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仪馆守夜人月薪1万5，我干了3天，工资没要就连夜跑了

招聘启事贴在城中村电线杆上，打印纸被雨水泡得皱巴巴的，但"月薪一万五"五个字清清楚楚。

我站在电线杆前看了十分钟，确认不是骗局，撕下联系电话时手都在发抖。一万五，我在电子厂流水线上一个月干满三十天，到手八百七。一万五够我干一年半。

电话打通后对方让我第二天直接去上班，地址在城北青山殡仪馆，找刘主任。我问什么条件，对方说："胆大就行。"

我胆大吗？夜里走坟地倒是不怕，但那是活人的胆。死人什么滋味，我没试过。

青山殡仪馆在城北荒坡上，周围二里地没有人家，只有一条水泥路通到大门。白天看着灰扑扑的几栋楼，跟普通厂房差不多，但空气里总有股淡淡的铁锈混着檀香的味道，说不清是福尔马林还是别的什么。

刘主任四十多岁，脸白得不像活人，说话时眼珠子不转地盯着你，像玻璃弹珠。"夜班工作简单，"他带我在馆里转了一圈，"六点关门后你负责守夜，巡回检查，别让野猫野狗进来，也别让闲人翻墙。"他顿了顿，声音低了半度，"最重要一条——冷藏间和告别厅的门，晚上千万别开。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开。"

"为什么？"

他没回答，只是递给我一串钥匙和一把手电筒："你的值班室在走廊尽头，里面有床有电视，煤炉子自己生火。工资按月结，干满三天试用期，想走随时走，干不满没工钱。"

我点头接过钥匙。钥匙串上一共五把，最大那把黄铜色的，挂着个塑料牌，上面写着"03"。

第一天晚上我六点接班，白班的老师傅老孙提着饭盒往外走，经过我身边时停了一下："小伙子头一回干这个？"

"嗯。"

老孙叹了口气，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只拍了拍我肩膀："记住刘主任的话，听到啥都别开门。尤其是后半夜，三点到四点那阵子，别去西边走廊。"

西边走廊通往冷藏间和告别厅。

我攥着手电筒目送他走远，铁门在身后"哐当"关上，落了锁。殡仪馆里一下子就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走廊顶灯是那种老式白炽灯，隔三差五亮一盏，亮着的也瓦数低，照不亮拐角，灯与灯之间的阴影里黑黢黢一片。

值班室在走廊最东头，一张钢丝床、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一个铁皮煤炉子。电视只能收两个台，雪花比画面多。我生了炉子，烧了壶水泡了碗方便面，坐在床边就着电视机的雪花声吃完。窗外天彻底黑了，殡仪馆前后的荒坡上连鬼火都没有，黑得纯粹。

八点我拎着手电筒开始巡回。东边是办公区和家属休息室，门窗都锁着，走廊空荡荡的，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墙壁之间来回撞。走到走廊中段往西拐的分岔口，手电光打过去，西边走廊比东边更窄更暗，尽头那扇铁门泛着幽冷的青光，门缝里渗出一丝若有若无的凉气。

"03"——那扇门上的牌子跟我钥匙串上那把对应。

我看了几秒，赶紧掉头往回走。身后安安静静的，什么声音都没有。可走到值班室门口时，我忽然听见背后极远处传来"咔嗒"一声，像锁舌弹回锁槽里的声响。我猛地回头，走廊空无一人，顶灯在阴影交界处忽闪了一下。

可能是热胀冷缩。殡仪馆的金属构件多，晚上降温，热胀冷缩常有的事。

我这么安慰自己，把值班室的门关上了。

第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白天我睡到中午，起来去馆里食堂吃饭。食堂不大，只有四五个师傅和两个前台姑娘围桌吃饭，我端着搪瓷碗坐到角落，他们都抬头看我，目光里有点探究的意思。

"新来的？"一个胖师傅嚼着馒头含糊地问。

"嗯，夜班。"

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没再说话。我低头扒饭，耳朵里听见他们压低声音嘀嘀咕咕，听不清说什么，只隐约听见"西边""别开门"几个字。

下午没事，我在馆里转了转。告别厅白天有家属来办丧事，哀乐低低地响着，花圈上的纸花在空调风里微微颤动，空气里檀香和鲜花的气味混在一起，倒没那么难闻。几个穿黑衣的家属坐在塑料椅上抹眼泪，我不好多看，转身走了。

老孙在走廊里拖地，看见我招手让我过去。"晚上一个人怕不怕？"

"还行。"

"你小子胆子是挺大。"老孙把拖把杵在水桶里，拧了拧，"刘主任招了仨，前面俩都跑了，第一个干了一宿，第二个干了两宿，你是第三个。"

"为啥跑？"

老孙不说话了，低头拖地，拖把过处水泥地面洇出一道深色水痕，很快就干了。"晚上甭往西边去，"他头也不抬，"听到啥都别管。"

