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一名老师的山村小学，爷爷拄拐走四十里求别撤校

1993年，我师范毕业，被一纸调令分到了大巴山深处的“鹰嘴岩村小”。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一个破庙改的土房子。全校十七个学生，都是留守儿童，我是唯一的老师。粉笔要省着用，课本三个人合看一本，连黑板都是用锅底灰刷的木板。

在那样的地方待了三年，我以为自己已经被磨得没了脾气。直到第三年春天，乡教育办的赵主任骑摩托上山，叼着烟说：“这破学校，下学期撤了，学生都去镇上。”

那天放学后，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儿，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拐杖，出现在校门口。

他是学生沈小虎的爷爷。

他听说学校要撤，走了整整四十里山路，就为了当面问我一句：

“郑老师，孩子要是没学上了，咋办？”

01

山里三月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凉。

我蹲在鹰嘴岩村小唯一的教室里，用半截粉笔头在地上画田字格。这间教室原本是座山神庙，正中间的神龛早就拆了，拿木板钉了个黑板架子靠在墙上。屋顶有几片瓦碎了，漏下来的光柱里飘着灰。

十七个孩子分成三个年级，一、二、三年级全挤在一起。我给一年级教“大小上下”，二年级就自己抄生字，三年级在石板上算算术。全校就我一个人，校长、教导主任、班主任、后勤，全是我。

“郑老师，沈小虎又把吴秋霞的辫子拴在桌子腿上了！”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孩子站起来告状。

教室里顿时哄堂大笑。

我揉了揉太阳穴，放下粉笔头走到最后一排。沈小虎正龇着一口白牙冲我笑，黑黢黢的脸上全是狡黠。他旁边坐着的吴秋霞红着脸，正埋头解自己的麻花辫。

“沈小虎，”我板着脸，“站起来。”

他磨磨蹭蹭地站起来，膝盖上两个大补丁格外显眼。

“为啥拴人家辫子？”

“她……她不理我。”沈小虎低头抠手指，“我想跟她借半块橡皮，她不借。”

“那你就拴人家辫子？”

“郑老师，我妈说男孩子要想让女孩子理你，就得搞出点动静来。”

他这话一出口，全班又笑成一团。

我也绷不住了，抬手在他脑门上弹了一下：“回去写一百遍‘我再也不拴女生辫子了’，明天交给我。”

“郑老师，我家没本子……”

我叹了口气，从讲台的抽屉里翻出半本没用完的作业本递给他：“省着点用。”

他接过本子的时候，我看见他指甲缝里全是泥，手背冻得皴裂了好几道口子，心里没来由地揪了一下。

山里这些娃娃，多数爹妈都去广东打工了，一年到头见不着一面。沈小虎的爸妈走了三年了，就他爷爷带着他。他爷爷沈大爷年轻时候在山上采石料砸断了左腿，走路一直不利索，平时连出村都费劲。

晚上放学后，我照例把孩子们送到村口那条土路上。看着一个个小身影钻进暮色里，我才转身回学校隔壁那间宿舍——一间用茅草和木板搭的偏厦子，里面就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泥糊的灶台。

晚饭是清水煮土豆，蘸点盐巴就对付过去了。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其实我收到过好几封同学的来信了，说在县里的中学代课，一个月拿三百多，还能住单人宿舍。鹰嘴岩村小呢？每个月工资一百二十块，还经常拖欠。

我盯着茅草屋顶漏下来的星光，第一次认真动了离开的念头。

第二天一早，我正领着孩子们在教室门口的空地上做早操——其实就是伸胳膊踢腿，因为没操场没器材——就听见山路上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摩托车声。

山沟里平时摩托车都稀罕，孩子们顿时炸了锅，一个个伸长脖子往路口看。

一辆红色的嘉陵摩托停在了学校门口。骑车的是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戴着墨镜，下了车先拍了拍裤腿上的灰。后排还下来个年轻女人，提着公文包，高跟鞋踩在泥巴地上直打滑。

男人摘下墨镜，冲我扬了扬下巴：“你是这儿老师？”

“我是。您是……”

“我姓赵，乡教育办的。”男人叼了根烟点上，四下打量着这间破庙，“这学校够寒碜的啊，就你一人？”

我点了点头，心里隐约觉得不太妙。

赵主任叼着烟走进去转了一圈，拿手指在黑板上一划拉，捻了捻指头上的灰：“啧，这什么条件嘛。三个年级挤一间屋，体育课都没有。郑老师是吧？你这三年不容易啊。”

他嘴上说着不容易，语气里却听不出半分同情，倒像在盘算什么。

“是这样的，”赵主任吐了个烟圈，“县里今年统了一下农村教育布局，要求生源低于三十个人的村小原则上要撤点并校。你这儿十七个学生，肯定保不住了。下个学期，学生都去镇上中心小学，你这学校就关了。”

我愣了一下：“赵主任，去镇上……孩子们怎么去？最近的镇子离这儿得四十里山路，小孩儿一大早走到中午都走不到。”

“那就住校嘛！”赵主任一摆手，“镇上中心小学有宿舍，条件比你这破庙好一百倍。家长出点住宿费，政府再补贴点，问题不大。”

“可是赵主任，”我还想再说什么，“这些孩子家里条件普遍不好，住宿费对他们来说……”

“郑老师！”赵主任打断我，笑容淡了几分，“这是县里的政策，不是你我在这儿能掰扯的事。你也是师范生，不该一辈子窝在这山沟里。回去好好准备准备，下学期镇上缺老师，我帮你活动活动，去中心小学教。”

他说完拍了拍我的肩膀，带着那个年轻女人又突突突地骑着摩托下山了。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摩托消失在盘山路的拐弯处，整个人像被抽了脊梁骨。

一回头，十七个孩子整整齐齐地站在教室门口，眼巴巴地望着我。

“郑老师，是不是我们没学上了？”问话的是班长梁小花，一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平时最懂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天的课上得很沉闷，孩子们好像都感觉到了什么，连最调皮的沈小虎都没闹腾。放学的时候，他看着我把孩子们送到路口，突然折回来拽了拽我的衣袖。

“郑老师，你别走。”

他说完这四个字，撒腿就跑了。

那天夜里，我又失眠了。

我坐在宿舍门口，望着黑漆漆的大山。月亮被云遮了大半，山影憧憧，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

我确实想过走。可是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全是沈小虎拽我袖子的表情——那种害怕被抛下的眼神，跟三年前我第一眼见到他时一模一样。

那时候他才七岁，矮矮的，像根豆芽菜，缩在教室角落不敢说话。他爷爷拄着拐杖送他来报名，从腰间的布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毛毛票票地摞在我面前：“郑老师，孩子交给你了，让他认几个字，别像他爹妈一样出去打工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我那时候刚毕业，满怀热情，拍着胸脯说：“大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

三年过去了，我教沈小虎认了三百多个字，会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可我自己，却开始想逃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山路上亮起了一盏昏黄的煤油灯。

灯光一晃一晃的，越来越近。我眯着眼看，是一个人影，走得极慢，几乎是一步一挪。

等那人影走近了，我才看清是谁——沈小虎的爷爷，沈大爷。

他穿着一件打了七八个补丁的蓝布褂子，腰弯得像张弓，一只手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拐杖，另一只手提着煤油灯。六十多里的山路，从他们那个叫“鹰嘴岩”的自然村走到学校这边，我白天走都得两个多小时，他一个腿脚不便的老人，不知道走了多久。

