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历史（3）——荆楚

楚人开濮

古代生活在武陵和五溪的民族，被称为“武陵蛮”和“五溪蛮”。 史书最早是以郡名尾加“蛮”来称呼各地的蛮族的。如“武陵蛮”、“长沙蛮”等。此外，也有用小地名称呼者，如“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等。“武陵五溪蛮”合称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

据本书为《马援传》载:“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此处的“武陵五溪蛮”，其意并非说武陵境内所有的蛮族都称五溪蛮，而是指武陵郡内沅水流域五溪地区的蛮族。因为当时在鄂西夷水流域有一“五水”名，故在“五溪”前冠以“武陵”以与“五水”相区别。《后汉书》中与“武陵五溪蛮，，相提并称，同样也属武陵郡内的蛮族名称还有“澧中蛮”、“溇中蛮”、“零阳蛮”等，“澧中”、“溇中”也是以水命名。
　　

唐宋以后，西南地区就很少再以“蛮地”称呼，代之以苗疆。远古时代，所使用的“苗”与今天的苗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把南方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泛称为“苗蛮”，或称为“苗”，“三苗”，“有苗”，“蛮”。至明清时期，人们仍然使用“苗”、“蛮”、“夷”这样的名词作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清嘉庆年间任贵州八寨理苗同知的陈浩曾著《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俗称《百苗图》)，其中的“苗”就包括了今天的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壮族、毛南族、仡佬族、彝族、土家族、白族和其他一些少数族群的成员。
　　

所谓“苗疆”，在历史文献中也是较为含混的地理概念，在不同的时期所指往往相去甚远。历史上“苗疆”曾经泛指西南三省(云、贵、川)、两湖、两广等省的各少数民族居住的的地区。这是广义的“苗疆”。到了清朝才有狭义“苗疆”的说法，“苗疆”慢慢特指两块较大的“生苗”聚集区 ：一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红苗”区，这也是明清以后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红苗”，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故又称“腊尔山苗”。一是在今贵州的黔东南地区。宋、元以后以雷公山脉为中心，逐渐形成一个以苗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域，黔东南这块所谓的“生苗”区，大致是东起黎平界，西至都匀、北达施秉、镇远界，南抵古州，处于清水江和都柳江之间，以雷公山为中心，南北较宽，东西稍窄的长方形地带。

　　五溪早期的迁徙者——荆蛮，好了，那些概念很枯燥，我们还是看看五溪早期的迁徙者吧。
　　高庙人在沅水流域打猎捕鱼，祭祀日月的约两、三千年后，五溪迎来了第一批迁徙者——荆蛮。商、周之际，在南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荆”)。
　　

关于“荆蛮”的来源，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九黎部落和其后的三苗部落有关，或者说他们是“三苗”部族的后代，也就是与今天的苗族有关。他们在黄河下游的征战中失利而迁徙南方。因为本书在后面关于苗族的蚩尤崇拜一节专门会提及这一问题，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荆蛮”势力的兴起，势力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大约是在商朝前期。早在成汤时，“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商朝统治者在攻占有洛，即今河南南部地区之后，曾乘胜南下征“荆蛮”。商朝的军队从河南进入湖北，深入到“荆蛮”腹地，打败了荆蛮”，俘获了大量人口，规定了“荆蛮”对商统治者定期朝觑和贡献的义务。大概自此以后，至商纣灭亡的二百多年间，“荆蛮”同商朝基本上一直维持了朝觑和贡献的关系。

由于商朝被推翻，在西周初期，“荆蛮”可能得到了一个发展的机会。至西周中期，“荆蛮”发展成周朝统治者南方的劲敌，周王朝视为隐患。故从昭王开始，周对荆蛮多次进行征伐，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周昭王征伐中死于南国，周穆王两次伐楚，直到周宣王“乃命方叔南伐蛮方”这次南征，宣王任命得力的大臣方叔为将，全国军队倾巢出动。可见这次征伐的规模之大，亦可见当时“荆蛮”威胁之大。经过这次南征，“荆蛮”又归服了周朝。

　　也就是在这时，公元前1000年左右开始，伴随着西周朝廷的不断征伐，荆蛮——这些被认为是苗族的先民大部分被迫离开江湖平原，向西南山区迁徙，进入武陵、五溪地区，即今湘西、黔东、川东南和鄂西一带。而到战国时吴起发武力“南并蛮、越”，占有洞庭、苍梧等蛮、越之地时，这种迁徙在不断加快。
　　