"听到啥？"

拖把停了一秒，又继续动起来。"三点到四点，西边走廊有时候会……有动静。以前有守夜的不信邪，开门看了，第二天就辞职了。问他看见了啥，打死不说。"

我第二天晚上的班从六点到十二点，然后回值班室睡觉。前半夜风平浪静，我在走廊里来回走了两趟，连只老鼠都没见着。十二点钻进被窝，煤炉子烧得旺，屋里暖烘烘的，我很快就迷糊过去了。

被弄醒的时候我手表上显示三点零七分。

起初是一种极细微的声响，像指甲刮过铁皮，又像干枯的树叶被风拖着在地上走。声音从西边传来，隔着几道墙和走廊，模模糊糊的，但在这死寂的夜里格外清晰。我坐起来，竖着耳朵听。

那声音停了。

过了大概十秒，又响起来，这回更清楚了些——是摩擦声，塑料或橡胶之类的东西在水泥地上拖动的声响，一蹭一蹭的，节奏很慢，大约每两秒一次。

我在被窝里僵坐着，后背贴着墙，煤炉子里的火灭了，屋里开始凉下来。手表指针一点点走，三点十五，三点二十，三点二十五。那声音一直在持续，从西边走廊的方向，一蹭一蹭地往这边挪。

越来越近。

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走到门边把耳朵贴上去。铁皮门冰凉，贴上去的那边脸冻得发木。门板另一边，走廊里那声音已经近了很多，我能分辨出它大概在距离门口不到十米的位置，摩擦地面的材质像什么……像尼龙布，或者塑料雨衣。

我屏住呼吸。

声音停住了。

就在门口。

我贴在门板上，听见门那边有什么东西在喘气——不，那不是喘气，是气流通过某种狭窄缝隙时发出的嘶嘶声，像漏气的皮球，又像有人含着满口水在喉咙里呜咽。

值班室的门从里面锁上了，黄铜门闩插着，纹丝不动。但我手心里全是汗，握着门闩的手指关节泛白。

外面的声音又动起来，这回是往西边退，一蹭一蹭的，越来越远。足足过了五分钟，声响彻底消失在走廊尽头，然后是"咔嗒"一声——铁门关上的声音。

我靠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后背全是冷汗，秋衣贴在脊梁骨上，冰凉冰凉的。

那天晚上我没再睡着。

第三天我决定辞职。但转念一想，干满三天才有工资，已经熬了两宿了，再撑一宿，一万五就到手了。一万五啊，我妈在老家种一年地都挣不到这个数。我咬咬牙，跟自己说最后一夜，天塌下来都不开门。

第三天晚上六点接班时，老孙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从兜里摸出一个纸包塞给我："平安符，我媳妇在庙里求的。你揣着。"

我接过来揣进裤兜，纸包里的朱砂硌着大腿，有点安心。

前半夜依旧风平浪静。我熬到十二点没敢睡，坐在床边把煤炉子捅得旺旺的，电视开着，雪花哗哗响。一点，一点半，两点，我眼皮开始打架。

三点零几分，我又被弄醒了。这回声音来得比前两夜都快，几乎是我刚惊醒的瞬间，那指甲刮铁皮的声响已经出现在走廊那头，而且这次不止一个——是两个，一大一小，大的拖在地上"刺啦刺啦"，小的跟着"嗒嗒嗒嗒"，像什么东西在跳着走。

我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后背撞上煤炉子，把炉盖撞掉了，"哐啷"一声在屋里格外响。

外面的声音骤然停住。

然后——门被拍了一下。

"啪！"一声，不重，但铁皮门整个震了一下，门闩在槽里晃出"铛"的余响。我退到墙角，盯着那扇门，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紧接着第二下，第三下，第四下——中间夹杂着指甲挠门的"刺啦刺啦"，还有那个嘶嘶的气流声，越来越急促，越来越近，仿佛正拼命往门缝里挤。

我攥住裤兜里的平安符，另一只手摸到了桌上的钥匙串，那把小一点的铁门钥匙硌着掌心。老孙说甭开门，刘主任说甭开门，可门外那个东西明明能拍门能挠门，它只是进不来——如果它只是在门外呢？如果是个人呢？

"谁？！"我哑着嗓子喊了一声。

门外的拍打声停了两秒，然后一个声音从门缝里透进来。那声音……像老太太，很苍老很沙哑，含含糊糊地念着什么，我凑近门板仔细听——

"……冷……"

她含混地重复，"……开门……冷……"

我手一抖，钥匙串掉在地上。门外大概是听见了响声，拍门声骤然剧烈起来，铁皮门被拍得"砰砰"直响，门闩在剧烈的震动下一点点往外滑。我扑过去用手死死摁住门闩，整个人抵在门板上，门那边的力道大得吓人，每拍一下我的五脏六腑都跟着震一下。