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气喘得厉害，额头上全是汗，但眼睛亮得吓人。

“郑老师，”他喘匀了一口气，声音沙哑，“我听说……乡里来人了，说要撤学校？”

我心里一沉，赶紧扶他在门口的石头墩子上坐下：“大爷，您慢慢说，您怎么知道的？”

“小虎回去跟我说的。他说你们老师不高兴，学校可能要没了。”沈大爷攥着拐杖的手在抖，“郑老师，你跟我说实话，这学校……真要撤？”

我张了张嘴，实在说不出口。

沈大爷看着我沉默的样子，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碎裂了。

他没哭，只是把拐杖往地上重重一杵：“郑老师，你在这儿教了三年，十七个娃儿。我今年七十二了，我这条腿是从石料场捡回来的命。我这辈子没读过书，我不想我孙子也跟我一样。”

他顿了顿，撑着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郑老师，我明天去乡里。我去找他们说道说道。四十里路，我走得了。”

“大爷！”我一把拽住他，“明天我骑自行车带您去，您别一个人走。”

沈大爷摇了摇头：“郑老师，你还要给娃们上课。你好好上你的课，这事……我去。”

他说完，提着煤油灯，又一步一挪地消失在夜色里。

我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被黑暗吞没，胸口堵得像塞了块石头。

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的土墙上用粉笔画了一道杠。这是我来鹰嘴岩的第三年零七个月。那根粉笔还剩最后半截。

02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一双充血的眼睛给学生上课。孩子们格外安静，连平时总爱交头接耳的吴秋霞和梁小花都坐得笔直，眼巴巴地盯着黑板，好像生怕少听了一个字。

我心里又酸又涨。

上午的课还没上完，山路上就传来了动静。不是摩托车，是说话声和棍子敲打地面的声音。

我放下粉笔走到门口一看，愣住了。

沈大爷身后跟了十几个村民，全是鹰嘴岩那一片的。男的女的，老老少少，有的扛着锄头，有的背着背篓，黑压压地挤在教室外面的空地上。

“沈大爷，”我赶紧迎上去，“您这是……”

沈大爷今天换了件干净些的灰褂子，头上还扣了一顶洗得发白的黄军帽。他身后一个中年妇女开口了：“郑老师，我们跟沈大爷一起去乡里。听说学校要撤，这事儿不能他们乡里几个人就定了！”

“对！凭啥撤我们学校！娃儿们去镇上，一天四十里路，谁接送？”

“我家仨娃儿，住校一学期得交好几百，我拿啥交？”

“沈大爷昨晚一家一家敲的门，说他今天去乡里，问我们有没有话要带。我们一想，光带话哪行，我们自己去！”

人群越说越激动，锄头杵地的声音咚咚响。

我赶紧把他们拉到一边：“叔、婶儿们，你们听我说。去乡里可以，但不能这么去。你们扛着锄头去，那是闹事，反而把事情搞砸了。”

沈大爷抬起头看我：“那郑老师说，该咋去？”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写封信，把咱们学校的情况、学生的情况、还有你们各家的情况都写清楚。谁家什么困难，娃儿去镇上到底能不能读得起，一笔一笔写明白。你们带着信去乡教育办，好好说，让他们看事实。”

村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都看向沈大爷。

沈大爷沉默了片刻，点了点头：“郑老师是读书人，听郑老师的。”

我转身回教室，把孩子们的作业本翻到空白的背面，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截像样的铅笔头。我坐在讲台边上，一笔一划地写。写鹰嘴岩村小有多少学生，多少留守儿童，多少家庭年收入不到五百块。写如果撤了学校，十七个孩子里有九个可能直接辍学——因为他们家连去镇上的车票钱都掏不起。写这三年，孩子们的成绩，他们学了什么，认了多少字。

我写了满满三页纸，最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想了想，又让孩子们一个个在信后面按了手印。最小的那个叫刘豆豆，才六岁，按手印的时候把红墨水蹭了一脸，所有人都笑了。

沈大爷接过那封信，叠得整整齐齐塞进贴身的口袋里。

“走！”他转过身，拐杖在地上敲了一下。

二十几个村民，浩浩荡荡地沿着山路往乡里的方向去了。

我站在校门口目送他们，心里七上八下的。我不知道这封信管不管用，更不知道沈大爷这条走了四十里又四十里的腿，还能撑多久。

那天下午，我上完课就把孩子们留在教室里写作业，自己搬了张凳子坐在学校门口等着。

山里的天黑得早。下午五点多，太阳就落山了，风从峡谷里灌进来，呜呜地响。

我等到了天黑，又等到了月亮出来，山路那边始终没有人影。

就在我快坐不住、打算骑着自行车去找人的时候，山路上终于亮起了一串火光——是村民们举的火把。

我赶紧迎上去，看见沈大爷走在最前面。他的拐杖换成了两根——那根磨得发亮的旧拐杖还在，左手又多了根临时砍的树枝。他整个人像被抽干了力气，脸上灰扑扑的，嘴唇干裂得起了皮。

“沈大爷！”我扶住他，“怎么样？乡里怎么说？”

沈大爷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后面那个中年妇女，我认得是吴秋霞的妈吴婶，她气得脸都红了：“别提了！那个什么赵主任，连门都没让我们进！说我们聚众闹事，要叫派出所！”

“我们就在门口站着，把信从门缝塞进去了，后来出来个女的，把信又扔出来了，说‘领导不在’！”

“郑老师，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死活啊！”

人群七嘴八舌，火光映着一张张愤怒又绝望的脸。

沈大爷一直没说话。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才慢慢抬起头，看着我：“郑老师，信……他们没收。”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我看见他的眼角湿了。

这个七十二岁、走了四十里山路的老头儿，面对冷脸和拒绝的时候没哭，但说出“信没收”这三个字的时候，他哭了。

我鼻子一酸，用力把他扶稳：“大爷，没事。信没了我再写。明天，明天我亲自去。”

“不行！”沈大爷一把攥住我的胳膊，“你走了，娃们谁教？”

我愣了一下。

是啊，我走了，十七个孩子今天就没课上了。

那天晚上，我把沈大爷安顿在我的宿舍里，自己靠在教室的讲台边凑合了一夜。半夜的时候我听见隔壁传来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我知道，沈大爷的腿肯定又疼了。

我盯着黑板上白天写的粉笔字发呆——那是教三年级的一首唐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我们连楼都没有，怎么上去？

第二天天不亮，沈大爷就走了。他说村里还有几户人家等着他回话，他得赶回去。

我站在校门口，看着他拄着两根棍子、一步一步挪上那条盘山路，心里翻江倒海。

那天上课的时候，我忍不住又看了看那十七张脸。他们有的在认真写字，有的在抠橡皮，有的偷偷跟同桌说小话。看着看着，我忽然觉得自己之前想离开的念头，简直混账。

“同学们，”我敲了敲黑板，“今天不上课本了。我给你们讲讲山外面的事。”

孩子们一下来了精神，一个个仰着脑袋。

“山外面，有火车，有高楼，有大学。你们好好学习，将来都可以出去看看。但首先，”我顿了顿，“咱们得先把学校保住。”

放学后，我没休息。我把宿舍里攒了三年的所有课本、教案、学生的成绩册全部翻出来，整理了一份厚厚的材料。我还翻出了一台老旧的胶卷相机——那是毕业的时候我妈给我买的，让我拍山里的风景，可我三年都没舍得用。

