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专访郑永年：世界那么乱，为何这里是“绿洲”？

编者按· 2026.07.27

当前，世界动荡加剧，亚太地区却展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与活力。随着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度来到中国，深圳成为观察亚太如何稳定预期、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这里能否在竞争中寻求包容、在合作中扩大共赢，不仅关系区域繁荣，更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

南风窗记者就此与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一次专访。访谈将亚太之“稳”置于中国发展转型与中美战略互动的双重维度中加以审视。中国正从融入全球化走向以高水平开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一“开源”姿态既源于完整的产业体系支撑，也体现了尊重各国国情、多元发展路径的治理理念。中美经济深度互补，区域机制彼此交叉，所谓“脱钩”难以遮蔽全球化正在重塑的深层现实。

面对“内卷”与“外压”的双重挑战，中国如何以改革释放新质生产力、拓展企业赛道，同时守住制造业底盘、培育消费新空间？亚太能否继续成为乱局中的“绿洲”，关键在于开放能否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能力。

中国与亚太之变

南风窗：

上一次中国主办APEC峰会是在2014年，这10多年来亚太经贸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你认为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永年：

2014年的APEC北京峰会是在中共十八大之后，这是个重要背景。亚太经贸形势的变化，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来看。那时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变化已成为推动国际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经济体量小，对外部影响就不会大。

十八大后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主动把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降到7%左右，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经济。因为数量型是不可持续的，面临能源消耗、劳动力成本、环境因素等多方面制约，所以经济发展转向质量型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调整对外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以前10%的增长降到7%，那多出来的三个百分点的产能往何处去就非常重要。这也是提出“一带一路”的背景，因为中国的产能刚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需要的，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还没发展起来，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十八大以后中国国内改革也全面深化，从全方位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新质生产力。这些变化都对外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些变化，那么国际的变化就好理解了。比如，东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与“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投资和贸易有关。

2017年9月，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前身——渝黔桂新“南向通道”班列在重庆首发，标志着中国西部省区市与东盟国家合作打造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正式开通（图源：新华社）

1980年代以后亚太就开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而2014年APEC北京峰会时，中美两国已经占据经济主体地位并一直持续至今。所以目前亚太主要就是看中美，因为是这两个国家在主导区域经济发展。APEC是个大国外交的舞台，如果中美关系稳定，不仅亚太稳定，整个世界都会稳定。

南风窗：

2014年APEC北京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次APEC深圳峰会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从中可以看出某种延续性，比如都强调开放、合作。现在强调“开源”，有何深意？

郑永年：

中国政策的变化是基于自身的能力。中国通过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起初的重点是引进外资、对外开放，那时提“伙伴关系”意在促进贸易。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越来越大，与亚太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自身的能力提升也很快，所以现在提建设“共同体”。

“开源”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做的。美国在二战以后是一个“开源”国家，为世界做了很大贡献，但别忘了美国建国后搞的是重商主义。它把民族工业做起来，有了能力之后才“开源”。一个落后的国家搞“开源”，是发展不起来的。

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但没有像美国、英国那样放弃基于中低端技术的制造业，而是从中低端到高端全产业链布局。这使中国有能力搞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单边开放。这些都是“开源”，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

一方面，“开源”需要有能力消化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冲击。开放肯定是要付出成本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后，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就是典型的案例。有美国媒体文章甚至说应该感谢中国，因为中国扮演了国际能源稳定器的角色。

3月初，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图源：新华社）

另一方面，“开源”需要有能力走出去，塑造世界经济。中国的开源与美国（西方）是不一样的，不涉及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源代码”是开放的，哪个国家想用，可以根据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的需要修改。中国的改革也没有照抄照搬，真正成功的地方是向先进大国学习，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身需要做修改。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把梯子伸出去”。西方自己发展起来了，就想垄断发展，自己爬上来了，然后把梯子抽掉了。西方提出各种附加条件，就是“必须按我的意思做”，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就是典型。但中国自己从来没提过“北京共识”，都是某些西方人在炒作这个话题。

“脱钩”很难

南风窗：

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如果以APEC成员为对象，截至目前欧盟在亚太签署的自贸协定涵盖对象有10个（其中6个是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后签署），中国是15个，美国是6个。你如何看待中美欧在亚太地区的这种FTA竞争？

郑永年：

经济上这些“集团”的形成，有主观愿望上的一面，但客观上也存在相互交叉的现实。正如会议上有位学者所说，各种“集团”的“overlap”（重叠）非常明显。我个人觉得这是好事，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反而会让亚太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中心。欧盟、美国都关注亚太，我们也应该从正向的层面来看待。至于中美欧发挥什么作用，那不仅仅取决于主观愿望，最终还是看各自的能力。

在能力方面，欧洲的状况是最不妙的，尤其是在创新能力上。如果欧洲还是守着传统的贸易优势，不进行改革，前景会很麻烦，比如在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领域。欧盟现在过度关注价值观、意识形态、监管等，这与欧盟内部主权国家的诉求不一致。为何欧洲右派崛起，重要原因就是要发展经济。把目光投向亚太对欧洲是有利的，进入亚太也是在与中美建立连接。在“de facto G2”（事实上的中美两强）的格局下，不与中美“挂钩”，欧洲可能就会被边缘化。

至于中美之间，有竞争的领域，但更多的是互补。美国强硬派当然想把中美关系推向美苏关系那样的状态，但这些人已经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特朗普第一任期搞“脱钩”，拜登政府也想推动，但去年中美贸易还有5500多亿美元，如果算上间接贸易那会更多。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性，决定了“脱钩”很难实现。