"冷……开门……冷……"

我闭上眼，脑子里全是老孙和刘主任的脸，他们交叠着出现，嘴巴一张一合重复同一句话——"甭开门""甭开门""甭开门"——

门外忽然安静了。

拍门声停了，挠门声停了，连嘶嘶的气流声都消失了。我趴在门板上喘气，耳朵贴着铁皮，外面死一般的寂静。过了大约十秒，我听见一个脚步声——人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噔噔"地响，从西边走廊那头走过来，不急不慢，稳稳当当。

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跟同事打招呼："又闹了？别理它，一会就好了。"

我浑身汗毛倒竖。

值班室只有我一个人。

我没敢应声。那脚步声在门口停了停，似乎在等我的回答，等了几秒没动静，便又"噔噔噔"地往西走回去了。我听见远处铁门"咔嗒"一声关上，然后是锁舌转动"咔啦"的脆响，像有人用钥匙从外面锁住了那扇门。

之后什么都没了。

我在值班室里坐到天亮，眼睛盯着那扇门，一秒钟都没合。煤炉子早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我裹着被子缩在墙角，钥匙串攥在手里，那把"03"门钥匙硌得掌心发青。

早上六点，老孙来接班，推开值班室门看见我的样子，吓了一跳。"你咋了？脸色煞白。"

我把钥匙串放在桌上，手指抖得套不进钥匙环。"不干了。"

老孙沉默了一会儿，没问为什么。他看了看那扇铁皮门，门上完好无损，连个指甲印都没有。"工钱我去跟刘主任说，干了三天，该给。"

"不用了。"我从墙角站起来，腿是麻的，扶着床沿站了好一会儿才能走，"工钱我不要，我现在就走。"

老孙追到门口："那你去哪儿？"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走廊尽头的白炽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水泥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西边走廊安安静静，铁门关着，"03"号牌在晨光里反着幽幽的青光。

我没回答老孙的话，走出殡仪馆大门时太阳刚升起来，荒坡上的草挂着露水，空气里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我使劲吸了一口，肺里那股檀香混铁锈的味道终于被冲淡了些。

水泥路走到头就是大马路，我拦了辆早班公交，上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值班室那双拖鞋。脚趾头冻得发紫，十个指甲盖底下泛着青。

公交车晃晃悠悠往市区开，我靠着车窗闭上眼。三天没怎么睡，脑袋里嗡嗡的，可一闭眼全是那扇铁皮门和"咔嗒咔嗒"的锁舌声。

我在中途下了车，找了个公用电话亭，拨了我妈村里的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有人接，是我妈，声音还带着睡意："谁啊？一大早的。"

"妈，是我。"

"小东？你咋了？声音咋这样？"

我握着话筒站在电话亭里，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雾，外面街上的早点摊已经开始冒热气了，油条在锅里滋啦啦响，白面馒头蒸腾起白茫茫的水汽。

"没事，"我说，"就是告诉你一声，我换个工作，之前的活儿不干了。"

"啥活儿啊？"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那团堵了两天的东西终于松动了。"没啥，就……一个守夜的工作。工资挺高，但干不了。"

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干不了就不干，回来吧，妈给你擀面条。"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在电话亭里站了好一会儿。街上的车渐渐多起来，自行车的铃铛声、公交车的刹车声、早点摊老板娘招呼客人的吆喝声，乱七八糟地钻进耳朵，全是活人的动静。

我攥着兜里那个平安符——老孙媳妇在庙里求的，朱砂把纸包染得红扑扑的。我把它放回兜里，推开电话亭的门走进去。

太阳暖融融地晒在后背上，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拖鞋，鞋底沾着殡仪馆门口的黄土。我蹲下去把鞋底在马路牙子上磕了磕，黄土地簌簌落下，被晨风一吹就散了。

站起来的时候，手机在裤兜里震了一下。我掏出来看，是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是本地的。

我盯着屏幕看了五秒，没接。

手机一直在震，自动挂断后又打过来，第三次的时候我接了。

电话那头是刘主任的声音，还是那种不急不慢的语气："小陈吧？你钥匙没交，什么时候回来还一下。"

我攥着手机站在马路牙子上，早高峰的车流从面前呼啸而过，一辆大卡车按着喇叭"嘀——"地一声，震得我耳膜发麻。

"钥匙我寄给你。"我说完，挂断，把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然后我拦了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去火车站。"

车开起来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城北的方向，青山殡仪馆那几栋灰扑扑的楼远远的，快要看不清了。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在那片荒坡上，草和树都绿着，安安静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从兜里摸出那串钥匙，铁环上五把钥匙叮叮当当撞在一起。"03"号那把黄铜色的最大，在太阳底下泛着光，崭新崭新的。

我把它攥在手心，没扔。

留着吧。

留着提醒自己，有些门，开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