第二天，我带着相机，挨家挨户地去拍。

我去拍了沈小虎家的土房子，屋顶漏着天光，墙皮一块块往下掉。我去拍了吴秋霞家里，她妈吴婶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锅里的稀饭能照见人影。我去拍了刘豆豆家，他奶奶八十多岁了，耳聋眼花，听说学校要撤，拉着我的手就不撒开：“老师，豆豆要是没书读了，我老婆子死了都闭不上眼啊。”

每拍一张，我心里就跟刀割一样。

拍了整整三天，我攒了一沓照片和一叠厚厚的材料。然后我写第二封信，这回不光是文字，还有照片。我把十七个孩子的照片每人洗了一张，贴在信纸后面，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年龄、家里什么情况。

最后我在信的末尾写了一段话：

“我是郑明远，鹰嘴岩村小唯一的老师。这所学校在深山里面，条件很差。但这十七个孩子，是这个大山里十七颗种子。如果把他们拔了，这山就荒了。我申请保留鹰嘴岩村小，我愿意继续留在这里教书。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我就不走。”

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的眼泪砸在了信纸上。

03

信写好了，照片也贴好了。可问题是，谁送？

我走了，孩子们就没课上。沈大爷的腿已经肿得跟馒头似的了，前两天吴婶跟我说，沈大爷回去之后躺了两天没下床。

就在我犯愁的时候，班上那个平时最闷声不响的男孩，刘豆豆的哥哥刘大山，放学后找到我。刘大山其实不叫大山，他本名叫刘小军，但因为长得敦实，干活一把好手，村里人都叫他大山。他今年其实才十三，但因为家里穷，早就不读书了，在村里帮人放牛打柴。

“郑老师，”大山搓着手，“我替您跑一趟吧。我去乡里送信。”

我看着他那双磨出老茧的手，喉咙发紧：“大山，你……”

“我认得路。我爹以前带我去过乡里赶集。”大山嘿嘿一笑，露出一口白牙，“您放心，我腿脚快，一天就能打个来回。”

我没忍住，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大山，谢谢你。”

“谢啥！”大山接过信，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郑老师，您教了我弟弟认字，我爹死的时候交代我，要让豆豆读书。我不能让学校没了。”

他说完就跑了，两条短腿蹬得飞快，像一只在山路上弹跳的兔子。

那天我一整节课都有点心不在焉，一边写板书一边往门口瞟。

中午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桑塔纳居然开上了山。

桑塔纳在这条盘山路上简直是奇迹。车底盘被刮得吱吱响，好不容易停在学校门口，车门一开，下来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眼镜，裤腿沾满了泥。

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赵主任。赵主任今天没穿皮夹克，换了件干净的夹克衫，但脸色不太好看。

“郑老师呢？”白衬衫男人四下看了看，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赶紧迎上去：“我是郑明远，请问您是……”

“我姓方，县教育局的。”男人掏出证件给我看了一下，“你们学校的情况，乡里报到县里了。我今天来看看。”

赵主任在身后干咳了一声：“方科长，这学校的情况我都汇报过了，实在是不符合办学条件……”

方科长没理他，径直走进了教室。他站在门口环顾了一圈，看了看那块刷了锅底灰的黑板，又看了看那些缺胳膊少腿的桌椅，最后目光落在墙上贴的学生作业上。

他看了很久。

作业纸上歪歪扭扭的字，有拼音，有算术，有抄写的课文。其中一张是沈小虎写的，内容是“我的郑老师”——“郑老师像山上的松树，他不怕风也不怕雨，他教我们认字，我不想让他走。”

方科长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转身看我：“郑老师，这十七个孩子的作业，都是你一个人批的？”

“是。”

“三个年级，语文数学，全是你一个人？”

“是。”

方科长沉默了几秒，忽然问了一个让我没想到的问题：“郑老师，你在这个学校待了几年了？”

“快三年半了。”

“想过走吗？”

这个问题太突然了，我张了张嘴。赵主任在旁边使劲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明显是让我说“想过”。

我看着方科长那双平静的眼睛，忽然想起沈大爷拄着拐杖走夜路的样子，想起沈小虎拽着我袖子说“你别走”，想起大山揣着信跑下山的背影。

“想过，”我说，声音很稳，“但我不走了。”

方科长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点点头，转身对赵主任说：“这学校的情况我了解了。你把鹰嘴岩村小的材料重新报一份上来，把郑老师的申请报告也附上。下周县里开专题会，我带过去。”

赵主任的脸色更难看了，但当着领导的面，他不敢说什么，只能连连点头：“好的方科长，我回去就办。”

方科长临走的时候，又回头看了我一眼：“郑老师，你那封信写得很好。照片拍得也好。你是个好老师。”

他说完弯腰钻进了桑塔纳。车在盘山路上颠簸着消失的时候，我站在校门口，腿忽然一软，差点跪下去。

十七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跑了出来，齐刷刷地站在我身后。梁小花小声问：“郑老师，学校保住了吗？”

我抹了一把脸：“还不知道，但咱们有机会了。”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

三天后，赵主任骑着摩托又上山了。这回他没穿皮夹克，也没叼烟，脸色铁青，一下车就把一叠纸拍在我桌子上。

“郑明远，你干的好事！”

我拿起那叠纸一看，是县教育局下的一份文件，上面写着“关于鹰嘴岩村小撤并事宜的初步意见”，意见栏里明明白白写着四个字：建议保留。

“这不挺好吗？”我不解地看他。

“好个屁！”赵主任骂了一句，“你知道这份文件下去，我多难做吗？全乡二十多个村小，就你们一个保留，其他都得撤。别的村怎么想？别的村老师怎么想？都学你写信拍照片告状，我这工作还干不干了？”

我这才反应过来。因为保留了我们学校，赵主任的工作进度被卡住了。

“郑明远，”赵主任压低声音，“我跟你透个底。县里开会，不是方科长一个人说了算的。上面还有分管领导，领导们要考虑整体布局。你们学校暂时是保住了，但也就是暂时。只要条件不合适，随时还能撤。你明白我意思吗？”

我点了点头。

“还有，”赵主任敲着桌子，“别折腾了。你再闹，对你自己也不好。你才二十几岁，难道真想在这山沟里待一辈子？”

他说完骑上摩托就走了。

我拿着那份文件，在教室里坐了很久。

孩子们都放学了，教室里空荡荡的，只剩夕阳从破屋顶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那块破黑板上。我忽然发现，黑板最上面的边角上，有人用粉笔写了几个小字，歪歪扭扭的，是沈小虎的字迹：

“郑老师最好了。”

我一下子把头埋进胳膊里，哭了出来。

04

那天之后，我心里那颗“走”的种子彻底死了。

我开始琢磨怎么把这间破庙一样的学校弄得像个样子。既然暂时保住了，那就不能只是保住，我得让它活下去。

我首先盯上了屋顶的漏洞。雨季马上就来了，漏雨的话教室里根本没法上课。我从村里借了梯子，自己爬上屋顶捡瓦。沈大爷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第二天派沈小虎带来了一捆新砍的竹子，说用来加固屋梁。

“我爷爷说他帮不上别的忙，竹子他还能砍。”沈小虎把竹子往地上一扔，鼻子冻得通红。

我摸了摸他的脑袋，把竹子裁成条，一根一根绑在屋梁上。

吴婶带着几个妇女来帮忙糊墙。她们和了黄泥，掺了稻草，把教室四面墙的裂缝全糊了一遍。吴婶一边糊墙一边念叨：“郑老师，你可不能走啊。你要走了，这学校就真塌了。”

“不走。”我站在梯子上，把最后一块瓦片卡进缝隙里，“你们不走，我就不走。”

