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那只滚出来的白色方块
那天是周六,雨下得像有人在天上泼淘米水,哗啦哗啦没个停。我正蹲在玄关给他收拾出门用的公文包,因为他周一要去邻市开个什么供应链大会,嘴上念叨着让他带伞,手却没闲着,把散乱的文件往里塞。
就在我把那一摞文件抽出来的时候,一只白色的小盒子从夹缝里滚了出来,掉在我脚边。
我捡起来一看,是个药盒。牌子我不熟,但包装上的字我认得——“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片”。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慢性乙型肝炎用药”。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药是谁的?
肯定不是我的,我连感冒都很少。也不是我爸我妈的,他们去年体检肝功能正常。那就是他的?可他从来没说过他有乙肝啊。我们结婚五年,一起吃饭,共用杯子,甚至我有次口腔溃疡出血,他也照常给我夹菜。如果他真有这病,这不是拿我健康开玩笑吗?
我没急着问他。我把他那堆文件翻了个底朝天,没病历,没处方,只有这一盒孤零零的药,而且已经吃了大半盒。我把药盒塞回原处,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心里却像被人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堵得慌。
二、餐桌上的沉默对峙
晚饭的时候,我特意多看了他几眼。他叫裘善友,人如其名,表面上挺善于交友,做销售总监,嘴甜,应酬多。他正低头扒饭,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我装作随口一问:“今天收拾包,看到里面有盒治乙肝的药,你什么时候得的这病?怎么也不告诉我?”
裘善友夹菜的手顿了一下,筷子尖上的青菜掉回盘子里。他抬头,眼神有点闪躲,随即笑了笑:“哦,那个啊,是我们部门小赵的。他上周来我办公室聊天,随手放我包里忘了拿。我忙忘了还他。”
这理由听起来天衣无缝,但我心里那根刺没拔掉。如果是小赵的,为什么没有写名字?为什么这药放在他公文包的夹层,而不是外层?而且,我后来偷偷看过他的医保卡消费记录,并没有这笔开销,当然,也有可能是现金买的,或者是别人代买。
我没继续追问,只是点了点头,把碗里的鱼骨头吐出来,说:“下次记得还人家,这病传染,别不当回事。”
他“嗯”了一声,低头喝汤,那顿饭剩下的时间,空气安静得能听见汤勺碰碗沿的脆响。
三、药盒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开始留意他的包。
每天早上他出门前,我都会借口帮他拿包,或者检查有没有带齐东西,趁机摸摸那个夹层。药盒还在。有时候藏在文件夹后面,有时候压在一沓名片底下。
我甚至拍了张药盒的照片,发给一个在疾控中心工作的远房表姐。她回得很快:“这药不便宜,进口的,长期服用。你离他远点,查查自己有没有抗体。”
表姐的话让我后背发凉。我开始偷偷去医院查乙肝两对半,还好,我有抗体。但这并没让我安心,反而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生理性的排斥。晚上他一靠近,我就觉得空气里有病毒在飘。
奇怪的是,大概过了二十来天,那药盒突然不见了。
我问裘善友:“那个药盒呢?”
他说:“还给小赵了。”
我又问:“小赵好了吗?”
他说:“差不多了吧,不清楚,人家私事少打听。”
一切听起来都那么合理,合理到像是提前背好的台词。但我分明记得,那天我翻他包的时候,药盒里还有五六片药。如果是还给小赵,为什么不把剩下的药也还了?难道小赵吃了一半就不吃了?还是说,这药根本就是裘善友自己在吃,只是最近不想带了?
