外出必须申请并获得许可。在这些反华法案下，在印度居住和生活的华人一夜之间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拉贾斯坦的代奥利集中营。图源：TEA MAN

1962年11～12月，在印度政府的煽动下，印度全国各地极端民族主义的反华浪潮不断升起。印度当局关闭了中文学校、报纸和支持中国的组织机构。鼓动极端民族主义者暴力袭击华人、纵火摧毁华人的家园和企业。

印度当局捏造各种罪名，诬蔑、指控在印度的华人为间谍。印度军队和警察在加尔各答、新德里、大吉岭、噶伦堡、孟买和阿萨姆地区西隆、马库姆、迪格博伊（Digboi）等地方展开逮捕行动，强制拘禁约有5000～10000名华人（具体数字不同的资料出现不同）。大吉岭区就有约240人被逮捕，阿萨姆就有1000多人被捕。1962年12月，华人被从印度各地逮捕后，全部押送至印度西部荒漠的拉贾斯坦邦代奥利集中营（Deoli Camp）关押，一直关押至1967年末。

60 岁的Francis Chiang（音译：弗朗西斯·蒋）是西隆（Shillong，现梅加拉亚邦首府）的一位店主(2010年)。1962年，他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被押往拉贾斯坦邦的代奥利营关押，后被驱逐回中国。他当时16岁，因不在家，逃脱了抓捕，从此就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说，能记住父亲的就是这张与他父亲的照片。图源：TEA MAN

华人被关押集中营半年后，印度当局罗织莫须有罪名，将在押华人分批驱逐。后来，印度当局停止了驱逐，并发放登记表，供华人选择归国或留印。在残酷境遇逼迫下，约半数华人选择返回中国。

仍有2500余名华人被拘押在代奥利集中营，渴望重返印度出生地与原居住地。印度当局以阿萨姆及印度东北部为边境战略要地为由，严禁华人返乡，强制其迁往指定异地定居。华人眷恋故土、执意回乡，印度当局最终陆续释放在押人员，多数人得以重返加尔各答、阿萨姆、西隆等地。然而归来之时，私人房产、商铺、工厂已被当局以“敌产”名义没收、拍卖，或悉数被当地人侵占、洗劫。此后印度政府又强制华人每日到警局报到，实施严密管控。身处高压压迫之下，大批华人选择归国或移民海外；亦有部分华人留守当地，借资借贷、艰难重整家业。

Lee Chi Wen（音译：李志文）的父母于1931年来到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后来，李志文搬到了阿萨姆邦的马库姆（2015年）。图源：TEA MAN

88岁的Wong Yi Hoi（音译：黄义豪，2010年）曾是（Keyhung）茶叶种植园的一名木匠和机械师。1962 年冬日的早晨，他在茶园工作时被警方带走。他和家人一同被关押在代奥利集中营。他获释后返回了马库姆。图源：TEA MAN

Ho Kok Meng（音译：何克孟，2010年）1962年刚刚完成中学学业，他和他的家人被逮捕送到了代奥利关押。如今72岁的他仍不愿提及那段时光。图源：TEA MAN

已经72岁（2010年）的阿萨姆华人Ho Kok Meng（音译：何克孟）一家人1962年被从丁苏吉亚县抓走，关押在代奥利集中营。释放后，他们回到了丁苏吉亚县。

1900年初，何克孟的祖父就从加尔各答来到阿萨姆的丁苏吉亚，在英国人的茶叶种植园做机械工。何克孟的父亲和母亲来自中国，新婚不久便来到阿萨姆的丁苏吉亚。何克孟出生在丁苏吉亚。他在家里与父母亲说中国话，在外面与其他人说阿萨姆语。在英国统治时期，他父亲创办了一个“中国汽车修理厂”，何克孟放学后经常会去修理厂帮忙，生活似乎一切按照传统的轨道继续下去。

1962年11月的一天早上，何克孟刚完成毕业考试，一伙印度军人突然闯入他们家，何克孟、他父母亲、两个兄弟、姐妹和两个年长的阿姨们和她们的丈夫都被逮捕，当晚即被送往迪布鲁格尔（Dibrugarh）监狱里，几天后他们被火车运送到代奥利集中营关押。