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巴蜀、夜郎以及荆州都有苗族先民活动。秦汉时，大部分苗族先民在武陵郡（今湘黔交界一带）、牂柯郡（大致今贵州一带）、越巂郡（今云南、四川交界一带）、巴郡（今重庆、四川部分区域）、南郡（今湖北部分区域）等地区定居，小部分继续迁徙到黔东南都柳江流域。

这些被迫逃进武陵山区和五溪地区的荆蛮，成为史籍上称为的“武陵蛮”、“五溪蛮”的一部分，这些经历，从朝廷的史籍上我们能看到真实的记载；而从苗族记录自己民族历史的史诗，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对那段迁徙历史的传唱。
　　

东部苗族的古歌，苗语中称为“都荆豆征那”，意思是“苗族从宽广的旱地平原迁徙到广阔的水田之乡的史诗”，也就是叙述苗族祖先蚩尤遗族从黄河平原迁徙到“洞庭彭蠡”之间水乡的史诗。
　　滇东北和黔西北苗族流传的《爷觉力唐歌》，叙述格蚩爷老的后人爷觉力唐被沙台觉地望(即汉人首领)打败，被迫抛弃大湖东边的田园和宽广的平原，来到高寒山区。

湖南西部的苗族古歌《鸺巴鸺玛》是一首叙述苗族先民迁徙的史诗，诗中对苗族先祖在蚩尤死后从黄河边上迁到湘西的历史作了详尽的叙唱。诗中说苗族祖先原来住在“灰一样”、“糠一样”的大江边（即黄河边），遭人欺侮被人驱赶，才辗转迁徙来到湖南洞庭湖边，后来在此也无法居住下去，只好继续向西迁徙，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的生活时，记下了先后在崇山（今张家界永定区）、泸溪峒（今泸溪、辰溪一带）建立了家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男的又来立家立业，女的又来积麻纺线”，“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炊烟绕过九十九岭，歌声响彻万里长天”。
　　

但是毕竟历史久远，这些传唱有多少是后人的加工我们已经无人知晓，描述也已经显得模糊。在他们的传唱中我们只知道，当他们还定居在“占楚占菩”（楚国江汉江淮流域）的年代，“繁衍如鱼如虾，收获堆积如山；人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坚；生活越来越好，树屋盖瓦砌砖；女的戴银戴金，男的穿绸穿缎；牛马满坡满岭，猪羊满栏满圈”。后来遭到恶鬼“枷嘎”“枷狞”的破坏，被迫离开富饶的平原，迁往“高戎霸凑”（武陵山区边缘地带），也就是五溪地区。

　　荆楚地区和沅水主干流（初入五溪的苗蛮主要聚居区）的一些商周遗址也验证了这段历史。
　　在西洞庭湖西岸，石门皂市遗址是商周时期三苗文化的典型遗址。炊器鼎、釜、两共存，鼎足多有扉棱，为中原商文化作风，皂市文化出土的锥形实足分档赢、大口缸、带扳禽、爵、大口尊与中原商文化所出同类器物基本相同。皂市文化中的大口缸为红陶，肩部饰附加堆纹，方格纹，附圆饼状小平底。皂市文化罐皆为小口长颈有肩，均为泥质红胎黑皮陶，用途为容器。皂市文化地处平原丘岗，以农耕经济为主，辅以一定比例的渔猎。

商周时期三苗文化在沅水及其支流有更多的分布，在溆浦、芷江、麻阳和沅水沿岸有数十处之多。这些遗址多见于河流主干流沿岸适合于农耕的平坝和台地。该地的陶系以夹砂红褐陶、红胎黑皮陶为主.极少纯正的灰陶.最常见的陶器是一种夹砂红陶大曰缸.还有花边圈足碗、束腰大圈足豆、竹节柄豆等.也出有一些夹砂褐陶釜、高颈罐等。1994年对沅陵董家坪遗址进行了发掘.除了以上常见的器物外.还出有少鬲、爵等商文化因素的典型器物。这说明该遗存文化而貌与皂市类型文化是非常接近的，明显源于古洞庭湖区的三苗