我没证据,只能憋着。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四、茶馆里的雨腥味
日子就这么不死不活地过着,直到三个月后的那个下午。
那天也是阴雨天,我接到闺蜜岑安卉的电话。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飘,不像平时那样咋咋呼呼:“在哪儿呢?出来坐坐吧,老地方,那个临江的老茶馆。”
岑安卉是我大学室友,以前我们俩好得穿一条裤子,但这几年她嫁了个做工程的,我也结了婚,联系少了些。她说老茶馆,那是我们在学生时代为了逃避期末考试压力常去的地方,很有情怀。
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坐在角落的位置上了。老茶馆的窗户漏风,带着一股陈旧的木头味和雨水打在青石板上的腥气。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卫衣,帽子扣在头上,只露出半张脸,脸色差得惊人,嘴唇发白。
桌上放着一壶菊花茶,她没动,只是盯着我身后的那盆绿萝发呆。
我坐下,开玩笑说:“怎么搞得跟拍恐怖片似的,穿这么裹实。”
她没笑,手指摩挲着温热的茶杯,指节泛白。沉默了足足一分钟,久到我以为她要睡着了,她才开口,声音低得像蚊子叫:“我最近……老是乏力,恶心,去医院查了。”
“咋了?感冒了?”我随口问,心里还在想着早上裘善友出门时那个莫名其妙的眼神。
岑安卉抬起头,眼睛里全是红血丝。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医生说是……乙型肝炎。病毒载量很高。”
那一刻,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那只在公文包里滚出来的白色药盒,裘善友闪烁其词的谎言,还有表姐警告的话语,在这一瞬间串联成了一条毒蛇,狠狠咬了我一口。
五、那个被隐瞒的名字
我强压着心里的惊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怎么得的?你平时注意卫生啊,没去纹身也没乱输血吧?”
岑安卉摇了摇头,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滴在茶杯里,溅起一小圈涟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医生说这病有潜伏期,也可能通过体液传播。我回想了很久,唯一可能……”
她顿住了,不敢看我。
“唯一可能什么?”我逼问道,手心全是汗。
“唯一可能是……裘善友。”她终于说出了这个名字,“上个月同学聚会,他也在。我喝多了,他去送我回家……路上我吐了,他帮我擦脸……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那个药盒,想起了他那句‘是同事小赵的’……”
后面的话她没说完,但我全懂了。
原来那个药盒不是小赵的,也不是裘善友随口遗忘的。那根本就是他自己的。他不仅瞒着我,还在送醉酒的岑安卉时没有丝毫防护。或者说,他根本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被传染。
我坐在那里,手脚冰凉。茶馆里的雨腥味变得浓烈刺鼻。我一直以为他在隐瞒病情是对我的不负责任,没想到,他的隐瞒还成了伤人的武器,扎进了我最好的朋友身体里。
我没有哭,也没有发疯。我只是看着岑安卉那张惨白的脸,突然觉得眼前这个叫裘善友的男人,陌生得像是从未见过。
六、药盒之后的余震
那天从茶馆出来,雨还在下。岑安卉说她准备离婚,也要我小心。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药店,透过玻璃窗,我看到货架上有那种熟悉的白色药盒。我走进去,买了一盒同样的药,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对比。
回到家,裘善友还没回来。我把他公文包拿出来,里里外外翻了一遍。这次,我没有找到药盒,但我找到了一张皱巴巴的收银小票,日期是三个月前——正是我发现药盒的那一天。小票上的商品名模糊不清,但金额和我刚买的这盒药一模一样。
原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有病。
原来,他所谓的“还给小赵”,只是为了掩盖他每天还在服药的事实。
原来,他看着我毫不知情地和他同床共枕时,心里想的什么,我永远不想知道了。
我把那张小票和刚买的新药盒放在一起,拍了张照片,设成了手机壁纸。不是为了报复,只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有些谎言,就像乙肝病毒一样,平时潜伏在体内毫无声息,一旦爆发,摧毁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你曾经坚信不疑的生活。
晚上裘善友回来了,一身酒气。他看到我坐在沙发上没睡,愣了一下,笑着说:“还没睡呢?等我啊?”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手机屏幕亮给他看。
在昏暗的客厅灯光下,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一点点凝固,最后变成了一片死灰。那一刻,我知道,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塌了,碎得连渣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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