梁小花带着几个大点的孩子去山上捡石头，在教室门口垒了一圈小花坛，又从自家挖了几棵野菊花栽进去。野菊花开得正好，黄灿灿的一片，给这灰扑扑的学校添了唯一的颜色。

大概过了一周，大山回来了。

他比走的时候黑了一大圈，裤腿上全是泥，鞋子破了个洞，脚趾头露在外面。但怀里那封信，他原封不动地又揣回来了。

“大山，信怎么没送到？”我急了。

“送到了，”大山喘着气，“乡里的人收了。但赵主任说，这信县里已经来过了，不用再送了。他就把信退给我了。”

我接过信一看，信封上多了一行字，是赵主任的笔迹：“郑老师：材料已上报，后续走程序。不要再写了。”

我攥着信，心里又酸又涩。

赵主任的意思我明白——程序走了，决定也做了，但能不能真正保住，还得看上面的态度。方科长那句话说得对：“暂时保住了。”只是暂时。

但这“暂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日子一天天过，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山里的野樱花开遍了坡。

我的工资还是拖，但我已经不怎么在意了。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后面的空地上开了一块菜地，种了白菜和萝卜。吴婶送来几只小鸡仔，我们用竹片围了个圈养着。孩子们轮流喂鸡，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数鸡仔有没有少。

有时候我看着这群在泥地里疯跑的孩子，恍惚间觉得，这破败的山沟里，真有了些生机。

可山里的消息传得快，也传得歪。

没过多久，我听到风声说，赵主任在乡里放了话：“鹰嘴岩村小早晚要撤，那个郑明远就是会闹，闹来闹去也不过是拖个一两年。等他走了，学校自然就没了。”

这话传到沈大爷耳朵里，他又坐不住了。

那天傍晚，我刚把孩子们送走，正蹲在菜地里拔草，忽然听见拐杖敲地的声音。

我抬头一看，沈大爷站在地头，盯着我看了半天。

“郑老师，”他开口，声音比上次更沙哑，“我听说，乡里那个人说，你早晚要走？”

我放下手里的草，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大爷，我没说要走。”

“可他说你会走。”

“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沈大爷没说话，只是拄着拐杖一步步走过来，在我旁边的石头墩子上坐下。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要走了，他才慢慢开口。

“郑老师，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年轻时候在石料场砸断了腿，我没求过老板多赔一分钱。老伴死得早，我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我没求过谁帮我一把。儿子媳妇出去打工，三年没回来，我带着小虎过日子，我也没有求过谁。”

他抬起头，一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但是今天，我求求你。”

“郑老师，你别走。”

他说完这句话，把拐杖放到一边，扶着石头墩子，费力地弯下了腰。

他在给我鞠躬。

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怎么当得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给我鞠躬！

我赶紧蹲下去扶他：“大爷，您别这样！我不走！我真的不走！”

我扶着他的胳膊，感觉到他在发抖。他的两条胳膊瘦得像干柴，骨节粗大，手心里全是老茧和裂纹。

“大爷，我跟你保证，”我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攥着他的手，“只要鹰嘴岩村小还有一个学生，我郑明远就不离开这个地方。”

沈大爷抬起头看我，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终究没有掉下来。

他慢慢直起腰，重新拿起拐杖，颤巍巍地站起来：“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他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对了，郑老师，小虎他爸妈……今年过年可能会回来。他们要是回来了，我让他们来给你磕个头。”

“大爷，别……”

沈大爷没回头，摆摆手，一步一步走远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学校门口的石头墩子上，看着满天的星星。

山里的星星亮得惊人，一颗一颗嵌在黑色的天幕上，像是有人抓了一把碎银子撒了上去。

我忽然想起来，我来鹰嘴岩的第一天，也是这样的星空。那时候我心高气傲，觉得自己是个救世主，要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

三年过去了，我发现我改变不了太多。我改变不了他们的穷，改变不了山路难走，改变不了他们爸妈不在身边。

但我可以不走。

我可以陪着他们。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终于跟这座山、这所学校、这十七个孩子，彻底绑在了一起。

05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入夏了。

山里的夏天闷热潮湿，教室里的瓦片吸足了热气，下午两点钟的时候闷得像蒸笼。我只好把课挪到树荫底下去上，孩子们围坐在一棵大核桃树下，我在一块石板上用粉笔写字。

六月的一天，乡里又来了人。这次不是赵主任，是两三个年轻人，拿着本子和相机，说是县里做农村教育调研的。

他们态度很好，问了孩子们很多问题，还拍了照片。临走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拉着我说：“郑老师，你这学校虽然破，但你教得真好。孩子们的口算能力比镇上有些学生还强。”

我心里暖了一下，但紧接着她下一句话又让我沉了下去。

“不过，”她压低声音，“县里撤点并校是早晚的事。你们学校去年就差点被撤了，今年虽然保住了，但明年、后年呢？政策在那儿，人力扛不过大趋势。郑老师，你还是早点做个打算吧。”

她说完就跟着同伴下山了。

我又站在校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盘山路拐弯。这种感觉我太熟悉了——每一次有人下山，我都觉得他们带走了一点希望。

那天放学后，我把十七个孩子留下来开了个会。

说是开会，其实就是让他们在教室里坐好，我一个一个地看着他们。

“同学们，”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今天老师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学校真的没有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炸了锅。

“不要！郑老师我不要学校没有！”

“我要上学，我爸妈说了，不上学以后只能放牛！”

“郑老师你别骗我，学校是不是又要没了？”

我看着一张张惊慌的小脸，心里一横，索性把话说开了：“现在学校暂时还在，但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师想说的是——不管学校在不在，你们都要读书。没有学校，你们就在家里读。没有课本，你们就用石板写。没有老师……”

我顿了顿：“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我会一家一家地去找你们。你们十七个人，我一个都不会放弃。”

梁小花第一个哭了。她一带头，好几个女孩子都跟着哭。沈小虎没哭，但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塞进我手心里。

“郑老师，”他说，“我爷爷说，甜的东西吃了就不会想哭。你吃。”

我攥着那颗糖，差点没绷住。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三年来攒的工资（虽然经常被拖欠，但我省着花，还是攒了一点）全取了出来，又跟吴婶借了一点，托大山下山的时候去镇上买了一台二手的油印机和一箱蜡纸。

我开始自己编教材。

县里的统编教材内容多、节奏快，山里的孩子基础差，跟不上。我根据他们的实际水平，重新编了语文和数学的简易教程，用蜡纸刻好，一张一张地油印出来，装订成小册子。

每一本册子的封面，我都手写一行字：“鹰嘴岩村小·第X册”。

印好第一本的时候，我把所有孩子叫到面前，一人发了一本。他们捧着那本油印的小册子，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

沈小虎翻开第一页，看见上面写着“第一课：我们的村子”，底下配了一幅我画的小插图——一座山、一条路、一间小屋。

“郑老师，这是我们家！”沈小虎惊喜地喊。

“对，这就是你们家。”我笑着摸摸他的头，“从今天起，我们学自己的课本。”

那一刻，我看见孩子们眼睛里亮起了光。

那是一种从来没见过的新奇的光——属于他们的课本，属于他们的学校，属于他们的老师。

我知道，我做了三年来最正确的一件事。

可也就在那天晚上，出事了。

我正宿舍里刻蜡纸，忽然听见外面有人砸门。开门一看，是吴婶，她急得语无伦次：“郑老师！郑老师你快去看看！沈大爷摔了！在来学校的路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扔下蜡纸就往山路上跑。