　　沅水流域的濮人和楚人“开濮”。沅水流域和武陵山区从高庙人以后的土著人的变迁序列并不那么清晰。也就是说，高庙人的后代怎么在五溪生活，我们并不太那么清楚。
　　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沅水流域曾经生活的人群我们只能从文化遗址中去梳理。
　　沅水及洞庭湖沿岸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中原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遗址，以岳阳铜鼓山文化为代表;第二类是受中原商周文化强烈影响的本地土著文化，以洞庭湖东岸的费家河文化与西岸的皂市文化为代表；第三类是几乎未受到中原商周文化影响而独立发展的土著文化，即是分布于湘西武陵山区腹地的朱家台文化。

这三类文化遗址对应代表着曾经生活在沅水流域的三类人：沅水下游的岳阳铜鼓山文化代表着进入沅水流域的汉人；皂市文化明显属三苗族群；朱家台文化是本地人的文化。
　　朱家台文化就是高庙人后代的文化，它不是后来迁徙进来的。朱家台文化遗址主要有桑植朱家台、永顺不二门、龙山苗市坝嘴三处，出土的陶器具有很大的共性，这些共性可概括为:夹砂褐陶，多圆底器而无三足器，以圆底罐(少量平底罐)为主要器物，罐类颈部的划纹水波纹极富个性，年代在商时期。

　　朱家台文化是高庙以后的一种土著文化，它与洞庭湖区的商周文化不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它的族属很可能就是文献上记载的濮人。濮也被称为百濮。濮人最早出现在中原文献中，是贡丹砂的“濮人”，《逸周书•王会解》有“成周之会，……濮人以丹砂”。我国朱砂的主要产地就在辰州，故又称为辰砂，汞矿的产地多集中在武陵和五溪（今湘西、黔东北和渝东山区）。所以，濮人向周王室进贡丹砂的记载，已经把濮人的地域铁定了。广义上的濮人地域很宽泛，但狭义上的濮族，濮族集团中心区，即《尚书》中的“濮人”，应在湘西丘陵和渝东山地，这才是濮人的真正故乡。

王鸣盛《尚书后案》说:“湖南辰州实古濮地。”有相当多的‘蛮夷.生活于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即以隋唐辰州为中心的今湘西和黔东北地区(秦汉以后称武陵五溪地区)。这都说明，辰州，即以现今沅陵县为中心的沅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早已是濮人居住的地方.
　　五溪当时就是一块很大的“濮地”。
　　春秋战国时代，楚国越长江、洞庭向南扩展，逐步实现对湖南的开拓。在诸侯争霸，逐鹿中原的条件下，各国对土地、人口、资源和财富的掠夺是获得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楚国在征服“汉阳诸姬”和拥有江淮广大地域的条件下。试图北上受到齐、晋等强国的阻击，楚国对位居其西南部的巴濮的征服和开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此“灭巴开濮”是楚国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所需。

　　据《史记》记载，早在西周夷王时，楚的领土就已直接同江南的“蛮夷”和“濮地”相邻了，楚同这些“蛮夷”开始直接发生了联系。楚国在开拓了枝江至武昌一线长江中游的“楚蛮之地”后，从蚡冒开始，楚对‘濮地”，即对洞庭西部黔中郡基本地域进行“开辟”。据记载，周平王之末，“秦、晋、齐、楚代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当然“启濮”并不一定就完全据有“濮地”。

但至少说明，楚的政治、军事势力已开始伸进湖南西北部，即后来楚黔中郡的基本地域。至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隋”，三十七年，熊通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

　　这就不仅是“开濮"，而且是“有之”。即距蛤冒数十年后，楚基本上完成了对黔中郡基本地域的“开辟”。至于楚黔中郡创设于何时，目前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明，但可以肯定的是，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左右，即春秋早、中期之交，楚国军事、政治势力已正式从郢都的“江南”和洞庭湖西部进入了湖南，据有了黔中郡的中心。
　　

楚平王时期(公元前528- 516年)，即距成王百年之后的春秋末期，楚国势力向南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一阶段，主要是沿沅水而上的五溪纳入黔中郡版籍.这就是《左传》所载，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伐濮”.楚国于春秋早期已‘开濮地而有之”，平王此时‘伐濮”，当然不会是原来的“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