他回忆说：“我家族的男性分三批都被遣送回中国”。1964年中期，何克孟的姐姐和姐夫被驱逐出境，从此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何伤心地说：“许多华人家庭再一次被拆散。父母被驱逐出境了，而他们的孩子则被遗留在集中营。直到今天，父母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里？”

何克孟说，当他们被释放回到丁苏吉亚马库姆镇，发现他们的住房都被当作敌产拍卖或者被邻居侵占。原来的汽车维修店已经惨遭盗窃和毁坏，即便是一把锤子也没留下。住宅也完全损坏，所有的家具、衣服和餐具等物品全部被偷走，每一个华人返回家园后的遭遇都是一样。

除此之外，更令人心寒的是当地人把他们视为“叛徒”或“敌人”，谩骂华人“肮脏的支那人，滚回家去”。华人妇女在街道上经常被骚扰。回到丁苏吉亚后，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后来，何克孟与一个阿萨姆女孩结婚，重新开办了一家汽车维修店。现在由他的儿子打理。

当印度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不幸的何克孟先生几个月前曾患中风，如今他端坐在椅子上，靠着一个红色的绣花靠垫，偶尔点点头，他儿子不时轻轻地帮父亲擦擦嘴，显然他似乎已经有些困难参与我们的谈话。”何克孟深深地叹息道：“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创伤的记忆被封存得严严实实。印度记者写道：对于阿萨姆华人，虽然黑暗日子已经过去，几乎没人愿意再提起悲惨的历史。

1940年，Lee Su Chi（音译：李素珍）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她与丈夫在马库姆开始了锯木厂的生意。1962年，她与丈夫及子女们被拘留在拉贾斯坦邦的德奥利集中营。图源：TEA MAN

61岁的Wang Shing Tung（音译：王成同），现居住在丁苏吉亚马库姆镇，经营着一家招牌为“香港餐馆”的小饭店，这家餐馆成为了丁苏吉亚唯一的华人标志建筑。1939年，王成同的祖父和父亲来到加尔各答，经营一家贸易行。十年后，他父亲王树成（Wong Su Chin）来到丁苏吉亚创办了“李兴锯木厂”（Lee Hing Sawmill），为铁路公司提供枕木等。在生意最兴旺时期，家族拥有6头大象、14辆卡车和小货车。他的父亲还兼任当时马库姆镇中文小学的校长。

王成同说：“十一月末的一个上午，警察闯入我们家，要求我们跟着他们走，只是离开三天。他们不让我们带走任何物品，甚至衣服”。在关押期间，王成同5岁的小妹在集中营因为患上天花病而死亡。“还有一个小女孩，由于中暑而失去意识。她被医生宣布死亡，当被埋葬时，发现她还活着…但当我们找到了她，她死了”王成同声音哽咽说。

61岁的Wang Shing Tung（音译：王成同，2015年）是李素珍的儿子，如今在丁苏吉亚马库姆镇经营着香港餐厅。图源：TEA MAN

1964年，印度当局开始分批驱逐华人，王成同的叔叔和他的家人，选择了离开印度回中国。王成同说：“1965年，当局开始小批释放华人。约1967年年中，最后一批华人离开代奥利集中营。1966年当我和家人被释放回到丁苏吉亚时，已经失去一切。” “华人家庭财产被拍卖了或掠夺。大多数华人的房子、商店、车间和工厂已经被当地人洗劫一空”“我们的房子内已经空无一物。锯木厂的机器也已经被洗劫一空。我们的6只大象有4只大象跑了，所有的卡车和车辆都被偷走了，我们的一切都完全被毁了”。

返回家园除了经济的困难外，更多的屈辱在折磨着返回家园的华人。华人成为当局敲诈勒索的目标，经常遭受骚扰和殴打。华人被限制自由行动，外出必须得到警察局的批准，苦难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1970年我们开了这家香港餐馆。我父亲送我姐姐去加尔各答学习美容师的课程，她回来和我妻子在餐厅旁边创办一个美容院。”王成同说。王成同现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孟加拉人，另一个嫁给了廓尔喀族人。