跑了大概二里地，在手电筒的光柱里，我看见一个人趴在路边的草丛里，旁边扔着一根断成两截的拐杖。

是沈大爷。

他脸朝下趴着，一动不动。

“大爷！沈大爷！”我扑过去把他翻过来，手电筒一照，他额头磕破了一块，血糊了半边脸，但人还清醒，眼睛睁着。

“郑、郑老师……”他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哼哼，“我……我听见……小虎说你在印书……我就想来……来看看……”

“大爷！您腿脚不好，大半夜的走什么山路啊！”我急得快哭了，和吴婶两个人合力把他扶起来。

沈大爷靠在我肩膀上，喘了半天，才断断续续地说：“郑老师……我听说……你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给娃们印书了……我……我过意不去……我家里还有点腊肉……想给你送来……”

我鼻子一酸，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就为了送几块腊肉，一个七十多岁的瘸腿老人，拄着拐杖走了夜里四十里的山路。

“大爷，”我把他的胳膊架在脖子上，“您别再这样了。您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小虎交代？怎么跟您儿子交代？”

沈大爷被我架着走了几步，忽然笑了：“郑老师，你是个好人。好人……有好报。”

“别说什么好报了，”我吸着鼻子，“您能好好的，就是最大的好报了。”

那一夜，我和吴婶把沈大爷架回了我宿舍，吴婶连夜去叫了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给他包扎。沈小虎也来了，站在床边看着他爷爷，嘴唇咬得发白，愣是一声没哭。

但我知道，这孩子心里比谁都害怕。

我坐在床边守着沈大爷，一直到天快亮。老人睡过去了，呼吸总算稳下来。沈小虎蜷在床脚睡着了，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

我看着他爷孙俩，心里冒出一个念头，一个疯狂的念头——

我要把学校办下去。不仅仅是为了这十七个孩子，还为了沈大爷这样的老人，为了这座大山里所有相信“读书有用”的人。

哪怕只有我一个老师，哪怕只有十七个学生，哪怕学校是间破庙。

我要让它活着。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我就醒了。沈大爷还在睡，沈小虎也还在蜷着。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外，山里的晨雾还没散，白茫茫的一片，把对面的山头全遮了。

我正发愣，忽然听见山路那边传来一阵嘈杂声。

雾里走出了一群人。

打头的是吴婶，她身后跟着梁小花的爸爸——那个在村里给人做木工活的梁叔。再往后，我看见了刘豆豆的奶奶，拄着个竹竿，一步一挪。还有好几张熟悉的面孔，都是村里的人。

他们手里都拿着东西。

吴婶扛着一袋米，梁叔扛着一捆木料，刘奶奶挎着一篮子鸡蛋。后面还有人拎着腊肉、干菜、红薯。

“郑老师！”吴婶老远就喊，“我们听说了，你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给娃印书了！这哪行！你的钱留着你自己用！学校的事，咱们全村一起扛！”

梁叔把木料往地上一放：“郑老师，我给你打几套新桌椅。你那破桌子三条腿，娃儿写字都晃悠。”

刘奶奶颤巍巍地走过来，把一篮子鸡蛋塞到我手里：“郑老师，豆豆说你在刻那个蜡纸，手都磨破了。鸡蛋，补补身子。”

我捧着那篮子鸡蛋，看着面前这一张张质朴的脸，喉咙堵得说不出一个字。

我是真没想到。

我来这个村三年多了，一直觉得自己在付出。可到了这一刻我才明白——我付出的那点东西，山里人用十倍百倍的情义还给了我。

“谢谢……谢谢大家……”我声音抖得不像样，“学校我肯定办下去。我不走。我哪儿都不去。”

吴婶笑了，笑出了一脸的褶子：“郑老师，你不用说，我们都信你。”

那天早上，梁叔扛着木料叮叮当当地在教室门口打起了桌椅。吴婶带着几个妇女把米和腊肉搬进我的宿舍灶台。刘奶奶坐在石头上剥花生，说要给我炒花生米。

沈小虎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忽然转身跑回屋里，趴在沈大爷床前喊：“爷爷！爷爷！大家都来了！学校不会没了！”

沈大爷在床上一动不动，但嘴角慢慢扯出一个笑。

我站在晨曦里，看着这乱哄哄却热腾腾的场面，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

然而，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在变好的时候，一封从乡里来的信，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

那封信是赵主任托人捎上来的，白纸黑字，言简意赅：

“郑明远同志：经乡教育办研究并报县教育局备案，鹰嘴岩村小将于本年度秋季学期结束后正式撤销。请做好学生分流及资产交接准备。特此通知。”

信的末尾，盖着乡教育办鲜红的公章。

我捏着那张纸，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秋天？

秋天就要撤？

我抬头看了看教室门口那几棵正开得热烈的野菊花，又看了看梁叔正在敲打的新桌椅。

秋天。

我们只剩一个秋天了。

06

那封信我没告诉任何人。

我把信纸折好，塞进教案本最里面那一页，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上课。但我瞒不住自己的脸色。吴婶送饭来的时候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郑老师，你脸怎么这么白？不舒服？”

“没事，”我挤出一个笑，“昨晚刻蜡纸刻晚了。”

吴婶半信半疑地走了。

那天放学后，我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把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夕阳完全落下去，教室彻底暗了，我才用火柴点起煤油灯。

灯光昏黄，照着那枚鲜红的公章，红得像血。

我怎么跟他们说？怎么跟十七个孩子说？怎么跟沈大爷说？怎么跟那些送米送鸡蛋、帮我糊墙修屋顶的人说？

我坐在灯下想了很久，最后做出了一个决定——写信。

我翻出油印机，裁了一张蜡纸，一笔一划刻了一封给县教育局的信。信上写的是：我申请将鹰嘴岩村小改制为教学点，哪怕只保留一至三年级，哪怕不享受完全小学的经费待遇，我自愿继续承担教学任务，不要额外补贴。

我把信刻好，油印了三份。一份寄县教育局，一份留底，另一份——我揣进了怀里。

第二天天不亮，我骑车下山，亲自去邮局把信寄了。

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在盘山路上颠得我屁股生疼，但我脑子里想的全是一个画面——沈大爷拄着两根棍子，在黑漆漆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前挪。

他一个老人为了学校能走四十里，我一个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走？

那段时间我表面上照常上课、照常刻蜡纸、照常带着孩子们在核桃树下背课文，可我心里跟油煎一样。

等了大约半个月，回信来了。

一个牛皮纸信封，落款是县教育局。我的手在拆信的时候抖得厉害，撕了好几下才撕开。

信不长，就半页纸。

大意是：鹰嘴岩村小撤并是全县布局调整的一部分，已纳入年度计划。教学点设置需符合生源、师资、校舍等多方面条件，目前该校不满足相关标准。建议郑老师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做好分流工作。

后面是方科长的签名。

我拿着那封信在村口站了很久，直到天黑透了才转身回去。

那天夜里，我做了三年来最艰难的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让所有孩子提前半个小时到校。

十七个孩子挤在教室里，我站在那块刷了锅底灰的黑板前面，看着他们。梁小花、吴秋霞、刘豆豆、沈小虎……一张张小脸，有的在笑，有的在抠手指，有的偷偷跟同桌挤眼睛。

我清了清嗓子，开口的时候声音发哑：“同学们，老师……跟你们说一件事。”

教室里安静下来。

“学校……秋天可能就没了。”