美国拉斯维加斯国际日用品和礼品交易会上，批发商与客户洽谈业务。美国商家认为，对华“脱钩”损害各方利益（图源：新华社）

南风窗：

奥巴马政府时期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演变成了不包括美国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继续运行，拜登政府时期力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几乎已悄无声息。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在印太（亚太）的战略重心放在经济竞争，如何看待这些年美国亚太经贸战略的变与不变？

郑永年：

美国其中一个目标当然是制衡中国。另一个就是想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APEC是中美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特朗普感觉可以在这个平台跟中国平起平坐，他本人就念念不忘在中国获得了尊重。虽然美国有霸道的一面，但确实有美国人因为国家出了很多问题而信心不足，美国这种变化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美国退出TPP是必然的。因为对于那些盟友和伙伴来说，TPP最大的价值就是美国开放市场，但美国做不到。也就是说，美国没法再提供那样的“公共产品”。所以在特朗普看来，美国没那个能力，却还要打肿脸充胖子。

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牵头弄了CPTPP。需要明白的是，现在任何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如果没有中国或美国的参与，就谈不上有影响力，更别提全球影响力。如果中美两国都没有，那更不会成气候。TPP起初是新加坡、文莱等几个小经济体发起的，后来美国加入了才受到外界关注。

所以我一直说现在的世界是“de facto G2”（“事实上的G2”），尤其是经济上的两个超级大国。其他经济体，无论是日本、印度，还是超国家集团欧盟，都还有距离。日本和澳大利亚出于政治考虑，可能不会让中国加入CPTPP，现在有人担心他们是否会将其打造成“中等强国”的平台。我觉得这是多虑了。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期重新强调了“Middle Power”（中等强国）的概念，欧洲当然也想既不依赖美国，也不依赖中国。但愿望与能力之间要匹配，要兼容。他们越想独立，实际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美国，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因为在这个领域，能力高度集中在中美两国。

中美“重塑竞争”

南风窗：

如今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与区域化蓬勃发展同时并存。但区域化活跃的亚太面临着美国的各种“切割”操作，比如科技、供应链、矿产等各种联盟。这种局面对亚太经贸合作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

经济区域化在亚太是非常明显的，但其“边界”依然是很模糊的。亚太经济并不只是亚太国家的经济，欧盟、中东等域外经济体都对亚太感兴趣。从历史来看，哪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注意力就会转向哪里，形成“有边”又“无界”的局面。

所以亚太经济可以有两个视角，一是“亚太人”的经济，另一个是“世界人”的亚太。两者是互相渗透的。会议上有学者就提到，亚太内部的终端消费不足，区域内国家经济几乎都与外部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所以，亚太不只是“亚太人”的亚太，也是世界的亚太。

关于逆全球化，需要有“细分”的视角。具体来说，要分清是在哪些领域逆全球化，现在来看就是传统的货物贸易。因为美国想推动“再工业化”，在某些领域减少对外部的高度依赖、去风险。但在非货物贸易领域，全球化是发展得非常快的。比如，美国的人工智能流向全球，就是全球化。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针对的只是货物贸易，美国服务业的全球化从未停止过。

所以我们也应该看到，美国的“切割”也是在重塑全球化，在某些领域补短板（比如“去工业化”），在其有优势的领域却在大力推动全球化。中国的逻辑与美国有相似性，“一带一路”就是在有优势（产能）的领域推动全球化，人工智能“出海”也是全球化。全球化是由资本推动的，资本会流向有利润的地方，这是任何政治都阻挡不了的。仅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全球化，就看不到全球化的真实图景。

南风窗：

这次会议上有学者分析了“内卷”。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如今面临的形势可以说是“内卷”与“外压”同时并存，这种局面应该如何破？

郑永年：

我认为还是要靠创新、靠体制改革。有学者认为“内卷”是因为增量经济不多了，所以只能争抢存量。这是事实，但也需要看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我多次提到过，中国的增量经济还是有很大空间的，但因为缺乏相关的体制改革而没有释放出来，导致企业的赛道无法拓宽。比如最近几年的“低空经济”，放开后大量企业一哄而上，形成了拥堵。所以，做增量经济也需要增加企业的赛道。

哈尔滨举办的第三十四届哈洽会上，工作人员在讲解“AI+低空经济”内容（图源：新华社）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技术积累，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新质生产力和原始创新。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越来越多的领域，虽然某些方面还与美国有差距，但已经处于第一梯队。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要素”（比如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还在流向美国，所以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把这些领域的生产力释放出来。

让新质生产力落地，就能增加企业赛道，同时让更多的人跻身中产阶层，进而促进消费社会的形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偏小（大约只有30%），而以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来看，这个比例跨过50%才能形成可持续的消费。此外，在企业“出海”的过程中，不要放弃中低端制造业。传统产业是不能丢的“底盘”，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有14亿人口这个现实。

除了生产性的方面，生活性、服务业领域的着力空间也很大。城市由“城”和“市”两部分组成，中国用了二十多年“造城”，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效果非常好，现在同样也需要花时间来“造市”。“造市”就是在推动消费和发展，这方面有大量的空间可以释放出来。因为消费是需要消费场景的，营造消费场景就需要“造市”，这方面像广州、长沙等城市就做得比较好。

*本文原载于《南风窗》。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伍子尧

排版｜许梓烽

初审｜覃筱靖

终审｜冯箫凝