王成同经营的“香港餐厅”。旁边是他姐姐创办的 “香港美容院”。图源：TEA MAN

他88岁的母亲Lee Su Chi（音译：李素珍，2016年）依然健在，她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当年她被逮捕关押在集中营3年。记者在王成同家访问时，她正好背着一个大袋子从外面返回到家里，她嘟囔着说，“我1940年从中国来阿萨姆后，从未回过中国。我的孙子没人能说中文。他们说阿萨姆语、印地语和英语”。她觉察到他儿子眼眶中的泪水，她用响亮印地语对儿子说：“不要再谈论这些事情，已经结束了！”

马库姆镇的华人J. Lee回忆道：“我还记得往日我们欢度春节的光景，一如阿萨姆人庆祝比胡节（Bihu）那般热闹。那是一段欢声笑语、普天同庆的美好时光。孩子们燃放爆竹，欢声笑语与满心欢喜洒满长夜。大街小巷处处回荡着人们嬉戏玩闹、欢聚闲谈的声响。夜色渐深，人们互赠红包，以此寄托对新岁的吉祥期许与美好祝福。图源：TEA MAN

Leong Lin Chi（音译：梁玲珍）现生活在马库姆镇的Kehung茶叶种植园。她的父亲Leong Kok Hoi（音译：梁国海）原在丁苏吉亚的朗格格拉（Rangagara）茶叶种植园做木匠工作，她的母亲是米佐部落人。1962年，她父母也被逮捕关押在代奥利集中营，她姑妈也被关押在阿萨姆的监狱。她还记得那天，她正好在她祖母家里。当她祖母知道儿子和儿媳被抓走时，奶奶带着她奔跑去火车站，希望能见到父母，但最终没有见到父母最后一面，当时她仅6岁。1964年她父母被驱逐回中国。

梁玲珍啜泣道：“我一直过着极度痛苦的生活。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我的父母。我终于在1990年收到了已居住中国广州的父亲第一封信，父亲说曾多次给我写信。然而，在过去30年里，我从未收到过父亲的信件。得知他们还活着，但正变得年老体弱。他们也渴望见到我们。”她渴望见到她的年老体弱的父母，并请求政府能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直到2015年，在阿萨姆作家丽塔·乔杜里（阿萨姆华人社区战争苦难的纪实小说《Makum》作者）的帮助下。终于在53年后，梁玲珍见到了她的父母。

2015年，59岁的阿萨姆华人梁玲珍展示她父母的来信和照片。图源：TEA MAN

当年即使没有被逮捕关押的印度华人，也遭受政府当局和当地民众的迫害和骚扰。他们担心如果他们留下来会被再次逮捕，许多华人被迫移居国外。从1962年到1967年，超过7000多印度华人移居国外。20世纪70年代，留在印度的华人不愿再承受印度当局的迫害和歧视，逐渐移居至美国、加拿大、香港、澳大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

三、创伤仍严重影响着

印度华人群体的集体记忆

据印度媒体报道（2015年），今天大约还有500多名华人依然生活在阿萨姆邦，其中约250名生活在丁苏吉亚县、迪布鲁格尔县（Dibrugarh）、勒金布尔县（Lakhimpur）和杜姆杜马（Doomdooma）镇等地，有24-25户华人后代家庭居住在马库姆镇。如今马库姆镇已经面目全非，昔日繁华热闹的华人社区消失了。曾经的中国会馆后来被当地警察局占用，如今仅剩残垣断壁。位于偏远角落的华人墓地淹没在杂草丛中，坟墓被拆除或毁坏。原来的“亚三马金华侨小学校”变成了印地语学校，废墟的门墙上，依稀可见一些汉字。