我说完这句话，教室里一片死寂。

然后刘豆豆“哇”的一声哭了。他一哭，好几个小的都跟着哭。梁小花咬着嘴唇没哭，但眼眶红得像兔子。吴秋霞趴在桌子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沈小虎没哭，但他猛地站起来，眼睛里全是倔强：“郑老师，不是说好了不撤吗？你不是说你哪都不去吗？”

“是，我不走。”我看着他，“学校撤了，但我还在。你们在哪，我就在哪。”

“那学校为什么要撤？”

“因为上面有政策。老师跟上面解释了，但上面有上面的考虑。”

沈小虎死死地瞪着我，那双黑亮的眼睛里全是愤怒和不甘。他忽然转身就往外跑。

“沈小虎！”我追出去，“你去哪？”

他没回头，像只小兽一样沿着山路跑了，两个补丁在膝盖上上下翻飞。

那天沈小虎一整天没来上课。

放学后我去了沈大爷家。鹰嘴岩那个自然村比学校还要往山里面走，从学校过去也要走差不多两个钟头。我到的时候天都擦黑了，沈小虎正蹲在门口拿树枝在地上写字，看见我来，扭头跑进了屋。

沈大爷拄着新削的拐杖迎出来：“郑老师，小虎回来跟我说了。说你今天跟娃们讲了，学校要撤。”

我站在门口，低着头：“大爷，对不起。”

“你对不起啥？”沈大爷拉过我的手，“你又不是你让撤的。你为了这学校，把自己的钱都搭进去了，你还要咋样？”

“可我没能保住学校。”

沈大爷沉默了一会儿，拉着我进屋坐下。他从灶台上的瓦罐里倒了一碗水推到我面前：“郑老师，你还记得你上次跟我说的话吗？你说只要还有一个学生，你就不走。”

“我记得。”

“那就行了。”沈大爷干瘦的手拍了拍我的手背，“学校没了，你把娃儿们带在身边教。他们爹妈不在跟前，你就是他们最亲的人。你教到哪，他们就跟到哪。”

我攥着那碗水，心里又酸又热：“大爷，小虎他……恨我吗？”

“恨你干啥？”沈大爷往里屋努了努嘴，“那小子不是恨你，他是害怕。怕你走了。”

我放下碗，走到里屋门口。

沈小虎背对着门口坐在床沿上，肩膀微微抽动着。他明明在哭，但咬着牙一声不出。

“小虎，”我蹲在他身后，“老师不走。老师说话算话。”

他没回头，但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我伸出手，轻轻按在他瘦小的肩膀上：“不管学校在不在，我都教你。你爷爷走四十里山路去乡里给你求学校，老师就敢走四十里山路来你家教你。”

沈小虎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腰。他的脑袋埋在我胸口，哭声终于压不住了：“郑老师……你别走……你别走……”

我搂着他小小的身子，眼眶一热，眼泪全砸在了他的头发里。

“不走，老师不走。”

从沈大爷家出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

山路上静得只剩虫鸣和风声。我推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脑子里一团乱麻。学校要撤的消息传开了，接下来会怎么样？家长们会不会闹？孩子们会不会辍学？我能做什么？

走了大约一半路，我听见身后有人喊我。

回头一看，是梁小花的爸爸梁叔，扛着个手电筒追了上来。

“郑老师！等等！”

我停下车：“梁叔，怎么了？”

梁叔喘着粗气跑到我面前：“我听说学校的事了。郑老师，你别往心里去。村里人没一个怪你的。你为这学校做的，我们都看在眼里。”

“梁叔，我……”

“你别说了。”梁叔摆摆手，“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我认识一个人，在县报社当记者。以前来村里采过风，住过我家。我明天去找他，把咱们学校的情况跟他说说。看看能不能报道一下，让上面的人看见。”

我愣住了：“梁叔……记者？”

“对。你别觉得没用。”梁叔拍了拍我的自行车座，“你写的信、拍的照片，上面的人可能不当回事。但报纸上登了，全县的人都能看见。到时候他们想撤，也得掂量掂量。”

我张了张嘴，心里忽然燃起了一丝微弱的火光。

“梁叔，这能行吗？”

“行不行，试试才知道。”梁叔咧嘴一笑，“你跟沈大爷都不放弃，我们也不能放弃。”

那天夜里我回到宿舍，翻来覆去睡不着。梁叔的话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

记者。报纸。曝光。

这条路，我从来没想过。

可万一行呢？

07

梁叔说到做到。三天后，他带了一个人上山。

那个人三十来岁，背着个帆布包，脖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戴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梁叔介绍说这是县报社的记者，姓高。

高记者在山路上颠了一上午，脸都白了，但一下车就掏出相机四处拍。他拍那间破庙改的教室，拍那块锅底灰刷的黑板，拍三条腿的桌子和漏光的屋顶。他拍孩子们趴在石板上写字，拍我蹲在树底下用粉笔头教拼音。

他拍了一整个下午。

拍完照片，高记者坐在核桃树下跟我聊了很久。他问我来了几年，工资多少，怎么上课的，孩子们家里什么情况。我一五一十地跟他说了，说到沈大爷拄着拐杖走了四十里路，说到我把工资拿出来印课本，说到那封盖了红公章的通知。

高记者一边听一边在本子上记，最后合上本子看着我：“郑老师，你的事迹，值得让更多人知道。我回去好好写一篇稿子，争取在县报头版发出来。”

“谢谢高记者。”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可是……发出来有用吗？上面已经定了要撤了。”

“舆论是有力量的。”高记者推了推眼镜，“你信我。”

他走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郑老师，你守在这山里三年多，你比很多人都了不起。这篇报道发出来，就算学校最后还是撤了，你也没有遗憾了。”

我点了点头，送他到山口。

高记者的身影消失在盘山路拐弯处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怕了。

是啊，就算最后还是撤了，我尽力了。我对得起沈大爷，对得起十七个孩子，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大约过了一周，梁叔兴冲冲地跑上山来，手里挥舞着一张报纸：“郑老师！登了！登了！”

他一路跑到学校门口，把报纸塞进我手里。

我展开一看，县报头版——整整一个版面！标题是黑体大字：“深山里的坚守：一个老师和十七个孩子的村小”。

下面是高记者拍的照片——我蹲在核桃树下教孩子们写字的侧影，光从树叶缝隙里洒下来，落在我和孩子们身上。

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我看了好几遍：

“在鹰嘴岩，我们看见了中国乡村教育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模样。一所即将被撤并的村小，一个选择不走的老师，十七个渴望读书的孩子。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教育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

我拿着报纸，手指在微微发抖。

“梁叔……”我嗓子发紧，“这……”

“郑老师，”梁叔笑呵呵地说，“我认识好几个村的人，都看了这报纸。都说你们鹰嘴岩有个好老师。你等着吧，说不定有转机。”

报纸登出来之后，事情确实有了变化。

先是乡里来了电话，是赵主任。他的语气比上次软了很多：“郑老师，那个……县里来电话了，说你们学校的事再研究研究。你别急着分流学生，先稳定着。”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在宿舍里来回走了好几圈。

再研究研究。不是“撤”，是“再研究”。

我心里那团火又烧起来了。

紧接着，县教育局又来了人。不是赵主任，是方科长亲自带着两个同事上的山。这回的桑塔纳后座还多了一个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戴着老花镜，一看就是领导模样。

方科长介绍：“郑老师，这是咱们县分管教育的刘副县长。”

刘副县长下车先没说话，他绕着学校走了一圈。从教室走到操场（其实就是那块空地），从宿舍走到菜地。他看了我刻的蜡纸，看了孩子们上课的石板，看了梁叔刚打好的新桌椅。

最后他站在那棵大核桃树下，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转头看着我：“郑老师，你在这里干了三年多了？”

