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危急关头，乡谊联结志士，滇西北边疆觉醒由此悄然开启！

当全面抗战的炮火在中原大地持续蔓延，内地众多城市相继沦陷，遥远的滇西北丽江，似乎处在战火难以触及的后方。崇山峻岭构筑起天然的地理屏障，却无法隔绝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的时代焦虑。长久以来，大众提起丽江抗战历史，常常更多聚焦滇西反攻、驼峰航线、后方物资征调等具象的支援行动，却容易忽略一条至关重要的思想传播脉络。

1938 年在昆明成立的丽江旅省学会，以方国瑜、李群杰等丽江籍知识分子为核心，在乡谊纽带之上扛起抗日救亡宣传的旗帜，搭建起省城昆明与滇西北边疆之间的思想桥梁。在我看来，丽江旅省学会最大的历史价值，不在于轰轰烈烈的群众游行，而在于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思想摆渡：把全国性的抗战共识，系统性输送到多民族聚居、信息相对闭塞的滇西北山区，推动边疆各民族从被动知晓战事，转向主动参与全民抗战，这也是近代西南边疆知识分子爱国实践极具代表性的样本。

想要理解丽江旅省学会诞生的时代必然性，需要放回 1937 至 1938 年整个云南的历史环境之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内文教机构大规模向西南迁移，昆明一跃成为大后方重要的文化中心。大量高校师生、学者汇聚滇池之畔，各类救亡社团、进步报刊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与此同时，一大批丽江青年长期在昆明求学、供职，他们接受新式教育，熟悉现代报刊传播方式，既深切体会到省城高涨的抗日氛围，又牵挂家乡民众对时局的认知局限。

彼时的丽江，交通闭塞，信息流通缓慢，普通民众获取外界消息大多依靠马帮口口相传，对于战争规模、民族危机缺少完整认知，“亡国论” 等消极论调也随着零散消息悄然传播。很多边疆百姓尚且认为战事距离滇西北十分遥远，难以理解这场战争与自身命运的关联。

民国时期云南各地普遍存在 “旅省学会” 这类同乡社团，早期大多以联络乡情、互助求学、探讨地方建设为主要目标，带有浓厚的士绅联谊色彩。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时代危机重塑了这类同乡组织的使命，丽江旅省学会正是在这一转型浪潮中诞生。1938 年，旅居昆明的丽江籍人士正式组建丽江旅省学会，核心参与者囊括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后世大众熟知的史学家方国瑜是重要发起人。此时的方国瑜已经深耕西南史地研究多年，深知边疆稳定、民族团结对于抗战大后方的战略意义。

与此同时，中共云南地方组织重要领导人李群杰深度参与学会筹备与运营，和志坚、李寒谷、周光宇等一批丽江青年共同参与其中，首批入会成员达到六十余人。学会选址昆明开展活动，“旅省” 二字清晰点明组织属性，它并不是设立在丽江本地的团体，而是扎根省会、面向家乡开展工作的域外进步团体，这一空间布局，也决定了学会独特的宣传模式。

我认为，厘清方国瑜在学会之中的角色定位，是客观认识这段历史的关键，应当避免两种简单化叙事。一部分叙述容易将方国瑜简单定义为纯粹的学术参与者，弱化他在抗日宣传当中的主动性；还有部分通俗叙事过度放大单一人物作用，忽视学会多元主体协作的事实。史料清晰显示，方国瑜以学界声望为学会提供号召力，利用自身人脉联络昆明文教界资源，持续为学会刊物撰稿，从边疆治理、西南国防的视角论述持久抗战的必要性。

不同于纯粹时政评论者，方国瑜的文字自带边疆史地学者的视野，他不断提醒读者，西南边疆是抗战不可或缺的后方屏障，各民族团结是稳固后方的根基，边疆民众的觉醒，事关整个西南国防安全。这种立足于地域视角的论述，更容易获得丽江本土民众的理解与认同。而李群杰则承担着组织策划、舆论引领的核心工作，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路，确定学会宣传方向，调和团体内部不同思想倾向的成员，保证救亡宣传持续稳定开展。不同知识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丽江籍人士能够汇聚在同一个学会之内，本身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云南边疆落地的生动体现。

学会最重要的阵地，便是 1938 年 7 月创刊的《丽江旅省学会会刊》。在印刷条件有限、交通不便的年代，这份刊物成为连接昆明与丽江最重要的文字载体。会刊定期印刷之后，依托往返滇西北的马帮源源不断输送回丽江城乡，在学校、商铺、士绅群体之间传阅。刊物内容有着清晰的分工，既有剖析国内外战局的时政评论，驳斥动摇人心的亡国论调，阐释长期抗战的战略逻辑；也有面向家乡的乡土评论，讨论丽江地方发展、民生改良；同时持续刊登呼吁民众支援抗战的文章。

李群杰撰写的发刊词直接定下刊物基调，明确学会成员是 “文化运输队”，肩负向家乡传播抗战文化的责任。创刊号刊发《半年来时局演变概观》，系统梳理抗战形势，纠正民间碎片化、失真的战事传闻。李寒谷等作者撰写面向普通民众的通俗文章，用边疆百姓能够读懂的语言号召募捐、支持前线。方国瑜则结合西南边疆局势，撰文警示边疆危机，呼吁各族民众摒弃隔阂，共赴国难。

除创办刊物之外，学会开展多维度的抗日动员工作。学会组织会员开展募捐活动，筹集资金支援前线将士；在昆明聚魁楼举办集会，欢送奔赴前线的丽江籍官兵，以仪式化的方式营造参军报国的氛围。会员持续通过书信、返乡探亲等渠道，把省城的抗日思潮带回丽江，与丽江本土进步青年形成呼应。