马库姆镇大多数华人老人都已经去世，他们的后代与阿萨姆邦的其他民族群体已完全融合在一起，艰难地生活在阿萨姆。许多华人已经放弃了他们的中国名字，他们只会说阿萨姆语，穿着当地人的服装，他们的日常饮食融合了中国和阿萨姆的特色。他们同时过着中国传统节日和阿萨姆人的节日，如过春节、贴对联和拜佛祖。墙上悬挂的中国字画成为唯一揭示他们真正根源的线索。他们保留着祖父辈的各种照片和物品，以此作为他们家族辉煌往昔的纪念或标志。

尽管战争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创伤并未因逃离和时间而痊愈。那个时代的伤害仍影响着阿萨姆及印度华人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他们内心仍有一个敏感的领域，有时会唤醒他们在印度被称为“敌人”的恐惧。

阿萨姆马库姆镇第三代华人何威利、妻子玛丽和病中的母亲Pan Shiu Lien。图源：TEA MAN

一位印度作家在《失落的足迹：阿萨姆的华人社区》一文中写道：这就是阿萨姆邦华人社区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听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永远不会被讨论或提交至当下的法律程序中。他们是被英国人带到这里来的，但他们传承了本国的技术，与当地人和谐共处，并将此地视为自己的家园。那些把这里当作自己家园的人中，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与失散已久的家人团聚，这是多么悲惨啊！

马库姆镇华人C.M.Ho公司（C.M.Ho and Company）。图源：TEA MAN

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茶工的专业知识帮助英国和印度创造了印度茶产业，他们的血泪故事浸泡在今天每一杯印度红茶中。在印度媒体中，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其他媒体，对于印度华人社群的描述，以及在1962年战争期间及之后，随着反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出现的针对华人的迫害事件历史，几乎都没有任何提及。印度华人及阿萨姆华人至今仍然没有被印度政府和社会认可，一直面临身份危机以及文化与政治排斥，甚至一些华人还没有获得身份证，每年被迫更新居留许可，每次更新都要支付数千至上万卢比。这些歧视政策让印度华人失去了原有的尊严、家庭和财产。

正如阿萨姆女作家、纪实小说《Makam-马金》（2010年）作者丽塔·乔杜里（Rita Chowdhury）所言：“历史并非永远诉说真相。有时，它会掩盖真相。” 作者采访了近百位阿萨姆华人身世，以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动荡时局为背景，叙述了阿萨姆华人被当作叛徒扣押、驱逐至陌生他乡，被迫与故土割裂的一段被淹没的伤痛历史。2015年出版英文版《唐人街岁月》(Chinatown Days)，让更多的印度人及外国读者了解到这一段尘封往事。

如今，印度华人依然在为身份认同而努力。46岁的何威利（Willy Ho，2016年）是第三代阿萨姆华人，他的父亲（C.M.Ho）1937年出生于马库姆，1962年被送往迪奥里关押。他获释后回到马库姆，创立了生产茶叶加工设备的C.M.Ho公司。1997年他的父亲去世。现何威利管理父亲的家族公司。他和其他阿萨姆华人一样，对印度政府只有一个核心要求，那就是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

滑动查看参考文献：

本文素材和图片（除标示作者拍摄外）来源印度期刊、报纸中的信息，经研究和整理而成。主要参考资料：

1.http://www.newdelhitimes.com，2.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

3.http://www.telegraphindia.com，

4.http://www.outlookindia.com，

5.http://scroll.in/article/，

6.http://zeenews.india.com，

7.http://www.openthemagazine.com，

8.http://www.caravanmagazine.in，

9.http://www.ndtv.com/india-news/,

10.https://www.indiatodayne.in.

11.https://www.theindegenous.org/。

12.Kwai-Yun Li，Deoli Camp: An Oral History of Chinese Indians from 1962 to 1966.

作者简介：罗龙新，茶学研究员。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制茶研究室主任。深宝华城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华南农业大学客座教授。发表专业研究论文60多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0多项，9次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著有《制茶》《茶叶加工》《闻着茶香去旅行-斯里兰卡红茶故事》《寻茶斯里兰卡》《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印度茶叶百年风云》《寻茶印度》等。

本文转载自“TEA MAN”微信公众号2026年5月16日文章，原标题为《恐惧与沉默—飘零的阿萨姆华人茶工及其后代（1）》

本期编辑：王智

本期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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