“三年零八个月。”

“工资多少？”

“一百二，有时候拖。”

“想过走吗？”

又是这个问题。我笑了笑，这回答得没有犹豫：“以前想过，现在不想了。”

刘副县长点点头，又看了看方科长：“这学校，校舍确实差了点。但师资强。郑老师一个人撑三个年级，教学质量我看不比镇上的差。撤了可惜。”

方科长赶紧点头：“刘县长说得对，我们重新评估。”

刘副县长走之前，单独把我叫到一边：“郑老师，我跟你说实话——县里财政吃紧，村小撤并是大趋势，不可能为你这一所学校破例。但是。”

他顿了顿：“但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把鹰嘴岩村小改成一个‘教学点’，保留一、二年级。三年级以上的孩子，政府出交通费，送到镇上读。这样孩子们不辍学，学校也留下了。你觉得怎么样？”

我听完这句话，心里像放了一颗大石头落地。

教学点。保留一、二年级。

沈小虎今年三年级，他可以继续在这里读到二年级？不对，沈小虎已经是三年级了，他得到镇上去。但刘豆豆、还有几个小的，可以留下来。

而且，政府出交通费。这是关键。

“刘县长，我同意。我完全同意。”

刘副县长笑了笑：“那你还要继续在这儿吃苦啊。”

“我不怕吃苦。”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行，那我回去让人拟文件。秋天之前办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对着黑黢黢的大山嚎了一嗓子。声音在山谷里回荡了好几圈，惊起了一片飞鸟。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哭，但脸上全是湿的。

三年多。一千多个日夜。

我差点就走了。

但幸好我没走。

08

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整个鹰嘴岩都沸腾了。

吴婶带着一帮妇女连夜蒸了满满一屉白面馒头，第二天一大早就送上山来，说庆祝学校“死而复生”。梁叔扛着剩下的木料，把教室后面那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子也拾掇了出来，说要给我当个像样的宿舍。

沈大爷又走了一趟四十里山路。这回他是被沈小虎和他爸一起搀上来的。沈小虎的爸妈，那个三年没回家的儿子儿媳，今年终于回来了。

沈大爷的儿子沈卫东是个黝黑壮实的汉子，一见到我就弯下了腰：“郑老师，谢谢你。你对我爹、对小虎的恩情，我们全家记一辈子。”

我赶紧把他扶起来：“沈大哥，别这样。是我应该做的。”

沈小虎在旁边拽着他妈妈的衣角，怯生生地往我这边看。他妈妈是个瘦小的女人，眼圈红红的，拉着我的手半晌说不出话。

“郑老师，”她终于憋出一句，“小虎以后……就拜托你了。”

“放心。”我看着沈小虎，“小虎三年级了，秋天要去镇上上学。政府出交通费，每天有车接送。他去了镇上，一样能好好读书。”

沈小虎猛地抬头：“郑老师，我、我不去镇上！”

“为啥？”

“我走了，谁帮你喂鸡？”

所有人都笑了。我也笑了，蹲下来捏了捏他的脸：“鸡你爷爷会喂。你去镇上好好读书，读好了将来回来看我。”

沈小虎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那……那你不能骗我。”

“不骗你。”

他伸出小拇指。我也伸出小拇指，跟他拉了勾。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秋天来得很快。

九月份，新学年开始了。鹰嘴岩村小正式改成了鹰嘴岩教学点，保留了十二个一、二年级的孩子。另外五个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包括沈小虎和梁小花，每天早上有乡里安排的班车在山口接，傍晚再送回来。

虽然每天来回奔波，但孩子们一个都没少。

开学第一天，我站在焕然一新的教室里，看着下面十二张更小的脸。新来的孩子里有几个是去年还没上学的，现在终于可以走进教室了。

我清了清嗓子：“同学们，欢迎来到鹰嘴岩教学点。我是你们的老师，郑明远。以后的日子，我们在一起。”

底下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举手：“郑老师，我哥哥说你是最好的老师。”

我心里一暖：“你哥哥是谁？”

“我哥哥是刘大山。”

原来是刘大山的妹妹。大山那孩子，当初替我去乡里送信，后来又忙着砍柴放牛养家，一直没能回学校。但他把他妹妹送来了。

“那你替老师谢谢你哥哥。”我笑着说，“告诉他，让他有空也来听课。老师随时欢迎。”

小女孩用力点了点头。

那天放学后，我收拾教案的时候，在讲台抽屉里又看见了那张旧报纸。高记者拍的那张照片，我蹲在核桃树下教孩子们写字。照片里的我比现在年轻不少，脸上的表情认真又坚定。

我看着那照片笑了。

那时候的我，大概想不到自己能走这么远吧。

十月的一个傍晚，我正在菜地里摘白菜，忽然听见有人喊我。

抬头一看，沈大爷站在学校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他旁边的沈小虎穿着一身新衣服——应该是他爸妈从广东带回来的——背着崭新的书包，冲我龇牙笑。

“郑老师！”沈小虎跑过来，“你看！我妈妈给我买的新书包！”

我蹲下来看了看那书包，蓝底红条纹的，上面还印了个米老鼠：“好看。你背着新书包去镇上，得好好学。”

“嗯！”沈小虎用力点头，“我今天考试考了九十分！老师表扬我了！”

“真棒！”

沈大爷慢悠悠地走过来，把布袋子递给我：“郑老师，这是我腌的酸菜。你一个人在山上，吃菜不方便。多腌点，你慢慢吃。”

我接过布袋子：“大爷，您别再走这么远路了。腿脚不好。”

“没事，小虎陪着我走的。”沈大爷笑着说，“我跟他一起走，路上有伴儿。走不动了就歇歇，歇够了再走。反正——山就在这儿，路就在这儿。”

我看着他拄着拐杖站在夕阳里的样子，忽然觉得他比三年前精神多了。

“大爷，”我说，“学校的教学点，至少能保留五年。五年后政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这五年，我能做的，我一定全做了。”

“够了，郑老师。”沈大爷拍了拍我的手臂，“五年够了。五年后小虎都上初中了。到时候，就算学校真没了，他也长大了。”

我点了点头。

沈小虎在旁边拽着我的衣角：“郑老师，等我长大了，我也回来当老师。跟你一样。”

我鼻子一酸，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好。到时候你当校长，我给你当副校长。”

沈小虎咧嘴笑了，夕阳照在他脸上，映得那口白牙亮晶晶的。

09

又一年春天。

鹰嘴岩的野樱花开得比去年更盛，漫山遍野地粉成一片，像谁把胭脂打翻了泼在山坡上。

我的宿舍被梁叔重新修了一遍，屋顶换了新瓦，墙上糊了石灰，还给我安了一扇玻璃窗。窗台上摆着吴婶送的几盆月季，红红绿绿的，看着就喜庆。

来教学点上学的孩子从十二个变成了十五个。附近两个更偏的自然村听说这里没撤，也把自家适龄的孩子送了过来。我忙得团团转，但心里踏实得很。

有一天中午，我正趴在桌上改作业，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上山来了。他送来了一个牛皮纸信封，落款是省城的一所师范院校。

我拆开一看，是一份邀请函——省里举办农村骨干教师培训，我被推荐参加了。

推荐人那一栏，写着方科长的名字。

我心里一热，翻到邀请函的背面，看见一行手写的小字：

“郑老师：这是省里专门针对偏远教学点老师的免费培训，为期两个月。你尽管去，你不在的时候，县里会派代课老师顶你的岗。——方”