后续丽江本地陆续诞生大众壁报、抗日话剧团、学生歌咏队等宣传载体，这条本土抗日宣传链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丽江旅省学会思想传播的推动。学会搭建起一条自上而下又双向流动的通道：向外，凝聚在昆丽江青年形成爱国合力；向内，持续向滇西北输入系统化的抗战思想，打破山区信息壁垒。

站在边疆救亡运动的视角审视，丽江旅省学会的实践，有着区别于城市学生救亡运动的独特性。内地城市的抗日宣传，面对的是信息流通相对顺畅、市民群体集中的受众；而滇西北属于多民族杂居区域，纳西、汉、白、藏等各族民众生活方式、认知习惯存在差异，单纯照搬内地宣传话术很难奏效。

学会成员大多生长于丽江，熟悉本土社会结构、乡土民情，他们的宣传内容兼顾家国大义与地方现实，没有空洞的说教。在我看来，这正是丽江旅省学会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实现了抗战话语的 “在地化转化”，把宏大的民族救亡叙事，转化为边疆民众能够共情、能够理解的身边事，让保家卫国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和每一个丽江人息息相关的责任。

同时我们也需要秉持严谨史观，客观看待学会存在的局限，拒绝过度美化的叙事。受经费、交通、人员流动条件制约，《丽江旅省学会会刊》难以长期稳定持续出版，传播范围局限于城镇识字群体，很难深入偏远乡村。学会核心成员以知识分子为主，和底层普通民众直接联络的渠道相对有限，宣传受众存在明显圈层性。

作为依托同乡纽带建立的民间团体，学会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所有活动依靠会员自筹资金，长期面临物资短缺的困境。而且随着战争持续推进，部分会员因求学、工作、参军陆续离开昆明，团体人员流动性较大，长期稳定开展活动受到不小冲击。这些局限，是当时所有后方民间进步社团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放在时代条件下审视，更能体会这群知识分子坚持宣传工作的艰难。

长久以来，关于抗日战争的叙事，长期偏向正面战场的军事交锋，后方边疆地区的思想动员历史常常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大量边疆救亡团体的事迹散见于地方史志，缺少足够广泛的传播，丽江旅省学会的历史遭遇同样如此。很多人知晓方国瑜在西南史学领域的卓越成就，读过他留下的诸多史地著作，却很少了解他在 1938 年参与组织抗日宣传的这段经历。

人们熟知丽江在滇西抗战中物资输送、修建机场、兵员征调的贡献，却常常忽略，所有物资支援、民众参战的基础，是持续不断的思想唤醒。如果没有广泛的宣传动员，边疆民众很难自发形成持续支援抗战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丽江旅省学会为起点形成的滇西北抗日宣传网络，是丽江能够持续为抗战输出人力、物资重要思想前提。

方国瑜一生治学始终坚持 “立足西南、经世致用”，学术研究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书斋之学。参与丽江旅省学会抗日宣传，是他经世思想重要的实践阶段。抗战后期，方国瑜持续关注滇西战局，战后实地走访滇西各个战场遗址，走访亲历者，整理史料，完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为滇西抗战保存一手史料。

这条线索可以清晰串联起来：1938 年参与学会开展抗日宣传，让他真切意识到西南边疆在抗战全局中的战略分量，也促使他后来主动投身滇西抗战史料搜集工作。学会这段经历，构成方国瑜人生脉络之中不可割裂的一环，不能简单作为独立的插曲看待。

放大视野来看，丽江旅省学会也是抗战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投身救亡图存的典型案例。近代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先进分子不断走出大山，接受新式教育，在民族危机到来之时，主动承担起沟通边疆与中心的使命。他们兼具双重身份，既熟悉边疆民族社会，能够理解本土民众的思想诉求，又接受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认同全民抗战的时代目标。

在中华民族面临共同外敌的历史节点，这类知识分子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凝聚后方力量重要纽带。丽江旅省学会的实践印证一个历史结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共同参与的民族解放战争，西南边疆各民族从来不是抗战的旁观者，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奉献者。

回望八十多年前那段历史，一群身在昆明的丽江游子，依托同乡社团，以刊物为载体，跨越连绵群山传递救国之声。没有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他们依靠笔墨、书信与马帮，耐心消解闭塞环境里的迷茫与消极，播撒团结抗日的火种。

在我看来，读懂丽江旅省学会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跳出单一的军事视角理解全面抗战。战争不仅仅发生在前线战壕，后方持续的思想动员、文化宣传、民族凝聚，同样是赢得胜利不可或缺的战线。地处偏远的滇西北能够融入全国抗战洪流，正是无数类似丽江旅省学会这样的民间进步团体，一点一滴推动的结果。

今天的丽江，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世人更多沉醉于古城风光、纳西传统文化。但我们应当记得，这片土地不只有山水人文，更有厚重的红色救亡记忆。1938 年丽江旅省学会开启的抗日宣传事业，留下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

它提醒后人，无论身处祖国疆域的哪一个角落，当民族遭遇危难，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边疆知识分子心怀家国、扎根乡土、联结内外的爱国选择，时至今日依旧具备深刻的借鉴意义。发掘、传播这类被时光淡去的边疆抗战史实，还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在救亡运动当中的贡献，也能够让完整的云南抗战图景变得更加丰满、立体，让伟大抗战精神拥有更加多元、丰富的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