我攥着那张邀请函，在宿舍里转了好几圈。

省里的培训。免费。还派人来顶岗。

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我把消息告诉孩子们的时候，他们一片哗然。

“郑老师你要走两个月？”

“谁给我们上课？”

“你不回来了吗？”

我赶紧安抚：“回来回来！老师就去两个月，学习完了就回来。县里会派别的老师来给你们上课，你们乖乖的，听新老师的话。”

那天晚上，我收拾行李的时候，在箱底翻出了三年前刚来鹰嘴岩时写的那本日记。第一篇的日期是1993年9月1日，上面写着：

“今天到了鹰嘴岩村小，比想象的还破。十七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黑。我心里有点发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下去。”

最后一篇是去年秋天的，写着：

“学校保住了。孩子们都在。我不走了。”

我把日记本合上，塞进行李最底层。

两个月的培训，收获比我想象的还大。

我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农村老师，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有的人在山里待了十年，有的人一个人教五个年级，有的人把自家房子改成了教室。我们互相交流教学方法，互相打气。

培训结束那天，我领了一张结业证书和一套新教材。坐大巴回县里的时候，我看着窗外飞驰的田野和山峦，心里想着鹰嘴岩那间教室。

到了县里，我转乘班车回镇上。在镇上的汽车站门口，我一眼就看见了两个熟悉的身影——沈小虎和刘豆豆，两个人蹲在站牌底下，一人举着一根冰棍。

“郑老师！”沈小虎第一个发现我，跳起来冲过来，“你回来了！”

刘豆豆也跑过来，嘴里还叼着冰棍：“郑老师，新老师教我们唱歌了！他说是你教的！”

我一手搂一个：“新老师好不好？”

“好！但他没有你好！”

我笑着揉了他们的脑袋，带着他们上了回鹰嘴岩的班车。

车在盘山路上颠簸着，我透过车窗看着外面的山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月没见了，我觉得山比印象里绿了，路比印象里宽了。

“郑老师，”沈小虎趴在我膝盖上仰头看我，“你以后还走吗？”

“不走了。”

“那你要说到做到。”

“拉勾。”

我伸出小拇指，他认真地跟我勾了一下。

班车在山口停下来，我拎着行李下车。山路上远远地站着好几个人——吴婶、梁叔、刘奶奶、沈大爷，还有一大群孩子，乌泱泱地挤在路中间。

“郑老师回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孩子们呼啦一下全跑了过来。

我被一群小萝卜头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叫“郑老师”“郑老师”，吵得我耳朵嗡嗡响，但我笑得合不拢嘴。

沈大爷拄着拐杖站在人群外面，笑眯眯地看着我。他比去年又瘦了些，背更弯了，但精神头还不错。

我挤开孩子们走到他面前：“大爷，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沈大爷点点头，又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遍，“胖了点。省城伙食好？”

“还行。”我笑着，“大爷，我还给你带了一包点心。”

“浪费那钱干啥！”沈大爷嘴上说着浪费，但眼角的笑纹全堆起来了。

10

那之后的日子，过得飞快。

鹰嘴岩教学点一步步走上正轨。我培训回来之后，把学到的新教学方法用在了课堂上，还试着给孩子们开了简单的音乐课和美术课——没有乐器，就拿竹片敲节奏；没有颜料，就拿野花捣碎了当染料画在草纸上。

孩子们开心，我也开心。

第二年秋天，沈小虎去了镇上的中心小学读四年级。走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但一星期后就适应了。周末回来的时候，他抱着课本跑到学校找我补课，坐在核桃树底下一边念书一边啃我给他的红薯。

“郑老师，”他念着念着忽然抬头，“我以后一定要考大学。”

“那当然。”

“考上大学了，我就回来跟你一起教书。”

“行，老师等着你。”

他低头继续看书，夕阳把他小小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第三年，教学点的孩子增加到了二十个。县里给拨了一笔专项经费，把教室的屋顶彻底翻新了，还运来了一套全新的课桌椅。黑板换成了真正的墨绿色玻璃黑板，粉笔也管够。

我站在新黑板前面写字的时候，粉笔划出清晰的声音，脆生生的，好听极了。

第四年，沈大爷七十六了。他的腿越来越差，已经走不了远路了。但每隔一两个月，他还是会让沈小虎或者邻居搀着，到学校来看看。他就坐在校门口的石头上，看着我上课，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疯跑，看着那棵核桃树一年比一年茂盛。

有一回他坐了整整一下午，临走的时候跟我说：“郑老师，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是没读过书。最不后悔的事，是当年把小虎送到了你手上。”

我扶着他说：“大爷，您说得不对。您这辈子最大的成就，是让您孙子有书读。”

沈大爷笑了，笑得脸上的褶子全挤在一起：“郑老师，你嘴越来越贫了。”

我嘿嘿一笑：“跟孩子们学的。”

第五年春天，沈小虎考上了县里的初中。他回来报喜那天，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校服，个子蹿了一大截，快到我肩膀了。站在学校门口的时候，他还有点不好意思。

“郑老师，我考上了。”

“考了多少分？”

“语文九十八，数学满分。”

我心里那个高兴劲儿，比自己当年考上师范还激动：“好！好小子！走，老师给你煮俩鸡蛋庆祝庆祝！”

沈小虎跟着我走进宿舍，忽然在后面拉住我的衣角：“郑老师，我爷爷让我跟你说——他走不动了，但他让你放心，他好着呢。”

我转过身看着沈小虎，忽然之间，鼻子酸得厉害。

“你爷爷……”我嗓子堵了一下，“你回去跟他说，就说我说的，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爷爷。”

沈小虎点了点头，眼圈也红了。

那天晚上，我送沈小虎到山口。他背着新买的书包，站在暮色里冲我挥手：“郑老师，我走了。周末回来找你补数学。”

“回来吧。老师一直都在。”

他转身跑远了，小小的背影在盘山路上越来越小，最后被夜色吞没了。

我站在山口吹了好一会儿风。

五年了。

从1993年到1998年，我在鹰嘴岩待了整整五年。

十七个孩子，有的去了镇上，有的去了县里。新的孩子又补上来，一茬接一茬，像山里的野菊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但我在。

我一直在。

又是一个秋天。

我站在鹰嘴岩教学点的门口，看着操场上疯跑的孩子们。他们有的在跳皮筋，有的在追蝴蝶，有的趴在地上斗蛐蛐。阳光暖洋洋地照着，把那棵大核桃树的影子印在地上，晃来晃去。

吴婶从菜地里探出头喊：“郑老师！晚上来我家吃饭！炖了鸡！”

“好嘞！”

梁叔扛着新打的乒乓球桌从坡上下来：“郑老师！找个地方摆上！让孩子们打乒乓球！”

“放核桃树底下！”

刘奶奶坐在石头上剥豆子，笑呵呵地看着一群孩子围着她转。

我转过身，看见黑板上新写的一行粉笔字：“今天我们来学一篇新课文——题目叫《我的家乡》。”

家乡。

我的家乡在哪里？

我站在这个曾经想逃离、如今却再也离不开的地方，看着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开得金黄灿烂，忽然就笑了。

我的家乡，就在这儿了。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内容为虚构创作，故事情节及人物均为艺术加工，旨在展现乡村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奉献精神，传递尊师重教、重视教育的社会正能量。文中涉及的地名、机构名称及政策细节皆为情节需要，与现实中的任何具体地区、部门或政策无关。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文中人物均为虚构，与现实人物无任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